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认为孔夫子和孟夫子从不重财，恐怕这是一个误解。其实，这两位圣人也谈钱，只不过在涉及它的时候，先将其涂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说也凑巧，古时人们很大不敬，不避名讳，竟然将钱与孔夫子同姓，戏称之为“孔方兄”，因为古之钱币面上留有方孔。
在《论语》中，孔子的确把他的政治原则、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与经济生活混在了一起。对他来说，各个社会阶层、集团以及个人在生产、流通、分配上的地位、作用和关系必须加以伦理的规范。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钱财是人人所爱的，但应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穷苦是人人所厌的，但因道德的需要，也应安之而不逃避。他还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德秩序，那么，贫穷就是可耻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道德秩序，那么，即便富贵，也是可耻的。因此，孔子主张，在一定的条件和合理的规范下，人们可以积极地追求财富，所谓“富而可求也……吾亦为之”。
总的说来，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以此来抬高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贬低体力劳动者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古希腊大哲柏拉图（Plato）相似，柏拉图也不主张统治阶级参加体力劳动，因为他认为体力劳动者会因陷于“俗务”而延误大事。不过，既然如此，“君子”又靠什么过活呢？对于这一点，孔子要胜一畴，他指出了这样一条“捷径”：只要当了官、成了劳心者，衣食就不愁了，钱财也就自然而然地滚滚而来了，即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里面就暗含着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功能和追求财富的需要的肯定。他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大立国之本。他还提出“何以聚人？曰财。”将财富视
在《论语》中，孔子的确把他的政治原则、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与经济生活混在了一起。对他来说，各个社会阶层、集团以及个人在生产、流通、分配上的地位、作用和关系必须加以伦理的规范。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钱财是人人所爱的，但应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穷苦是人人所厌的，但因道德的需要，也应安之而不逃避。他还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德秩序，那么，贫穷就是可耻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道德秩序，那么，即便富贵，也是可耻的。因此，孔子主张，在一定的条件和合理的规范下，人们可以积极地追求财富，所谓“富而可求也……吾亦为之”。
总的说来，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以此来抬高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贬低体力劳动者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古希腊大哲柏拉图（Plato）相似，柏拉图也不主张统治阶级参加体力劳动，因为他认为体力劳动者会因陷于“俗务”而延误大事。不过，既然如此，“君子”又靠什么过活呢？对于这一点，孔子要胜一畴，他指出了这样一条“捷径”：只要当了官、成了劳心者，衣食就不愁了，钱财也就自然而然地滚滚而来了，即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里面就暗含着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功能和追求财富的需要的肯定。他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大立国之本。他还提出“何以聚人？曰财。”将财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