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秋菊打官司》讨论会摘其要 zt
2007-10-30 00:40阅读:
《当代电影》1992年第6期《写人·叙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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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的这个剧本是刘恒的第二稿。第一稿是“比较轻松的生活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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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写剧本之前,给每个人物都拉了一个家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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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第一稿主创人员讨论了三四天,从结构、人物和节奏,谈得兴奋。最后张艺谋确定了风格:纪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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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的第一稿剧本“一环扣一环咬得很死,每个环节上都可以展开情节。照这么拍,会拍成一部好莱坞情节剧”。因此刘恒写了我们所看到的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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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形象化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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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镜头都是偷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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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提前两个月到外景地进入角色。雷恪生说“拍电影这么干的还很少有”。其实《老井》、《红高粱》和《阳光灿烂》都是这样下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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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恪生:“乡下人的眼神不是那么灵、那么贼,对事物的反应也不是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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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提出“巩俐要是个大孕妇”,以解决“太漂亮”的问题。——改成孕妇这个决定很关键,彻底扭转了情节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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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为了让巩俐的表演往真实上贴,给她加了一个妹子”。应该说这是刘恒剧本二稿出来后才做的改动。这个改动也比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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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要重视演员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剧作开始,演员就参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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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蒙太奇、长镜头等几个套路都打完了,现在靠的就是对人物的刻画。”郑洞天“所有手法都玩过了,剩下的就是看艺术家自己了,你怎么看待生活,怎么把这故事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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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我编剧的习惯,是先找出两三句话把这个故事说明白。”“找这几句话的过程,就是一步步把主题拎出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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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阐述剧本的内涵:1、社会层面:一个民告官的故事;2、人物命运和性格层面:一个受到损害的弱者维护自身尊严的故事;3、人在维护自身尊严的同时很有可能以损害对方为代价——上升为存在主义的命题:人类的自我折磨。(影片最后的突转和最后一镜的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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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的构思定位:一个华北贫困山村的故事;一个现代农村少妇的故事;一个既幽默又严肃、既轻松又沉重的故事;一个不着力于发人深省但必须打动人心的故事;一个与人为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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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人的创造力在任何艺术创作中都是最主要的因素。”创造力的体现“除了才华外,是个人长期积累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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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天,《秋菊打官司》的感悟是“中国可写的事太多了”。“它促使你努力把自己的位置放平,扎扎实实地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细心地观察和了解周围的普通百姓,从中发现令人感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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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天“秋菊家房檐上挂的红辣椒,虽然也夸张,但由于机器放在常规位置上拍,美感出来了。导演的胸怀更开阔了。”何平“镜头给的合适,没强调到拿他说事的地步,因此并不矫情。”遗憾还有,“屋里窗花过强的修饰感。相对于纪实风格有些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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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原小说我也看过”,“片子对生活和人的解释是成熟的,对生活的复杂性表现得真实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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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普通的人物完成伟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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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恪生“摄制组讨论剧本时,一场戏一场戏地整,艺谋总爱当对立面,引导大家掐起来,把大家的本事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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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正“巩俐和妹子姑嫂关系的戏还很简单粗糙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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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演员如何演出纪实风格的味道?张艺谋“一是填空,二是破坏。”“给演员身边塞一堆真家伙”,“当演员表演过于专注时,故意加点生活的毛边,来一段隔断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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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编的成功:李少红“小说故事的核比较脆弱,不太经得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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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红:“写《四十不惑》时,刘恒把李雪健扮演的记者,从出生、上学到工作,以及周围的社会关系,写了好几页,都快成小说了。这样人物就生动,就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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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红:“电影是靠人的行为和情感来打动观众,因此必须把人立在银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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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王斌对谈】刘恒在银都驻京办住了一个多月。和张艺谋聊了10天,一边聊刘恒一边给人物写小传,做主题分析,排列影片的情节顺序。“因是别人的作品,改编起来比较吃力”。——推断:剧本正文动笔写作和修改【先后二稿】时间在20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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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斌谈“碧秋”改名为“秋菊”的原因:在北方“碧”和“秋”是男女生殖器俗称的谐音,在陕西方言里不能并用,搁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想歪了。——这是“李公安”转告给陈源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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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斌写小说花了10天时间。写作源于自己倾心“法制题材”,写个“一句话就能说完的故事”,写作立意是“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独特叙事视角,从而激荡波澜,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展现原汤原汁的社会风貌,将人物写得既鲜活独异又普通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