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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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过《葵花走失在1890》的浪漫、《樱桃之远》的纯真、《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挣扎求索以及《誓鸟》的传奇警醒后，这位曾经青葱的女生越来越专注、沉静甚至瑰丽。有人用“80后最富有才情的女作家”来形容她，不是溢美，而是客观。
与张悦然约在“雕刻时光”咖啡馆。环境非常小资，而现实中的她，漂亮得令人艳羡，华丽得令我吃惊。她化精致的妆，披黑绒披肩，粉裙长靴。上身是别致精美的公主衫，丝绸面料，黑松石项链，双肩裸露得近乎肆无忌惮。青春、美丽、才情、优裕……对于这个年仅24岁的女生，上帝似乎过于偏爱。
“千万不要羡慕我，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一落座便脱口而出。
如此沉重的话语，如此年轻明艳的女作家。当二者糅合交织在一起时，故事，便这样娓娓道出了。
才女与美女，这个曾经被人们认为势不两立的概念，在张悦然身上得到了统一。然而，看似拥有一切的她却说：“越完美，越千疮百孔。”
《读者》（原创版）：你的小说以想象力著称，充满了童话的美丽。为何会有这样的气质？
张悦然：我小时候特别孤独，经常独自看书。爸爸是中文系教授，有很大的书架，我从小便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童话和神话故事，很受影响。
《读者》（原创版）：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为写作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铺垫或训练？
张悦然：从来没有。一直到去新加坡上学前，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写作。我甚至很少写日记，更没有投过稿，因为总是害怕被人拒绝。直到高三时，学校统一帮我们投稿参加第三届新概念作文比赛，每人投3篇。结果我竟然因为《陶之陨》获得一等奖。
《读者》（原创版）：既然有这么好的写作天赋，为何念了理科？
张悦然：我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让我对写作产生了一种挫败感，不敢以它为目标。在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可能性太窄，一个文人在社会上看不到太多希望。父母没打算让我往写作方向发展，他们希望我成为公司白领，过安定生活。还有，我爸爸的专业是中文，他觉得中文系并不一定能带给作者健康的写作面貌。我现在觉得父母是对的。如果我有孩子，我也不会让他走一条特别狭窄的道路。
《读者》（原创版）：你常说，在新加坡，是因孤独而写作。
张悦然：是的。因为作文获奖，我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可临近高考时，国家教育部突然下达批示，不准保送。于是，我只好辗转去新加坡攻读计算机。新加坡并不适合我，那里的人文气氛很差，没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我非常孤独，写了一篇《赤道划破城市的脸》。
很久之后，有一天有人发国际短信告诉我，网上有很多人正在讨论我的文章。下课后我立刻跑到计算机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搜索，果然看到好多读者说喜欢我的文章。当时我的眼睛“刷”地红了。如果这些回音早些被我看到，或许我会写得更多更好。但此刻我却来到这个孤岛上，学习与写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有一种“错过”的伤痛。
《读者》（原创版）：但你还是坚持写下去了，并以《樱桃之远》博得文坛的好评。
张悦然：《樱桃之远》是我生活中的剧变。20岁时，我在新加坡写《樱桃之远》，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如同置身于孤岛，心态特别宁静。出版后，我回到大陆做签售，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已经有了很多读者，被很多“粉丝”崇拜着。那时我的心态很浮躁，马不停蹄地奔波，有时甚至一天跑两个城市，每天被鲜花和赞美包围。
但8月份，我不得不离开这种风光，重返新加坡上学，做回那个默默无闻、为枯燥学业犯愁的大学生，落差特别大。我感到很大的“空”，不知该如何平衡，情绪也不稳定。然后我写了《水仙已乘鲤鱼去》。
《读者》（原创版）：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樱桃之远》到《水仙已乘鲤鱼去》，这一路走来，你顺利得令人羡慕。
张悦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一句话，“外表完美的东西，往往破绽最多”。世上没有“完美”，为了维护这种所谓的完美，他（她）势必会顾此失彼，令生活布满漏洞。
其实我心里很挣扎，不知是否该放弃学习计算机，不知文学道路能否顺畅地走下去？以前我的成绩很好，但后来因为写作，我的专业课便落下许多。我自卑又茫然，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得了自闭症似的，不愿意出门，害怕别人议论我，害怕国内“粉丝”们知道我的专业成绩不好。在《水仙已乘鲤鱼去》里，我塑造了一个有暴食症的女孩，其中有我的影子。那时因为不安，情绪紧张，我不停地吃东西，试图用食物来填充自己的“空”和不安。比如你曾经在新浪聊天室看到我很胖，那便是暴食的后果。
《读者》（原创版）：可在这方面，韩寒就做到了走自己的道路。
张悦然：韩寒毕竟是少数。他可以特立独行，放弃很多东西。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最起码不想让家人为我担忧。我是一个有很多负担的人。
尽管在写作方面成绩斐然，但对于“文学创作”这条道路，她保持了一只誓鸟般的专注与警醒。
《读者》（原创版）：你一直被定义为偶像派、美女作家、玉女作家等。感觉如何？
张悦然：不认同。如果这是一个由我来诠释的全新概念，我可能会高兴。但这些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作家身上被赋予太多意义，很不好。
《读者》（原创版）：你打算把写作作为职业吗？
张悦然：不会。否则这样对自己、对写作都会造成太大压力。我认为作家应该有别的工作调剂，但恐怕这种调剂很难找。
……
《读者》（原创版）：看来你选择了一种很痛苦的写作方式。
张悦然：是的。创作时间越长，对于作者本人的伤害也越大。这是一个看不到结果的艰苦工程，未来不可预测。而且当你真正沉浸进去时，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你分担的。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不试着选择一种轻松快乐的写作方式？
张悦然：我想我是有野心的。我希望自己的每部作品都有进步，而不是在重复。超越自己很难，而且面临的风险很大。
……
几个月前，她突然一反温婉低调的姿态，通过对郭敬明的严厉批判反省整个“80后”，从而引来“80后”文坛的一片哗然。随后，她又以新书《誓鸟》毅然决然地与“80后”划清界限。
《读者》（原创版）：为何想到写文章“讨伐”郭敬明？
张悦然：因为我曾经为郭敬明的《幻城》写过序言，在许多人眼中，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如果我继续沉默下去，便是默许这种抄袭。我发表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表明我的立场。我对于文坛的抄袭非常反感，同时希望郭敬明的“粉丝”能分清黑白，不要继续盲从。
《读者》（原创版）：相信在写这篇文章前，你也做过不少心理斗争。
张悦然：是的。因为郭敬明和我的“粉丝”很多都是重合的，我现在等于让他们做一个二选一。事后很多郭敬明的“粉丝”到我的博客上骂我，不少我的“粉丝”也发誓再也不看我的书。不过我觉得没有是非观、一味盲从的“粉丝”，不要也罢。这样的“粉丝”，对一个作家的写作无甚意义。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非要和“80后”划清界限？
张悦然：我认为“80后”是一种先天残疾。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很多人都欠缺和别人合作的能力，自私、自信得没道理，所以“80后”作品里自我的影子会很重。目前，“80后”作家也被固定为某种不健康的形象，让人联想到商业、市场、不认真等。这和我本人并不一致，我抵制这些概念。
《读者》（原创版）：你似乎一直在反思，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多么令人怀疑”。
张悦然：是的。我一直都在反省，也希望“80后”作家都能反省。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有太多文学以外的因素。这就好比我们懵懂地上了一艘船，这船是用商业元素制造的，我们没办法逃离，不得不去适应它，以致渐渐迷失了自己。我们和以往任何作家都不一样。我们先得到商业市场的认可，而没有得到文坛的真正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自己出现、存在的方式到底是不是真正健康且有生命力的？
《读者》（原创版）：你觉得你能抵制得了种种商业诱惑吗？
张悦然：我在努力。比如说我能沉住心，用整整两年时间写《誓鸟》，中间没有出过任何乱七八糟的书；比如当郭敬明办杂志后，也有不少人劝说我办杂志，但我还是挡住了这种诱惑；比如出版小说时，我会坚持自己的小说名字。
《读者》（原创版）：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张悦然：纯文学作家。《读者》（原创版）：目前很多作家都在明星化。如果有机构来对你进行商业包装，你会排斥吗？
张悦然：适度的商业包装我不排斥，但一定要求它的内核很坚实，是文学，而不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读者》（原创版）：有没有考虑过假如哪一天，读者不再喜欢你了？
张悦然：那肯定是一个打击。不过我也在挑选读者。我希望写给一些真正具有文学判断力的人看，当然不一定是评论家。我喜欢被一小圈人喜欢，你会觉得和他们真正心心相印。他们是你真正的伙伴，鞭策你、鼓励你、警醒你。
……
张悦然：首先要真正地爱。要把文学当做恋人一样爱，不离不弃。最重要的是多读，每天生活在文学的季节里。不要太追逐名利，对于名利，想得越多，反倒离得越远，还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把写作水平提高。
如今，走过《葵花走失在1890》的浪漫、《樱桃之远》的纯真、《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挣扎求索以及《誓鸟》的传奇警醒后，这位曾经青葱的女生越来越专注、沉静甚至瑰丽。有人用“80后最富有才情的女作家”来形容她，不是溢美，而是客观。
与张悦然约在“雕刻时光”咖啡馆。环境非常小资，而现实中的她，漂亮得令人艳羡，华丽得令我吃惊。她化精致的妆，披黑绒披肩，粉裙长靴。上身是别致精美的公主衫，丝绸面料，黑松石项链，双肩裸露得近乎肆无忌惮。青春、美丽、才情、优裕……对于这个年仅24岁的女生，上帝似乎过于偏爱。
“千万不要羡慕我，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一落座便脱口而出。
如此沉重的话语，如此年轻明艳的女作家。当二者糅合交织在一起时，故事，便这样娓娓道出了。
才女与美女，这个曾经被人们认为势不两立的概念，在张悦然身上得到了统一。然而，看似拥有一切的她却说：“越完美，越千疮百孔。”
《读者》（原创版）：你的小说以想象力著称，充满了童话的美丽。为何会有这样的气质？
张悦然：我小时候特别孤独，经常独自看书。爸爸是中文系教授，有很大的书架，我从小便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童话和神话故事，很受影响。
《读者》（原创版）：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为写作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铺垫或训练？
张悦然：从来没有。一直到去新加坡上学前，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写作。我甚至很少写日记，更没有投过稿，因为总是害怕被人拒绝。直到高三时，学校统一帮我们投稿参加第三届新概念作文比赛，每人投3篇。结果我竟然因为《陶之陨》获得一等奖。
《读者》（原创版）：既然有这么好的写作天赋，为何念了理科？
张悦然：我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让我对写作产生了一种挫败感，不敢以它为目标。在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可能性太窄，一个文人在社会上看不到太多希望。父母没打算让我往写作方向发展，他们希望我成为公司白领，过安定生活。还有，我爸爸的专业是中文，他觉得中文系并不一定能带给作者健康的写作面貌。我现在觉得父母是对的。如果我有孩子，我也不会让他走一条特别狭窄的道路。
《读者》（原创版）：你常说，在新加坡，是因孤独而写作。
张悦然：是的。因为作文获奖，我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可临近高考时，国家教育部突然下达批示，不准保送。于是，我只好辗转去新加坡攻读计算机。新加坡并不适合我，那里的人文气氛很差，没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我非常孤独，写了一篇《赤道划破城市的脸》。
很久之后，有一天有人发国际短信告诉我，网上有很多人正在讨论我的文章。下课后我立刻跑到计算机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搜索，果然看到好多读者说喜欢我的文章。当时我的眼睛“刷”地红了。如果这些回音早些被我看到，或许我会写得更多更好。但此刻我却来到这个孤岛上，学习与写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有一种“错过”的伤痛。
《读者》（原创版）：但你还是坚持写下去了，并以《樱桃之远》博得文坛的好评。
张悦然：《樱桃之远》是我生活中的剧变。20岁时，我在新加坡写《樱桃之远》，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如同置身于孤岛，心态特别宁静。出版后，我回到大陆做签售，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已经有了很多读者，被很多“粉丝”崇拜着。那时我的心态很浮躁，马不停蹄地奔波，有时甚至一天跑两个城市，每天被鲜花和赞美包围。
但8月份，我不得不离开这种风光，重返新加坡上学，做回那个默默无闻、为枯燥学业犯愁的大学生，落差特别大。我感到很大的“空”，不知该如何平衡，情绪也不稳定。然后我写了《水仙已乘鲤鱼去》。
《读者》（原创版）：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樱桃之远》到《水仙已乘鲤鱼去》，这一路走来，你顺利得令人羡慕。
张悦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一句话，“外表完美的东西，往往破绽最多”。世上没有“完美”，为了维护这种所谓的完美，他（她）势必会顾此失彼，令生活布满漏洞。
其实我心里很挣扎，不知是否该放弃学习计算机，不知文学道路能否顺畅地走下去？以前我的成绩很好，但后来因为写作，我的专业课便落下许多。我自卑又茫然，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得了自闭症似的，不愿意出门，害怕别人议论我，害怕国内“粉丝”们知道我的专业成绩不好。在《水仙已乘鲤鱼去》里，我塑造了一个有暴食症的女孩，其中有我的影子。那时因为不安，情绪紧张，我不停地吃东西，试图用食物来填充自己的“空”和不安。比如你曾经在新浪聊天室看到我很胖，那便是暴食的后果。
《读者》（原创版）：可在这方面，韩寒就做到了走自己的道路。
张悦然：韩寒毕竟是少数。他可以特立独行，放弃很多东西。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最起码不想让家人为我担忧。我是一个有很多负担的人。
尽管在写作方面成绩斐然，但对于“文学创作”这条道路，她保持了一只誓鸟般的专注与警醒。
《读者》（原创版）：你一直被定义为偶像派、美女作家、玉女作家等。感觉如何？
张悦然：不认同。如果这是一个由我来诠释的全新概念，我可能会高兴。但这些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作家身上被赋予太多意义，很不好。
《读者》（原创版）：你打算把写作作为职业吗？
张悦然：不会。否则这样对自己、对写作都会造成太大压力。我认为作家应该有别的工作调剂，但恐怕这种调剂很难找。
……
《读者》（原创版）：看来你选择了一种很痛苦的写作方式。
张悦然：是的。创作时间越长，对于作者本人的伤害也越大。这是一个看不到结果的艰苦工程，未来不可预测。而且当你真正沉浸进去时，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你分担的。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不试着选择一种轻松快乐的写作方式？
张悦然：我想我是有野心的。我希望自己的每部作品都有进步，而不是在重复。超越自己很难，而且面临的风险很大。
……
几个月前，她突然一反温婉低调的姿态，通过对郭敬明的严厉批判反省整个“80后”，从而引来“80后”文坛的一片哗然。随后，她又以新书《誓鸟》毅然决然地与“80后”划清界限。
《读者》（原创版）：为何想到写文章“讨伐”郭敬明？
张悦然：因为我曾经为郭敬明的《幻城》写过序言，在许多人眼中，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如果我继续沉默下去，便是默许这种抄袭。我发表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表明我的立场。我对于文坛的抄袭非常反感，同时希望郭敬明的“粉丝”能分清黑白，不要继续盲从。
《读者》（原创版）：相信在写这篇文章前，你也做过不少心理斗争。
张悦然：是的。因为郭敬明和我的“粉丝”很多都是重合的，我现在等于让他们做一个二选一。事后很多郭敬明的“粉丝”到我的博客上骂我，不少我的“粉丝”也发誓再也不看我的书。不过我觉得没有是非观、一味盲从的“粉丝”，不要也罢。这样的“粉丝”，对一个作家的写作无甚意义。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非要和“80后”划清界限？
张悦然：我认为“80后”是一种先天残疾。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很多人都欠缺和别人合作的能力，自私、自信得没道理，所以“80后”作品里自我的影子会很重。目前，“80后”作家也被固定为某种不健康的形象，让人联想到商业、市场、不认真等。这和我本人并不一致，我抵制这些概念。
《读者》（原创版）：你似乎一直在反思，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多么令人怀疑”。
张悦然：是的。我一直都在反省，也希望“80后”作家都能反省。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有太多文学以外的因素。这就好比我们懵懂地上了一艘船，这船是用商业元素制造的，我们没办法逃离，不得不去适应它，以致渐渐迷失了自己。我们和以往任何作家都不一样。我们先得到商业市场的认可，而没有得到文坛的真正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自己出现、存在的方式到底是不是真正健康且有生命力的？
《读者》（原创版）：你觉得你能抵制得了种种商业诱惑吗？
张悦然：我在努力。比如说我能沉住心，用整整两年时间写《誓鸟》，中间没有出过任何乱七八糟的书；比如当郭敬明办杂志后，也有不少人劝说我办杂志，但我还是挡住了这种诱惑；比如出版小说时，我会坚持自己的小说名字。
《读者》（原创版）：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张悦然：纯文学作家。《读者》（原创版）：目前很多作家都在明星化。如果有机构来对你进行商业包装，你会排斥吗？
张悦然：适度的商业包装我不排斥，但一定要求它的内核很坚实，是文学，而不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读者》（原创版）：有没有考虑过假如哪一天，读者不再喜欢你了？
张悦然：那肯定是一个打击。不过我也在挑选读者。我希望写给一些真正具有文学判断力的人看，当然不一定是评论家。我喜欢被一小圈人喜欢，你会觉得和他们真正心心相印。他们是你真正的伙伴，鞭策你、鼓励你、警醒你。
……
张悦然：首先要真正地爱。要把文学当做恋人一样爱，不离不弃。最重要的是多读，每天生活在文学的季节里。不要太追逐名利，对于名利，想得越多，反倒离得越远，还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把写作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