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南唐词与西蜀词之异同论(上)

2007-01-23 20:08阅读:
一,
  词乃格律严密,句式长短不齐,与音乐关系至切之一种诗歌形式。从诗到词,其相异之处在于:诗通常用以吟咏,词用以歌唱;诗之句法严整规范,词句法参差不齐;诗风端庄典雅,词风柔媚婉约。
  然词之权舆,尚无确论,自宋以降,多有论述,不外以下几种:
  (一)主张词源于《诗经》,如彭孙遹《词统源流》,田同之《西圃词说》等,谓《诗经》已含有许多长短句。
  (二) 主张词源于古诗,如汪森,王昶之《词综序》。
  (三)主张词由乐府嬗变而来,如王灼《碧鸡谩志》,王世贞《艺苑卮言》,顾宁人《日知录》等,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盖词与乐府俱配乐而歌,句多不齐,形式颇为相近。
  (四)主张词源于六朝杂歌,如杨慎《诗品》,徐釚《词苑丛谈》等。
  (五)主张词源于绝句,如俞彦《爰园词话》,宋翔凤《乐府余论》。
  (六)虚声填实字说,以为五七言诗句法整齐,缺乏变化,非增字不足以成声音之和谐,故加衬字,如“贺”,“何”之类,亦即《全唐诗》之“和声”,《朱子语类》之“泛声”。
  余外尚有一说:词之兴与音乐有关。因战争,通商,宗教,婚姻之故,外族音乐遂入。夷乐不奏器,风格与中土迥异。而乐工以为曲美,不识曲词之义,乃采用诗人作品,或自度新词,以配合夷乐粗犷,富于多变之旋律。按此说待近一步研究。
  以上诸说,各执一端。而近世学界公认之说法,谓词起兴于隋唐时期,起初是为配合隋唐以来流行的,以西域“燕乐”为主之音乐而所作之歌词,是古典文学样式之一。
  夫词经云唐诸公戮力经营,蓬勃发展,至五代时已日臻成熟。而长江上游之西蜀与汉水下游之南唐俱为文化重心,故五代词分为两期:前者以西蜀词为代表,后期以南唐词为代表。故仆此文也可谓五代词之论也。
  在论述西蜀词之前,先说说西蜀词派与花间词派之关系
  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赵崇祚纂《花间集》十卷,收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词调七十七个。其风格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故将词人群体称为花间体,又因其入选之作者大多或生于西蜀,或仕于蜀,其词亦多与蜀地有关,故又可称为西蜀词派。可见西蜀词派即花间词派。
  然此创作群体时间跨度达百年,彼
此之间又甚大联系,实与现代意义上之文学流派有别。故西蜀词与西蜀词派不能等同,但大体可以代表它。
  因之,斯文所论西蜀词,大体上即论花间词体,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而南唐词,其界定较为明晰,以李璟(中主),李煜(后主)为代表。
   二,
  对于词之起源,五代词之分期,暨西蜀词与南唐词的界定之后,本文可开始两者之异同之讨论:
  西蜀词与南唐词的相同之处,自不待言。比如大氐为专业词人,以唐亡为界,唐末词人皆作诗,都是“诗客”,没有专业词人;而五代初词人(主要为西蜀词人)皆为居处宫廷都邑的帝王权贵,或其清客,除少数几位作寥寥几首诗外,余全不作诗。南唐亦然,冯延巳与后主只写过少量诗,中主没有一首。
  又如五代词与歌唱不在一体,五代人所作之歌诗或诗歌(《竹枝》,《柳枝》除外)多为案头吟诵,绝少有唐代那样诗歌演唱之记载。唐时红极一时的声诗至五代基本绝迹。如此等等,此不赘述,读者自思之。
  故本文论词之异同,重于异而轻于同,以突出重点。本文于异处,从整体与分叙两处入手。整体者,宏观上论也,总体上把握两者之异,而非个人一家之概括;而分叙者,从微观上论也,就代表作者处分析,比较不同。西蜀则温,韦二家(注:按温韦二人非西蜀人,然《花间集》收词之数冠于诸家之上,诸家受其影响至大,故加以分析);南唐则二主(冯延巳附焉)。
  
  [整体部分]
  西蜀词之绮艳化
  绍续温庭筠,牛嶠之词风而发展者,是为西蜀词之主流。西蜀词人欧阳炯所作之《花间集序》已突显西蜀词宫体诗之特色。其序文云: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嵌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艳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
  可谓西蜀词风乃齐梁宫体与西蜀娼风之产物,而受西蜀宫廷享乐风气之影响及都市游乐生活之熏染亦重。
  据《蜀檮杌》载:
   “前蜀后主王衍曾泛舟阆中,自制《水调银汉曲》,又自制《甘州曲》,《醉妆词》等”。
   “蜀中百姓富庶”,“都人士女倾城游玩”,歌楼妓馆林立,北里娼风日盛,新声艳曲流行,士大夫狂游狎妓,乐而忘返,连蜀主王衍也“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其生活糜腐可见一斑。
  西蜀词作大部分为应歌娱人,佐欢酬宾而作之“伶工之词”,即《花间集序》所谓“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
  今人夏承焘概括西蜀词人之共性为:“华丽的字面,婉约的表达手法,集中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她们的离愁别恨”。
  西蜀词以绮怨之美,适俗之风,清雅之韵为其审美旨趣,其风属伶工之词。
  
  南唐词之政治抒情色彩
  南唐初期之词,亦同西蜀,反映宫廷豪贵享乐生活。公元一九五零年掘烈祖李昇及中主李璟墓,得女乐舞妓踊,足可证矣!且南唐中下层僚吏及市人文士未见词作,史乘亦未有唱曲之记载,仅“二主一相”焉。夫人主权相,位居高辅之重,其作必以国事入之,突显政治色彩后主自不必说,中主李璟与冯延巳之词有无政治色彩值得讨论。
  中主李璟之世,不复有烈祖李昇之雄气。其末造,外有后周虎视,肆力攻伐,称臣消号,迁都南昌;内则党争云起,王族内讧,嫡庶相残,其境訄,其势衰,克以想见。
  北宋马令《南唐书》载:“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
  李易安《词论》评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陆放翁《南唐书》卷八评云:“………时丧败不支,国几亡,稽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语乃如此”。按此论甚确。
  今人龙沐勋亦有一段精彩评论,文云:“诗客曲子词,至花间诸贤,已臻极盛。南唐二主,乃一扫浮艳,以自述身世之感与悲悯之怀;词体之尊,乃上跻于〈风〉,〈骚〉之列。此由其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二主词境之高,盖亦环境迫之使然,不可与温,韦诸人同日而语也”。
  而冯延巳之作,冯煦《四印斋刻〈阳春集〉序》云:“(延巳)俯仰身世,所怀万端………周师南侵,国势岌岌。………危苦烦乱之中,郁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
  南唐词政治色彩浓郁,词风多哀怨怆恻。
  此二词之异也。
  夫南唐词不袭承西蜀绮艳之风,反其道而行之,远绍晚唐皇甫松,韦庄,薛昭蕴诸人之抒情诗,何也?
  一言以蔽之,国家定位暨政治处境使然也。政治环境前已述之,兹就国家定位说一说:南唐自谓大唐正统之延续,李昇更谓己系宪宗帝李纯后嗣,与中原后晋相对峙。然后晋,后汉事朔方契丹政权如父。高丽,契丹却岁贡货币于南唐,怪乎!盖夷族“久服唐之恩信,尊唐余风,以唐为犹未亡也”(见陆放翁《南唐书序》)。
  可知,南唐君臣苟安一隅,为尊恩嘏唐统绪之名分,故而远赓唐末君臣,于偏安西南之西蜀小国之文化艺术以鼻嗤之。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