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劳伦斯译介高潮。大量作品经过翻译和复译，几大名著如《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出现了多个译本，质量姑且不论，销量大都可观。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王佐良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发表了劳伦斯的《白花》、《冬天的故事》、《归来》3首诗，这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198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其中介绍劳伦斯的《绿》、《悄悄的》等诗十首。1987年前后，仅仅《恋爱中的女人》就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长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诸多出版社出版。由于是各自翻译，译名也不尽相同，《恋爱中的女人》曾被翻译成《恋爱中的妇女》和《恋女》。1988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劳伦斯文集，除了劳伦斯的几大经典长篇小说外，还收录了《劳伦斯中篇小说选》和《劳伦斯书信集》，但并没有收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事实上，劳伦斯在中国的出版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自1925年徐志摩在《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劳伦斯随笔翻译《论做人》后，劳伦斯著作开始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东渐过程。上世纪30年代国内关于劳伦斯的研究基本与世界同步，有林语堂、郁达夫、孙晋三（中央大学教授）和章益（原复旦大学校长）等名人推动，加之邵洵美等文艺出版名家的助推，国内对劳伦斯的认识是正面的。
可惜兵燹战火多年，文学研究中断了。1949年后，劳伦斯被苏联教科书划入颓废文学，中国受其影响，加上受制于当时文化封闭的情势，劳伦斯一直受到忽略冷落。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87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禁事件。湖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译本，正是1936年饶述一自费出版的译本。历经50余年，劳伦斯在中国形成了一次时空的对接。据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回忆，开印首日该书就被征订了36万册，场面十分壮观，订了货的书商安排汽车在印刷厂门口等候，书装订好一批就运走一批。但不久，出版社因违反“专题专报”规则自行出版而遭到停售的处分，被迫收回所有的书。“当时的情形就像遇到了一场大风暴一样，社里派人四处追回已发出去的书。”湖南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