丁丽君+游记+旅行就是生活在别处，从一种焦虑到一种焦虑-读《鱼翅与花椒》
初读《鱼翅与花椒》，我震撼于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美食与其背后文化的理解要远远超过一个如我一样的本国人，不禁心生敬畏之情，但是这种敬畏是带着一点疏离的。然而在复读这本书时，我却看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怀着初入异国的忐忑与恐惧，不断地放开自己，融入当地的文化，尝到了探索的快乐与新鲜的刺激，也遇到了文化冲击、内心的道德谴责、漂泊异乡的厌倦与乡愁，这让与书中的她几乎同龄的我倍感亲切，彼时她未解的人生难题也是我的问题，她的焦虑我也在经历，食物是缘起也是归宿，食物本身没有价值，是人的价值赋予它意义，它可以治愈人心，也可以导向贪婪与纵欲，最终行使这项权力的是人。
本书打开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把它当做不同文化碰撞下重新理解本民族文化的发掘之旅，也可以当做美食指南和菜谱，而我把它当做一本生而为人，生活在他处，有些问题解决了，然有些焦虑总是存在的共鸣之书。
1992年，作者扶霞·邓洛普原本只是出于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学术热情，只身前往中国学习，在一次造访西藏的旅途中，途径四川成都，两道陌生的异国菜（凉拌鸡和豆瓣鱼)点燃了这位她的热情。后来，她以研究为名申请留学奖学金来到成都，心里想的却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和花椒的香味”。
本书前半部分节奏明快而欢乐，跟随作者的脚步我们能够感受到成都市井生活的热气腾腾与滚烫热辣，那煎的金黄、油脆脆的军屯锅盔、裹着酱油、红油、芝麻酱、花椒的海鲜担担面等成都美食让人隔着书也难掩口水。作者起初来到成都是拘谨的、迷茫的，然而成都的“温暖和慵懒”最终融化了“英国式的刻板僵硬”，作者渐渐放松了下来。异域环境也更让她找到了自己，作者提到自己在英国时“一直以来都像牵线木偶一样，被各种学术和职业的标准控制着”，来到成都的后期，她逐渐出入于各式餐馆后厨，甚至报了专业的厨艺课程，她感到“我就是一个厨子，只有在厨房里切菜、揉面或者给汤调味，我才能感受到完整的自我”。当人在自己的原文化环境生活时，可能面对的更多的是熟人社会体系，因此更倾向于按照社会主流价值去生活，而当人来到区别于原文化的“他文化”时，会更容易去打破原有的社会规范，按照符合内心意愿的方式去生活，这也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然而作者在成都的快乐与充实并不能让她的中国之旅获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当她涉足中国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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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甘肃农村时，她感到“所有的耐心都耗光了”、“心烦意乱”，作者提到了农村缺乏个人隐私的生活：几个女人住在一起，她的饮食起居都被围观；中国式催婚也让她不堪重负：不断有人提醒她，要是不赶快结婚生子，这一辈子就白过了……这是90年代的中国，然而到了21世纪，我国女性也仍然在不断遭受着各种形式的年龄歧视、催婚，对于一个外国女性旅者尚不能接受，可见长期生活其中的女性面对的依然是相对压抑的传统社会环境。作为读者的我羡慕作者能够随时从这种环境中抽离，回到原有的文化中呼吸，而身在其中的人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窒息。
本书的后半段基调开始变得沉重，作者从成都去到湖南、福建，那时非典型肺炎开始肆虐，作者看到了当时中国式的饕餮带来的危害，人们肆无忌惮地沉浸在山珍海味的享受中，大肆捕获珍稀的野生动物，而在作者以专业美食作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地满足口腹之欲时，她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强烈的道德谴责。本书书名的“鱼翅”正是暗喻了不加节制的穷奢极欲对生态带来的危害：渔民残忍捕获鱼翅，威胁到鲨鱼的生存。难能可贵地是作者没有一味指责这种现象，也看到了西方人对于生态资源的破坏：“按照人均标准，美国依然是造成全球气候大变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总体上的自然资源的罪魁祸首”。
旅行接近尾声，作者已然感到“厌倦了这无休止的宴饮，还厌倦了在外漂泊、厌倦了中国”，当时的中国爆发着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人们对于科技和进步抱着积极的态度，人们热衷于拆除旧事物，建设新中国，那些她热爱的老成都消失不见，她在单纯的口腹之欲中再难感到快乐，作为半个“中国人”，她看到了不同于她的文化的弊端，感到内心的向往逐渐减少。这时，她又来到扬州，看到扬州的饮食：“把对环境的影响减到了最小，而且营养均衡又讲究色香味，极大地满足眼鼻口腹”。而扬州的平和节制似乎让作者看到这个国家的另一种答案。
或许旅行的意义与生活的本质并无不同。作者离开英国来到成都时，她从原文化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内心的能量得以释放，忠于自己成为一名厨师。正当她热切地拥抱这个国家的一切时，却看到另一种文化的差异与弊端，她又感到了作为同化的对象的焦虑。在后记中，她回到牛津的家中，行为举止已然一部分中国化了，面对同伴的质疑，最终她决定吃下那只菜青虫，与自己达成和解。食物成了对抗虚无的一种方式，也是回归到人的本质的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