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加。她是美国《时代》评选出的20世纪“世界最杰出野生动物学家”，曾获得联合国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之前这个奖只有两位人士获得—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9·11”事件后，联合国评选出11位和平大使，唯一一位环保界人士就是珍·古道尔。
2010 年对珍·古道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今年是她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森林公园研究黑猩猩第50
个年头了。一本新书将要出版，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关于她的纪录片即将上映，同时，德国制作的电影《
珍的旅途》也将在法国戛纳上映，安吉丽娜·朱莉会客串其中一个角色。
珍·古道尔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旅程。1934 年，她出生于英国中产家庭，26
岁时选择前往坦桑尼亚西部的冈比河国家公园研究黑猩猩。她是第一个观察到黑猩猩大卫·格雷比尔不仅能使用工具，而且还会制造工具从蚁窝中掏白蚁的人。当她发电报给她的老师、知名古生物学家路易斯·李基，告知他这一观察结果时，李基惊叹：“啊！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定义人类和工具的关系了，不然我们就得承认，黑猩猩跟人类是一样的。”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德尔在古道尔的著作《人的阴影中》中写道：古道尔的事业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如今，76
的古道尔更像一个布道者，而不是科学家。所有为重要著作《冈比的黑猩猩》收集的资料都被她搁置一旁。她创立了一个叫作“根与芽”的环保组织，为宣传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世界而奔走世界。“我的家在飞机上。”珍·古道尔说。每一年，她花300
天的时间在全世界演讲，以年轻人为演讲对象（从学龄前到大学生），其余65 天与妹妹朱迪住在英国伯恩茅斯的老宅里。
古道尔说：“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我对‘根与芽’的工作如此用心，正在于此。”
采访结束，古道尔在记者递上的海报上签名。她仔细询问了我的名字，然后用圆珠笔一笔一画艰难地在光滑的海报纸上写下这么一句话。“你读一下。”她说。“Together
we can change the world.”我大声读了出来，发现老人在can的下面，还划了一道横线。
母亲的力量
“你最感激的人是谁？”记者问。
“我的母亲。”古道尔回答。
古道尔的母亲，是当初支持她完成黑猩猩研究梦想的唯一亲人。在古道尔的孩提时代，就喜欢动物，当时她爱读人猿泰山的故事，后来又陆续读到一些有关坦桑尼亚的历史书。11岁时，她便做出一个决定：将来要去非洲，与动物们住在一起，写有关它们的书。“当时，每个人都笑话我，除了我的妈妈。妈妈对我说：只要你朝着目标努力，不言放弃，你一定会走出一条成功的路。”
1957 年，23
岁的古道尔用做女服务员和秘书所赚的钱，攒够了一张单程船票，前往非洲肯尼亚拜访同学。有人建议她联系下内罗毕科兰董博物馆馆长、著名古生物学家路易斯·李基。她给李基打电话时，李基很不友善地对她大吼，但是冷静的古道尔还是约下了他。1960年，古道尔获得去冈比的机会，开始在那里收集有关黑猩猩的资料。
在冈比的最初4
个月，古道尔的妈妈一直陪在她身边，因为当时英国政府下令：一个如此年轻的英国女孩孤零零在森林是绝对不允许的，需要另一名欧洲亲人进行保护。但很快，古道尔就在冈比找到了她的第一个朋友黑猩猩大卫·格雷比尔。她发现了自己不再需要母亲了，她每天与大卫形影不离，让大卫进入她的帐篷，她也去大卫的家做客，吃惊地发现黑猩猩竟会制造工具。
研究黑猩猩时，她突破传统的以编号方式区分猩猩，而是给每只猩猩都取了名字，还像与人交往一样跟它们相处，拉手、拥抱、接吻。
很快，珍·古道尔与黑猩猩的故事吸引来美国《国家地理》的注意。《国家地理》特约摄影师雨果·凡拉维客来到冈比，记录这个年轻女孩的生活。他们在林中相爱，1964
年喜结连理，三年之后，他们的孩子“小雨果”出生。
古道尔说，在森林里，没有育儿教科书，她也不屑看这些。她通过研究猩猩母亲，得出自己的育儿心得。“母猩猩也有称职的和不称职的。我发现，优秀的猩猩母亲很有耐心，她们保护孩子，却不过度溺爱，这点非常重要。她们善于隐忍，遵守纪律，但是当她的孩子陷入争斗时，会毫不犹豫冲上去保护孩子，甚至与族群中高等级的猩猩抗衡。”
从古道尔著作《黑猩猩的召唤》中的一个故事，记录下她独一无二的育儿方式。在冈比，古道尔和她的丈夫被黑猩猩看成“白皮肤的猿猴”，但他们的儿子雨果却被猩猩们视为“来自异类的小动物美味”。为了儿子的安全，古道尔夫妇特意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加了栏杆，每次他们外出考察，就把小雨果关在里面。有很多次，黑猩猩紧闭着嘴、毛发耸立地走进屋子，渴望地向里面窥视，并狂怒地摇摆着树枝，威吓他们相中的猎物。小雨果就是在这种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的环境中长大的。正是由于这种环境的“锻炼”，小雨果最终也成了黑猩猩认可的“白皮肤猿猴”。
与古道尔近年来奔走世界不同，她唯一的孩子雨果从没有离开过坦桑尼亚，从事生态旅游业开发。他和古道尔的三个孙子、孙女一直住在那里。
奔走着的“特蕾莎修女”
如果不是1986
年的一场黑猩猩国际大会，珍古道尔可能会选择一辈子呆在冈比国家公园。
那一年，珍·古道尔乘坐飞机去欧洲参加一场有关黑猩猩的大会。当飞机在冈比国家公园上空盘旋的时候，她被看到的一切惊呆了：她熟悉的冈比国家公园依旧是那么的郁郁葱葱，但是在公园的四周一圈，黄沙飞舞，看不到一棵树，所有的树都已经被人工砍伐光了。从飞机上看，冈比国家公园是那么渺小，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但却看不到未来。
“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还是一直呆在冈比研究猩猩，跟他们同吃同住，非但不能保护他们，反而会让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古道尔说。
她几乎当即做出一个决定：做一名环境保护主义者。英国媒体把她比作“奔走着的特蕾莎修女”，这个比喻很贴切，因为她将环保当成了终生的信仰，她的布道透着一种庄严，一种神圣。
在她1999
年写的书《希望的理由——珍的心路历程》里，她形容自己，“我像一个读圣经的少女一样，甘愿成为一名先驱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圆了这个梦，只是牺牲了冈比的乐园，换来在无数候机室里的片刻停留。
1991 年，古道尔创立的“根与芽”诞生。20 年后，来自114 个国家的数十万年轻人加入了这个组织。1998
年，古道尔第一次来中国演讲，“自然之友”创始人、梁启超孙子梁从诫老人担任翻译，此后梁老又多次为古道尔在中国的演讲翻译。1999
年，“根与芽”北京和上海办公室同时成立，从此，古道尔每年秋冬，都会来中国一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都举办过演讲，2010
年的演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最年轻的NGO 创始人、绿眼睛环保组织总干事方明和就是“根与芽”培养出来的年轻环保家。他告诉《外滩画报》，自己与古道尔见过3
次面。
2001 年，古道尔得知中国有位17
岁的少年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野生动物的环保组织创始人，点名要见他。在古道尔离开北京回英国的飞机上，她还给方明和写了满满正反两面的一封长信，鼓励他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作出的贡献。珍·古道尔有在飞机上写信的习惯，每离开一地，都会给在这个地区印象最深刻的人或者最感激的人，写一封信。
记者在采访古道尔时，带去一份今年3 月刊登“2010
年度中国生态英雄评选”结果的报纸，她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上榜者方明和。她说：“这是方，我们5
年前见过，请把我的爱带给他。他现在在哪里？还在做保护动物的工作吗？”
如果说，古道尔创办的“根与芽”，正在影响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年人。那么，古道尔本人的经历，早已影响到了那些现已功成名就的环保家。
在那张报纸中，她还认出了“外滩画报2010
年度中国生态英雄”评委之一、英国知名生物多样性专家约翰·马敬能。“我们在冈比一起工作过。”老人幸福地说。约翰·马敬能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是英国首任工党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孙子。但是，20
岁时的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想要追随偶像古道尔的脚步，去非洲考察。结果，他拜托身居高位的叔叔，疏通人脉，终于得到拜古道尔为师的机会。
中国知名野生动物保护学家、“熊猫妈妈”吕植同样接受过古道尔的鼓励。那是1992
年，吕植的一张大熊猫照片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国家地理》编辑玛丽·史密斯安排了一次古道尔与吕植的见面。吕植回忆说：“我从14
岁开始读她的书，见到她后，又惊又喜。我记得当时说了一句：你是我心中的英雄。”当天，有人用“立可拍”给吕植和古道尔拍摄了一张合影。古道尔在相片背后写道：感谢你为保护中国熊猫作出的贡献。让我们继续努力。
“我与乔治·夏勒非常不同”
美国《时代》杂志把珍·古道尔评选为20
世纪“最杰出的野生动物学家”，同时入选的还有美国野生动物专家乔治·夏勒。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确很难想象，还有第三个人，可以跟他们分享这个荣誉。
然而，近20 年来，古道尔博士和夏勒博士从事的事业截然不同。夏勒博士，78 岁，每年花8
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他与中国的工作伙伴吕植常年关注西藏藏羚羊和青海普氏原羚的保护；古道尔博士，76 岁，每年365
天中300天在世界奔走，12 年来过中国15 次，却总是在城市停留，从未涉足野外。
1998
年，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与古道尔在北京相识。古道尔是全世界研究黑猩猩的权威，奚志农是中国拍摄金丝猴的权威。此后，每当古道尔在北京办讲座，奚志农只要有空，都会参加。奚志农有个愿望，每次与古道尔见面，他都会说：“古道尔博士，有机会的话，我想带你去看看中国的金丝猴。我们中国的滇金丝猴只有不到2000
只了！”每一次，古道尔都会显现出向往的眼神，但是她说：“我的时间，每一分钟都是被精准计算的。虽然我很想去看看，但是没有时间。”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98
年，珍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北京天气很差，污染严重。珍的眼睛被刺痛，一直在不停流泪。相比城市，她应该更属于野外啊！”奚志农无奈地说。
如今，古道尔把她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飞机、大学演讲，全世界的“根与芽”环保教育宣传，以及慈善筹款晚宴。北大教授吕植告诉记者，就她个人来看，环境教育和野外科考并不矛盾，环境教育是一项长期事业，而野外科考保护，则刻不容缓。
但古道尔却把两者分得很开。她说：“我跟夏勒博士很不一样。夏勒博士关注的是破坏。通过野外考察，建立保护区，拯救濒危的动物。而我，则是想把动物可爱的一面展示出来，让大家觉得环保充满希望。这项工作很艰巨，值得我花费全部的时间来完成。”
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环保人士告诉记者，尽管“根与芽”项目在全世界如火如荼，但往往是通过古道尔的名望，进行慈善募捐，筹得下一年运作费，这种过于依赖某一位明星光环的运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此外，由于古道尔每年来中国，但她的演讲不外乎“古道尔与猩猩的故事，年轻人环境教育的故事”，听多了容易“审美疲劳”。
对此，古道尔却并不担心。“我希望那些人不是冲着我的名望来捐款的，但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继任人，他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十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做各自擅长的事。”
27 岁的钟朕玺毕业于复旦经济系，现在是“根与芽”上海小组媒体主管。1999
年，小钟还在市三女中读高中时，跟来访的古道尔见了面，她被古道尔坚定的眼神吸引，开始做“根与芽”的实习生，一直至大学毕业。
钟朕玺说，环境教育不需要很多技术含量。它需要耐心和容忍力，效果也不会立竿见影。但她说，古道尔有股神奇的力量，让大家变得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
“终有一天，古道尔会离开‘根与芽’。你们会手足无措吗？”
“不会。我们正在学着更独立。我们很心疼她，一个76
岁的老人，整天飞来飞去。我们希望她能够早点退休，安享晚年。因为她对我们的指引是不朽的，不会因为离开我们而消失！”
B=《外滩画报》
G=Jane Goodall
“相比乔治·布什，我更喜欢猩猩”
B：从您踏入冈比国家森林公园的那一刻到如今，50 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真是令人吃惊。那么在这过去的50
年中，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G：哦，天啊，我还从没想过也许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吧！但这样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很多困境之上的，就像当年我的4
个学生在当地被绑架一样。所以做了这样一个长时期的研究，本
身就是一个成就。
B：一个年轻的、在城市长大的女孩，在丛林里独自生活。你感觉寂寞吗？
G：我的内心从未感到寂寞。独处和寂寞是两个概念,
经常独处却从不寂寞。当时在研究黑猩猩的时候，最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和我分享那份探索的激动。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传真。
B：在那里研究一定很危险吧？
G：不危险。在大城市更危险。
B：前不久，你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当然会喜欢一些动物超过很多人类，但我也会喜欢一些人超过一些动物。”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G：这是在谈论黑猩猩时说的。我喜欢黑猩猩的确要超过一些人，因为很多黑猩猩都要比人优秀。我的意思是，比如我喜欢“灰胡子”大卫的程度显然要高出喜欢乔治·布什的程度。当然现在我也会喜欢一些人超过黑猩猩。
B：你的母亲曾和你一起在冈比呆了最初的四个月，最后她为什么走了？
G：因为她本来就应该好好在家正常生活。她当年和我去那儿可不是为了做长期研究的，她来的原因是英国政府当时不允许我单独去非洲。知道妈妈决定陪我去后，政府方面才说：现在你有一个伙伴了，这样你就可以去了！
B：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妈妈吗？
G：我希望我是。从我儿子出生到3
岁，我从未离开过他一天。早上，我外出研究黑猩猩，下午我绝对会和他在一起，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光。
B：如今你还会去冈比国家公园吗？
G：一年两次。但每一次的时间都很仓促，因为我需要去考察Take
care项目（帮助当地人寻找生计，减少森林砍伐），访问村庄，并要在该国全国范围内进行“根与芽”计划小组访问。
“我更喜欢在森林工作”
B：那么在最近的十多年中，我们注意到您将重心放在了号召人们保护环境上面来。您不再到野外去做研究工作了？环境教育者的工作，比在野外研究更吸引你吗？
G：不，一点也不。我这样做只是因为必须要做。我的意思是我还想把黑猩猩，以及其他动物留给我们无穷尽的后代。但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破坏我们生存的环境，那么留给我们子孙的将是一无所有。
B：因为没有时间到野外做研究您后悔过吗？
G：后悔过啊..我还是更喜欢在森林中工作。
B：那么在您未来的计划中，是否打算将来到坦桑尼亚和您的儿子住在一起，然后每天都能去森林？
G：不，我儿子住的地方可离森林远多了，况且他对森林不感兴趣，他只对海洋感兴趣。
B： 乔治·夏勒博士已经78 岁了，但他却依然每年花8
个月在森林里研究。你为什么不像他一样，边做科考，边进行环境教育？
G：我做的事情与他做的事情可是非常不同的。他只关注破坏，通过科考唤醒人们建保护区，而我讲的却是给予年轻人希望，展示给年轻人环保美丽的一面，感动人的一面，让他们觉得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我的工作和他非常不同，我还要到各地演讲，例如在美国，每场演讲在场的人数大约会有5000
人，这只是一个平均值，有些演讲，到场人数甚至超过了10000
人。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接触人，帮助他们建立起环保意识，当然仅靠我一人的力量也无法使他们明白全部环保的重要性。
B：不少环境NGO
的工作者抱怨，尽管他们持续不断进行环境教育，但周遭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最初的激情被失望取而代之。为什么你能一直保持乐观？
G：我能做的，是找到一个真实而又美好的故事从而让人们感觉振奋。很多故事都讲的是关于动物失踪，到被救，那些为人们所赞扬的事情，但是我们平常都不谈论这些被遮掩的事情。而年轻人看到的有关动物的画面与文字便全部来自负面，但现实仍然存在着许多美好的事情。如果人们能够多多分享这些美好的事情，那么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勇气去鼓励更多的人。
B：一些NGO 领导者让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如何成为中国的珍妮·古道尔？
G：我认为他们不能以此为起点，我的意思是，我已经76
岁了，我已经做了许多有关于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基础研究，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大家也认可我的努力。所以我知道多少我便会告诉大家多少，我告诉的经验只是我真正有过的。就这么简单。
B：今天有很多年轻人都选择远离大自然，而终日沉迷于看电视和玩电脑上面。您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G：当然我们希望这些远离自然的孩子们能走出城市并且爱上自然。你知道目前最大的难题是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心的孩子，让他们接近自然显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能做的，便是可以使城市变得越来越绿意盎然，有更多的绿地，这样孩子们便会很自然地去这些地方，享受花香鸟鸣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B：你认为自己在“根与芽”项目中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吗？
G：不！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根与芽”今天的影响与地位，都是经过无数次无比艰难的困境才得来的，否则它也许早就消亡了，我甚至在8
年前都不会这样说。
B：但绝大多数人给“根与芽”捐款，是冲着你来的。他们是你的粉丝，被你的故事感动。
G：我希望不是这样。但事实情况，确实如此。
B：那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继任者？
G：“我认为有很多。我不认为有人要成为另一个“我”，因为他们的经历都还没有我丰富，所以他们可以创造更多好的东西，从而也促进了我。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从不怀疑自己的沟通能力”
B:
你的一位同事戴安·弗西当时和你一同在非洲研究猩猩，她的研究领域是金刚猩猩。可是在1985
年，她被猩猩盗猎者谋杀。这跟你转行做环保主义者有没有关系？
G：没有关系。她被谋杀是因为她缺乏与当地人的沟通能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跟当地人一起工作，他们也成为我研究的一部分。于是，他们也逐渐了解保护黑猩猩的重要性。如果弗西明白这些，她就不会死了。
B：你一定有极好的沟通能力！
G：是的，这点我敢打包票。
B：很多科学家用一生的时间做研究，但他们始终不擅长应对媒体。你与媒体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你会那么受媒体欢迎？
G：在我小时候，我并不想成为科学家，我只想成为一个动物研究者，然后写书。后来，我的研究出名了，很多记者来采访我，我开始是很排斥的。但后来，我转念一想，研究黑猩猩是我的荣幸，它们是很美好的动物，我愿意跟人们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但不可能每个人都买我的书，所以，我需要媒体。当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我就越觉得媒体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帮助我向世人传达了很多我的想法。
B：你跟媒体的关系好，和你的第一任丈夫有关吗？他是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
G：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他和我一样喜欢动物。嫁给他是幸福的，但后来，我们还是离婚了。因为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他而言，财富非常非常重要，他想要很多钱。但对于我而言，我只想要我不得不需要的那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沟通。
B：一生中你最感谢的是谁？
G：我的妈妈，还有灰胡子大卫，还有我儿时的狗。但是如今都不在世了。
B：我记得你说过你的第一个老师是你儿时的小狗。它让你了解到动物和人一样有感情。
G：对，在我人生中还有很多老师，但要问我谁最重要，我不能从中跳出一个。我只能说，那些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做有益于人类之事的，那些曾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的，还有现在这些成就令人惊奇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需要感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