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 南 第 一 碑
2008-12-13 14:38阅读：
岭
南 第 一
碑
——智城峒与韦氏家族
广西上林县的唐代智城峒遗址是壮族韦氏土酋建造的城堡，峒内有《智城峒碑》一方，碑文中有武则天造的几个字，弥足珍贵。在智城峒南部约4.5公里的澄泰乡洋渡村石牛山脚下，又有《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一方，碑文中有几个古壮字。从碑文内容看所称颂的坚固大宅应是智城峒整体建筑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智城峒遗址现已无地面建筑，非常荒凉，附近村寨又很少。牧童将牛羊赶进峒内放牧，便可终日在峒口处大树下的石板上，睡觉、纳凉、玩牌、吹笛。峒内水草肥美，四围如壁，高耸云间，别说牛羊无法攀援出峒，就是飞鸟也难飞渡峒外。智城峒的历史文化价置确实珍贵无比，你是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要写《广西通史》、《壮族通史》，不将智城峒写进书中，就是最大的孤陋寡闻者。你是民族文学史专家，要写《广西文学史》、《壮族文学史》，离开《智城峒碑》、《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你的书就会逊色百倍。研究文字起源、发展、传播者，不来这里看最原始的古壮字和武则天造字，你将会感到终生遗憾。令后人困惑的是，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上林县考察
50天，这是他毕生考察行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他也曾深入洋渡考察多日，距智城峒也就几千米的距离，但在徐霞客游记中就没有只字提到智城峒。这是后人怎么都想不通的哑谜。
在早于徐霞客三百多年的南宋时期王象之编撰《舆地纪胜》书中,就记载有智城峒的情况。该书“智城洞”条下注说：“去城四十里，唐韦厥所隐之洞。一山峭壁千仞，勒碑其上。”韦厥是什么人呢？该书“人物”篇“韦厥”条下说：“汉韦元成之裔，唐武德七年,持节厌伏生蛮,开拓化外，诏领澄州刺史。后隐于智城洞。”又在“碑记”部分“韦厥碑”条下注说：“智城洞去县四十里,盖韦厥所隐之洞也。碑乃廖州刺史韦敬辨所撰。”该书虽然提到了“智城洞”和“碑，”却没有收录碑文，而且只提到“智城碑，”对“大宅颂碑”只字未提。晚清至民国年间，收录上二碑全文的著述渐多，但是各书著者互相传抄和传闻的多，到实地考察者少，因而也出现了一些误传，上述两碑明明在上林县，有些著述却说在象州，或说在融水，或说在龙州关外。
人民政府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于1963年2月将智城碑作为独立的文物单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舆地纪胜》曾提到智城峒离州城有40里，但从来没有人知道智城峒遗址的具体方位，因此，在第一批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没有将智城峒列在保护范围之中。1987-1989年，国家文物局拨出巨款，要求各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地面文物进行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全国性的、专业性的文物普查。广西文物工作队上林分队考古专家来到智城山下，对智城碑进行重新测量登记，对碑刻的完残情况进行描述。按考古调查贯例，对一件文物测量、描述、登记、摄影完毕之后，必须要对该文物的周围环境进行详细地调查，目的是搜寻与该文物有关的文化链。这是一支非常精练而又经验丰富的考古队伍。他们在城内发现了陶瓷器、砖、瓦。其中的瓦，属桶瓦，青灰色，上面有布纹，比较厚重，具有明显的唐瓦特点。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是古城址，砖瓦是重要的标志。随后，他们又对那些长方形的黄土堆进行仔细辨认，用小手铲刮去疏松的表层，用洛阳铲打出一个个探洞，惊喜地发现了夯土层，确认这些长方形土堆是当年的城墙。他们拨开那些高可没人的杂草，先后发现了水井、舂臼、碾槽作坊、石滚等文化物。都是唐代遗物，据此确定，此城建于唐，也毁于唐。结合智城碑文综合分析研究，此城就是韦厥、韦敬辨父子建造的智城峒古城遗址。发现智城峒古城址后，将智城碑列为智城峒古城址的附属物，并于1994年8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智城峒遗址列为第四批广西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广西文物主管部门又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现已经将智城峒遗址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上林县志》说：智城峒“四面石壁，环抱如城，中间开展宽广，约十余里。”据实地测量，智城峒周围的石壁，大部分呈90°垂直线，猿猴难攀，山峰高度约在100米至276米之间。智城峒分内城与外城两部分，中间有城墙隔开。总体形状呈弯月形，东西最宽为530米，南北最宽为250米，内城面积1.15公顷，外城面积5.04公顷，总面积6.19公顷，周长1.7公里。城门朝南开，只有一个城门，其余东、北、西三面都是陡峭石壁，无法进入。普通人进入城内，必然是满眼荒芜，看不出什么门道，只有跟着考古学家进城，才感觉出这千年古城的文化韵味。
城的南面，自然条件非常好，前方约1.5公里处，有清水河，河水自西向东流，经来宾县注入红水河。清水河是流经上林县最大的河流，在智城峒河段，河的两岸是冲积而形成的平坦谷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在清水河于智城峒之间，满眼是绿油油的稻田，约有近千亩的面积，在这一段的清水河河床水位较高，灌溉非常便利，可达到旱涝保收的效果。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对韦氏家族选择智城峒作为居住地起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化的公路建在清水河的南岸，欲进智城峒，必须下车过清水河渡口。渡口只有一只木船，一次可以摆渡10人左右。渡船不用桨划，在河中横系一条粗的绳索，两端是伞形的榕树。人在船上攀援着绳索随船渡到彼岸。
上岸后走过一片田垌，穿过竹篁婆娑的爱长村，越过一片平坦的草地，就见智城峒城墙了。智城峒防备森然，共有四道城墙。第一道城墙，位于智城峒东南方位的峒口处。原来的城墙是两侧筑石，中间夯土，因附近的村民建房拆石头去砌房基而毁坏，目前仅见土墙残存。城墙原长130米，两端连接高山山体，封锁整个峒城。现残存的土墙长70米，残高1.5米，底宽30米，顶宽10米。第一道城墙的外面，有护城池，池水淹抵墙体前方，外宽内窄，呈喇叭状，水域面积75亩。人进入城内，不能走正面，正面是一汪池水，在池水的西面有羊肠小道，人从羊肠小道上才能进入城内。
第二道城墙，在峒口之内，外距第一道城墙40米，仅残存土墙，残长100米，残高2-3米，底宽40米，顶宽10米。城墙中间有宽10米的豁口，应是当年的城门设置。在墙的内侧又有一个池塘，呈椭圆形，水域面积1.3亩。据考古专家分析，此池不一定是护城池，很可能是当年住在城内居民饮用水池。
第三道城墙，位于内城与外城中间，墙体高大，保存较好，长30米，高27米，底宽70米，顶宽35米。前面又有一汪池水，略呈椭圆形，水域面积3.75亩。专家认为，此汪池水，既可作护卫内城，也可作人畜饮水用。
第四道城墙，位于内城的北面山腰上，因为此处有一天然豁口，于是用大石块砌墙，防御外人进入城内。墙体保存完好。
在外城入口处25米的东面山脚下。有一棵长在岩石上的榕树，在茂密肥厚的榕树叶遮掩下，有一块碑刻，这就是著名的《智城碑》。是智城峒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物。通过碑文的内容，使后人了解该城址的建造年代及建造者。碑属摩崖石刻，碑高164厘米，宽78厘米。碑文上款有“廖州大首领、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办智城碑一首并序”。下款刻“维大周万岁通天贰年，岁次丁酉，肆月丁卯，朔柒日癸酉，检校无虞县令韦敬一制”。碑文由序文和诗两部分组成，内容是盛赞智城峒及其附近的自然环境，颂扬韦敬辨文治武功及道家神仙思想。同时还记录了韦敬辨兄弟为继承父位，同室操戈，兵刃相见的残酷事实。读了碑文，你的思绪必然追溯到唐朝京城长安玄武门的历史阴影，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自已的同胞兄弟。看来韦敬辨也学到了李世民的权术方略，边远土酋豪门权力之争与京都皇室权力之争就是一回事,无理可说，无法可依，刀光剑影决定一切。全碑24行，1108字，真书，字径1.5厘米。碑文中的“日、月、星、天、地、年”皆用武则天自创字。武则天喜欢标新立异，共造了19个字，既难写又难认，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严重破坏了中国文字的规范化、科学化。然而，武则天才造的字，很快传到边远壮族土酋文人之中，并勒铭碑刻上，说明唐时的壮族土酋与中央王朝的文化交往，既密切又迅速，中间似乎没有什么障碍。我们甚至怀疑，古壮字在唐朝出现，很可能是壮族文人受到武则天造字的影响而造出来的。碑文落款的大周，是武则天的国号，她当上皇帝以后，将唐改为周，当时文人为了歌颂武则天，行文中多自称大周。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的年号，“万岁通天贰年”是公元697年。
看完《智城碑》，还可在外城看到一件唐朝时期的石磙。它在外城南面山脚下的小道旁，石磙原来是埋在地下的，很可能是近年有人挖宝时将其曝露出地表，有半截仍埋在土里。石磙呈长条圆形，长150厘米，直径64厘米，两端中心有圆形轴孔。现在一些壮族农村仍有用石磙作脱粒工具的，人们将收割的稻穗挑到专门的晒坪上铺平，然后用牛拉着石磙在其上反复滚轧，使谷粒与稻杆分开。这种脱粒技术，壮族人民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已掌握了。
翻越27米高的第三道城墙，确实是需要体力的，特别是下雨天，黄色的泥浆，润滑粘鞋，迈步十分艰难。你不能不钦佩那些考古老专家，他们执着地追求自已的事业，长年奔波于深山老林之中，忙碌在人烟稀少的荒野中间，寻觅着远去的历史文明。内城发现的文化遗物比较多，中部略偏东之处发现水井一个，井壁全部采用天然石块筑成。水井已被破坏。从现场观察，井口的直径约3米，深度未明，根据峒外清水河河床水位较高及当年四周高山植被茂盛的情况看，井深约在6米左右，就会有水冒出。
在内城南面有单体石臼2个，一件裂为两半，一件完整。完整的一件是用天然石块琢磨成圆形，并在中心位置刻凿臼孔，整个臼高约50厘米，直径90厘米；臼槽直经43厘米，臼槽深38厘米。内城的西南面又发现连体石臼1件，先是将天然石块刻凿成长方形，然后在其上面凿两个圆形臼槽，臼槽的大小与单体石臼相近。有人认为这种连体石臼是马槽，是专供马吃食的槽臼，似为不妥，其功能应当与其他石臼一样，都是脱粒谷物或粉碎块茎植物的工具。
内城的西面又发现一处磨碾作坊，目前仅见碾槽部份。先用8块石头预先制成上宽下窄弧形碾槽，然后在地上拼接成圆形槽沟，其外围周长485厘米。碾轮及传动设置已毁坏无存，推测碾轮应是石质，传动设置为木质，而动力应是牛、马或是人力。像这样的大石碾，如果是人力传动，成年男性需要2人以上，而成年女性则需要3人以上。
值得提出来的是，智城峒位于覃排乡爱长村，而称颂智城峒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则位于澄泰乡洋渡村麒麟山，两者相距4.5公里。该碑的落款年代是“永淳元年”，“永淳”为唐高宗李治年号，永淳元年为公元682年。按常理说，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也应当刻在智城峒前的石壁上，为何将同一文化载体的文化物拉开如此远的距离？就像将修建邕州城的碑刻立到武明县，是违反常理的。个中原因很可能是智城峒人烟稀少，地处僻野，而麒麟山前面不远的洋渡村很可能是当时县治所在，人口较多，人气旺盛。韦氏家族并非真正想修道成仙，一方面在深山“结庐”筑城，另一方面又在人多的地方立碑张扬。实际上是以“道”作秀，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存在。
从智城峒走出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此城实际上是一个坞堡式的封建庄园，韦氏土官是最大的庄园主，同时也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在城外的近千亩良田应是韦氏土官所有。推测在峒外的耕种者都是韦氏土官的部族，大部分居民与韦氏土官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少部分为外姓人。他们在城外建造村舍，种植水稻、桑麻，以及进行养猪、养鱼、养鸡、养鸭等养殖活动，他们与土官的关系应当是雇佣关系，要给土官纳贡所规定的粮食、布匹以及各种畜禽肉。他们与土官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即在与外界的战争中，凡是青壮年男子都成为土官的战斗兵，服从土官的统一指挥。就某种意义而言，这里的土地及其耕种者都属于土官的私有财产。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奴隶制下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又有所区别，因为这些土官的子民有自己居住的房屋、妻室子女，有耕种的土地，除纳贡之外，他们仍有赖以生存的粮食及布匹等生活必须品，而奴隶则是一无所有。
居住在城内的人群，成分就比较复杂。在内城者，都是土官及其亲属，还有近亲的管理人员及家奴，在内城有石臼、石碾，显然都是粮食加工工具，另外还有水井，居住在内城的土官，终日或终月不出城外，仍然可以过着安静无虑的生活。
居住在外城的人，很可能是与土官血缘关系相近的族人，但他们不能脱离劳动生产，而是与居住在城外的农民一样，也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外城发现的石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壮族农村仍然使用，即在石磙外做一个木制的结实框架，两端装有传动轴，用牛力拉动。其操作过程大致是：先用石灰、黏土、石粒夯成坚实的地坪，壮族称为“禾堂”，将新割稻穗挑到“禾堂”铺平，然后驱牛拖着石磙在稻穗上反复磙压，就可达到脱离稻穗的目的。在外城中心有一块非常平整的地坪，可能就是当年的“禾堂”，这些情况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加以证实。另外，磙“禾堂”的石磙不止一个，一般都有3-5个，可能地下还埋藏有石磙。可以推测，当年城外种植的水稻，每次收割后，大部分是挑到外城的“禾堂”脱粒，这样可以防偷，也可以防抢，非常安全。
唐朝时期，壮族地区的土官进入了各自割据的时代，土官与土官之间、土官与唐王朝之间时有战争发生。由于连年战争不断，壮族的土官在建造自己的治所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军事防御功能，同时又有处在便于生产生活的自然环境中。智城峒峒口处建有3道城墙，四周为高山绝壁，又把城分为内城与外城，峒外有75亩水面的护城池，这样的军事设施是固若金汤的，敌人难以攻破。峒外是清水河冲积而成的谷地，有良田千亩，丰富的物产是立足于此地的根本。智城峒可以说是历代土官建城的典型范例，明清时期的土司州城相当部分是受到这种建城模式的影响。土官建的城不仅规模小，而且其经济仍停留在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低水平的乡村聚落的阶段。商品经济非常不发达。智城峒内保存的石磙、石臼、石碾等文化遗物，证明其经济的原始性、封闭性和村落性。在这种地方建城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的。
古城已经荒废，古碑却隐藏在古榕树茂密枝中之中。古城的历史文化保存在古碑的字里行间。古碑的历史价值越来越得到更多的人共识。2003年，广西民族研究所暨中共上林县委、县政府,在智城峒召开唐城唐碑学术研讨会，学者来自国内外共100多人。有学者指出：《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刻于永淳元年(682年)，《智城碑》刻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在年代上，桂林的摩崖石刻虽然有早于《六合坚固大宅颂》碑者，但仅是一些题名，并无实际内容，严格地说算不上“碑”。广东省罗定县的《龙龛道场铭》，曾号称“岭南第一碑”，但其刻立年代却是圣历二年(699年)，比广西上林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晚了17年,比《智城碑》也晚了2年。所以,从年代及历史价值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