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国是有自己的一套稳固的科层制度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而这一切在西方“横的切入”之后，都变成天翻地覆，支离破碎。中国知识分子先是倾慕“船坚炮利”，接着又觉得可以“中体西用”，六君子的头掉了以后，看破朝廷无可作为，大抵便想到了“开启民智”这条路。
启蒙知识分子说，民心可用，“这一辈子的人，不知便罢，倘然知道了天下的大势，看透了中国的时局，见得到便做得到，断断不像那般读书人口是心非，光会说大话做大文章”（《中国白话报·发刊词》）。如何教导他们知道天下大势？当然不能用须学十数年才通晓的“文言”，而要改用“白话”。
可是，“白话”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几乎没有人知道。尤其对于江淮以南的民众，他们之间并不通用上京赶考必会的“官话”。
胡适后来批评清末的启蒙者，说他们怀有“二元的态度”，文言给“我们”用，白话则给“他们”用。胡适自己也参加过清末的白话办报运动，主编过《竞业旬报》，他应该知道，且不说态度不态度，“白话”是啥样，白话说到什么样子，民众才听得进去，这些启蒙者也是两眼一抹黑，摸着石头过河。相比之下，他们用文言互相交流倒是驾轻就熟。从投入的心力和折腾的程度来看，反而是“白话”成本为高。胡博士未免太苛求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古人”了。
一开始，启蒙知识分子也满怀信心，他们觉得“用中国外国正史小说，各种样子参和起来，拿通行的话演成书，又浅又显又简捷，就是妇女们小孩们，一看也明白，不识字的一听也知道”。所谓“通行的话”，就是宋元话本小说式的“白话”。
很快，读者的回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