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0年的积淀，古镇的大街小巷绿荫如盖，清幽宜人，现代中透着几分古朴之风，虽然顶着一个“繁”字，却像一位看尽世事的虚荣，抛却势利与繁浮，心怀宁静，却又带有几分无奈，走入历史重重灰幕中的隐者……
作为古蜀发源地之一的成都新都区，要说起有资历的古镇，还是有很多“候选者”：首先是公认的古蜀国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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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年的积淀，古镇的大街小巷绿荫如盖，清幽宜人，现代中透着几分古朴之风，虽然顶着一个“繁”字，却像一位看尽世事的虚荣，抛却势利与繁浮，心怀宁静，却又带有几分无奈，走入历史重重灰幕中的隐者……
作为古蜀发源地之一的成都新都区，要说起有资历的古镇，还是有很多“候选者”：首先是公认的古蜀国都邑、
现为新都区政府所在地的新都镇；客家聚居地，有着“二月二木兰会”传统的木兰镇；被称为开明王朝第一城，后因诸葛亮屯兵而得名的军屯镇；汉代即有建署，古代蚕桑贸易集散地的龙桥镇；原为崇义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田家英改名的大丰镇。
但也许是“万变不离其宗”，要论出处，所有这些古镇，都赶不上约3000年前起始，古蜀在此发端的新繁古镇，悠长的历史和至今深埋着实证的这块热土。
水观音遗址：殷商巴蜀一脉承
“繁”这个字，和新繁古镇，真是有割不断的因缘：繁字，基本的释义，一是“多”，二是“杂”，三就是专指“兴盛”了。但当初杜宇王创立“繁邑”，为何选择了这个字呢？在史书浩瀚的大海里巡游，记载下来的，可能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公元前800年左右，蜀王杜宇氏在建都九陇山区（今彭州界内）之后，因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一部分人沿清白江顺流而下，在平原地带分建城邑，取物产丰富，人烟繁盛之义为名，故名繁。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蜀川人称郫、繁为膏腴”。可见，蜀王是盼着从山区走出的部落能找到一个肥美的“膏腴之地”。那时的“繁”是设在彭州蒙阳地区的。
“繁”的故事，在后来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汉书·地理志》和现存最早的明正德年间的《四川志》明确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以后，秦在四川设置蜀郡，将“繁”命名为县，列为蜀郡所辖15个县的第三，排列在成都，郫县之后。
又过了400余年，到三国蜀汉时期的延熙十年（247）和十七年（254），蜀汉后主刘禅令姜维领兵北征，将来降的陇西凉州胡人及民众迁居繁县屯垦，然后分批将原繁县群众迁至，今清白江南岸地区聚居，用以拱卫京城成都，从此，聚居地被称为“新繁”，但仍属繁县管辖。
直到到明帝武成二年（560），废除繁县西北的东益州（今彭州市关口附近），又将在蒙阳地区的繁县南迁新繁（今新繁镇西），正式撤销繁县，改名新繁县。将原繁县所辖的清白江南北两岸地区划归新繁，而江北大片地区划归九陇县（今彭州丹景山镇）。
二千多年来，经历了“得名”、“建县”、“迁徙”、“合并”，新繁和彭州、温江、新都等地多有交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分合合的并存，直到1965年7月，撤销新繁县，并入新都县。
1957年—1958年，新繁镇西一条不起眼的土坡上，迎来了一群群考古工作者，经发掘，在这个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00米的地域内，一大批能证实中原殷商文化曾和古蜀文明融合的文物（光听听名字就让人心生遐想：青铜器戈、矛、钺；陶罐、高柄豆、小平底钵、圈足器、鸟头形柄勺）和墓葬相继出土，因附近有一座水观音寺庙，这里被命名为“水观音遗址”。可别小看这个发现：不仅因为“水观音遗址”是四川最早认定的商代遗址，还因为在殷商与巴蜀两个完全不同的古政治、文化系统里，成都平原早就开始了中华民族多种文化的融合。
东湖：清风至今思圣贤
从成都市区开车到新繁，有几条路：一是由“成彭高速”新繁出口下折返回新繁镇；一是从成都北门沿“省道105”经龙桥镇到新繁；再就是从新都沿“新新路”到新繁。但不论从何处来，东湖的一汪绿水，都是一个中心点。
唐代在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大型园林，川西平原水文化的结晶——新繁东湖，我却是第一次去“拜访”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所在。
现在的新繁东湖，一南一北两道大门；一上一下两个湖泊：老东湖和后来开挖的万花湖。从现存格局看，两道门都是由古老城墙门洞上的一座小楼组合而成。东湖路上的北门，是穿过望雪楼，带着知稼亭、平远台、光其堂等一溜建筑；；南大门则是绕过清白江楼，左右分布着四费祠、三贤堂、城霞阁、见山亭等建筑。
整个园林的中心，是呈现椭圆形的东湖，以及面湖而坐，修建于宋代的怀李堂。
怀李，那是新繁人对晚唐时曾在新繁任职，始掘东湖，被称为“万古之良相”的李德裕，一份深切的情谊。
李德裕（787—849），字文饶，唐代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与其父李吉甫均为晚唐名相。唐文宗、唐武宗两朝，李德裕两度入相，到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再贬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区大林乡附近），次年正月抵达。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850年1月26日）卒于海南任所，终年63岁。
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他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近代梁启超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只是可惜的是，因“牛李党争”延续40年和“会昌中兴”中坚持中央集权并灭佛，争议太大，以致李的声名也像他的命运一样，湮没在历史中。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实，自然也会名人辈出，在新繁，数得着的名人学者，从古至今亦如繁星闪烁：东汉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任末、宋代龙图阁学士梅挚、元代宰相张惠、清初著名思想家费密、“五四”文化名人吴虞、当代文豪艾芜、著名作家哈华、神话学家袁珂。
不过，好在还有东湖没被岁月湮没。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李德裕任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并兼任新繁县令，他命人开凿湖泊，引青白江之水入园，因园林选址在原县署之东，故称东湖。可贵的是，东湖的园林建园早于苏州园林，园林面积三十五亩，水面就占了三分之一，经历代营建培修，现在的东湖古树参天、凿湖垒成的山石，移步换景，气势幽然。现在的园林建筑由出任新繁知县的江苏泰州学者程祥栋于清同治三年（1864）兴建。
在东湖内，就有专祀李德裕的“怀李堂”、纪念唐宋先贤李德裕、王益、梅挚的“三贤堂”、纪念明末清初“费密一门四世六乡贤”的“四费祠”、专祀宋代“铁面御史”赵抃的“清白江楼”、专祀王益的“瑞莲阁”。
建筑，在此时便充当了另一种“史笔”。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理解李德裕大起大落的心境了，只是在他老年留下的《登崖州城作》中，我们依稀读到他远离权力中心后，政治家，也是诗人的内心，那几分流连：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龙藏寺：寂寥寺院忆前世
一地文化追根寻源，总是和宗教在此地的落脚，潜移默化的发展，和宗教建筑寺院庙堂，有着无法切断的联系。新繁镇也是一样。但寻找藏有明代壁画的龙藏寺，其过程与结果，却让人感叹多于好奇。
新繁镇西，跨越成彭高速和省道105线，一条大路直通郫县的团结镇，出镇不远，就是龙藏寺所在，不过，问路时，新繁人却异口同声的说，那是“荣校”，或称“荣军医院”。果然，在经过医院大门、门诊部以后，我们在右边看到了龙藏寺的两座碑亭、一座牌坊以及隐身在葱郁树木中寂静的三进大殿和两侧的围廊。
说龙藏寺和大名鼎鼎的成都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新都宝光寺齐名，那是有依据的。寺院进门的正面，高高悬挂着一块匾，那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龙藏寺主持雪堂大和尚传戒时，各大寺院恭贺留下的，匾上落款，上面各大寺院的大名，整齐排列，足有20家之多。
资料记载，“龙藏寺”原名慈惠庵，始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年），宋大中祥符年间扩大为寺，更名为龙藏寺，元末毁，明洪武初和清康熙初先后再建。经清初高僧大朗和晚清诗僧雪堂主持，敬贤重才，招致文人荟萃，诗人书法家辈出，建龙藏寺碑林，一时名声大噪。尤其是大朗和尚，不仅诗文俱佳，而且筑堰治水，功德后人，现在双流还有大朗堰记其功绩。
龙藏寺为最典型的“一半子孙庙、一半丛林”性质的寺院。清初，大朗禅师住锡于此。大朗属破山海明禅师下传宗派，但不是临院济正宗，而属于临济岔派。寺内住持自大朗以
后，都是师徒代代相传。此寺的“本家”寺院有什加慧剑寺、彭县中正寺等，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寺外还有脚庙（即下属寺庙)十座，田地千亩以上。寺内也部分接待云水僧挂单，1940年还传过一次戒。此寺斋堂前挂的梆(木鱼)，不像子孙庙鱼尾向山门，也不像丛林鱼头向山门，而是鱼头向斋堂外，与大殿平行横挂。
龙藏寺，占地300余亩，寺内风景秀丽，古树众多，珍藏着9幅精美的明代壁画，它荟萃了苏轼、黄庭坚、文征明、王守仁、董其昌、石涛、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何绍基等古今著名书法家的200余座碑林。其中，大殿里气势恢弘、绘画精美的壁画更是被视为艺术精品，被称作“天龙八部”。另外，它在清朝就创建了佛学院，并是古蜀琴文化的中心。
眼前的龙藏寺，却一点看不出昔日香火鼎盛、经声朗朗的景象：大殿门户紧闭，寥无人迹，因多年为荣军医院所用，树木和房屋结构没有大变化，但其价值不菲的明代壁画，因没有专项维修资金，或是被多年潮湿的空气腐蚀，或是住家户进入庙宇以后散失，现在早已是一片凋零。如今80%的碑刻近100通被移至新都升罨桂湖，和从东湖碑林移去的名人石碑一起，改称了桂湖碑林。
走出寺院，寂静中，只听得见自己单调的脚步声，我想，龙藏寺如果有生命，它只在对前世的追忆中衰落下去吗？它会在等待吗？
新繁，2700年的积淀，古镇的大街小巷绿荫如盖，清幽宜人，现代中还保留着几分古朴之风。虽然顶着一个“繁”字，却像一位看尽世事的虚荣，抛却势利与繁浮，心怀宁静，却又带有几分无奈，一步一叹，走入历史重重灰幕中的隐者。
古镇档案：
新都新繁镇，距成都外环约10公里，古名繁。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为蜀王望帝杜宇氏所建，秦统一中国后曾设繁县，三国时姜维屯垦，更名“新繁县”， 1965年，新繁、新都两县合并为新都县，改为新繁镇。因曾辖或隶属彭县（今彭州）、新都、成都，也被称为“三县”。新繁拥有典型古蜀文化遗存——水观音殷墟遗址，镇内还有中国保存完好的唐代园林之一——新繁东湖，始建于唐代的汉传佛教龙藏寺、华林寺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被誉为“川西碧玉”，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1994年被列为四川省100个小城镇建设试点镇。
但也许是“万变不离其宗”，要论出处，所有这些古镇，都赶不上约3000年前起始，古蜀在此发端的新繁古镇，悠长的历史和至今深埋着实证的这块热土。
水观音遗址：殷商巴蜀一脉承
“繁”这个字，和新繁古镇，真是有割不断的因缘：繁字，基本的释义，一是“多”，二是“杂”，三就是专指“兴盛”了。但当初杜宇王创立“繁邑”，为何选择了这个字呢？在史书浩瀚的大海里巡游，记载下来的，可能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公元前800年左右，蜀王杜宇氏在建都九陇山区（今彭州界内）之后，因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一部分人沿清白江顺流而下，在平原地带分建城邑，取物产丰富，人烟繁盛之义为名，故名繁。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蜀川人称郫、繁为膏腴”。可见，蜀王是盼着从山区走出的部落能找到一个肥美的“膏腴之地”。那时的“繁”是设在彭州蒙阳地区的。
“繁”的故事，在后来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汉书·地理志》和现存最早的明正德年间的《四川志》明确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以后，秦在四川设置蜀郡，将“繁”命名为县，列为蜀郡所辖15个县的第三，排列在成都，郫县之后。
又过了400余年，到三国蜀汉时期的延熙十年（247）和十七年（254），蜀汉后主刘禅令姜维领兵北征，将来降的陇西凉州胡人及民众迁居繁县屯垦，然后分批将原繁县群众迁至，今清白江南岸地区聚居，用以拱卫京城成都，从此，聚居地被称为“新繁”，但仍属繁县管辖。
直到到明帝武成二年（560），废除繁县西北的东益州（今彭州市关口附近），又将在蒙阳地区的繁县南迁新繁（今新繁镇西），正式撤销繁县，改名新繁县。将原繁县所辖的清白江南北两岸地区划归新繁，而江北大片地区划归九陇县（今彭州丹景山镇）。
二千多年来，经历了“得名”、“建县”、“迁徙”、“合并”，新繁和彭州、温江、新都等地多有交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分合合的并存，直到1965年7月，撤销新繁县，并入新都县。
1957年—1958年，新繁镇西一条不起眼的土坡上，迎来了一群群考古工作者，经发掘，在这个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00米的地域内，一大批能证实中原殷商文化曾和古蜀文明融合的文物（光听听名字就让人心生遐想：青铜器戈、矛、钺；陶罐、高柄豆、小平底钵、圈足器、鸟头形柄勺）和墓葬相继出土，因附近有一座水观音寺庙，这里被命名为“水观音遗址”。可别小看这个发现：不仅因为“水观音遗址”是四川最早认定的商代遗址，还因为在殷商与巴蜀两个完全不同的古政治、文化系统里，成都平原早就开始了中华民族多种文化的融合。
东湖：清风至今思圣贤
从成都市区开车到新繁，有几条路：一是由“成彭高速”新繁出口下折返回新繁镇；一是从成都北门沿“省道105”经龙桥镇到新繁；再就是从新都沿“新新路”到新繁。但不论从何处来，东湖的一汪绿水，都是一个中心点。
唐代在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大型园林，川西平原水文化的结晶——新繁东湖，我却是第一次去“拜访”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所在。
现在的新繁东湖，一南一北两道大门；一上一下两个湖泊：老东湖和后来开挖的万花湖。从现存格局看，两道门都是由古老城墙门洞上的一座小楼组合而成。东湖路上的北门，是穿过望雪楼，带着知稼亭、平远台、光其堂等一溜建筑；；南大门则是绕过清白江楼，左右分布着四费祠、三贤堂、城霞阁、见山亭等建筑。
整个园林的中心，是呈现椭圆形的东湖，以及面湖而坐，修建于宋代的怀李堂。
怀李，那是新繁人对晚唐时曾在新繁任职，始掘东湖，被称为“万古之良相”的李德裕，一份深切的情谊。
李德裕（787—849），字文饶，唐代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与其父李吉甫均为晚唐名相。唐文宗、唐武宗两朝，李德裕两度入相，到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再贬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区大林乡附近），次年正月抵达。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850年1月26日）卒于海南任所，终年63岁。
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他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近代梁启超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只是可惜的是，因“牛李党争”延续40年和“会昌中兴”中坚持中央集权并灭佛，争议太大，以致李的声名也像他的命运一样，湮没在历史中。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实，自然也会名人辈出，在新繁，数得着的名人学者，从古至今亦如繁星闪烁：东汉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任末、宋代龙图阁学士梅挚、元代宰相张惠、清初著名思想家费密、“五四”文化名人吴虞、当代文豪艾芜、著名作家哈华、神话学家袁珂。
不过，好在还有东湖没被岁月湮没。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李德裕任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并兼任新繁县令，他命人开凿湖泊，引青白江之水入园，因园林选址在原县署之东，故称东湖。可贵的是，东湖的园林建园早于苏州园林，园林面积三十五亩，水面就占了三分之一，经历代营建培修，现在的东湖古树参天、凿湖垒成的山石，移步换景，气势幽然。现在的园林建筑由出任新繁知县的江苏泰州学者程祥栋于清同治三年（1864）兴建。
在东湖内，就有专祀李德裕的“怀李堂”、纪念唐宋先贤李德裕、王益、梅挚的“三贤堂”、纪念明末清初“费密一门四世六乡贤”的“四费祠”、专祀宋代“铁面御史”赵抃的“清白江楼”、专祀王益的“瑞莲阁”。
建筑，在此时便充当了另一种“史笔”。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理解李德裕大起大落的心境了，只是在他老年留下的《登崖州城作》中，我们依稀读到他远离权力中心后，政治家，也是诗人的内心，那几分流连：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龙藏寺：寂寥寺院忆前世
一地文化追根寻源，总是和宗教在此地的落脚，潜移默化的发展，和宗教建筑寺院庙堂，有着无法切断的联系。新繁镇也是一样。但寻找藏有明代壁画的龙藏寺，其过程与结果，却让人感叹多于好奇。
新繁镇西，跨越成彭高速和省道105线，一条大路直通郫县的团结镇，出镇不远，就是龙藏寺所在，不过，问路时，新繁人却异口同声的说，那是“荣校”，或称“荣军医院”。果然，在经过医院大门、门诊部以后，我们在右边看到了龙藏寺的两座碑亭、一座牌坊以及隐身在葱郁树木中寂静的三进大殿和两侧的围廊。
说龙藏寺和大名鼎鼎的成都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新都宝光寺齐名，那是有依据的。寺院进门的正面，高高悬挂着一块匾，那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龙藏寺主持雪堂大和尚传戒时，各大寺院恭贺留下的，匾上落款，上面各大寺院的大名，整齐排列，足有20家之多。
资料记载，“龙藏寺”原名慈惠庵，始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年），宋大中祥符年间扩大为寺，更名为龙藏寺，元末毁，明洪武初和清康熙初先后再建。经清初高僧大朗和晚清诗僧雪堂主持，敬贤重才，招致文人荟萃，诗人书法家辈出，建龙藏寺碑林，一时名声大噪。尤其是大朗和尚，不仅诗文俱佳，而且筑堰治水，功德后人，现在双流还有大朗堰记其功绩。
龙藏寺为最典型的“一半子孙庙、一半丛林”性质的寺院。清初，大朗禅师住锡于此。大朗属破山海明禅师下传宗派，但不是临院济正宗，而属于临济岔派。寺内住持自大朗以
后，都是师徒代代相传。此寺的“本家”寺院有什加慧剑寺、彭县中正寺等，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寺外还有脚庙（即下属寺庙)十座，田地千亩以上。寺内也部分接待云水僧挂单，1940年还传过一次戒。此寺斋堂前挂的梆(木鱼)，不像子孙庙鱼尾向山门，也不像丛林鱼头向山门，而是鱼头向斋堂外，与大殿平行横挂。
龙藏寺，占地300余亩，寺内风景秀丽，古树众多，珍藏着9幅精美的明代壁画，它荟萃了苏轼、黄庭坚、文征明、王守仁、董其昌、石涛、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何绍基等古今著名书法家的200余座碑林。其中，大殿里气势恢弘、绘画精美的壁画更是被视为艺术精品，被称作“天龙八部”。另外，它在清朝就创建了佛学院，并是古蜀琴文化的中心。
眼前的龙藏寺，却一点看不出昔日香火鼎盛、经声朗朗的景象：大殿门户紧闭，寥无人迹，因多年为荣军医院所用，树木和房屋结构没有大变化，但其价值不菲的明代壁画，因没有专项维修资金，或是被多年潮湿的空气腐蚀，或是住家户进入庙宇以后散失，现在早已是一片凋零。如今80%的碑刻近100通被移至新都升罨桂湖，和从东湖碑林移去的名人石碑一起，改称了桂湖碑林。
走出寺院，寂静中，只听得见自己单调的脚步声，我想，龙藏寺如果有生命，它只在对前世的追忆中衰落下去吗？它会在等待吗？
新繁，2700年的积淀，古镇的大街小巷绿荫如盖，清幽宜人，现代中还保留着几分古朴之风。虽然顶着一个“繁”字，却像一位看尽世事的虚荣，抛却势利与繁浮，心怀宁静，却又带有几分无奈，一步一叹，走入历史重重灰幕中的隐者。
古镇档案：
新都新繁镇，距成都外环约10公里，古名繁。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为蜀王望帝杜宇氏所建，秦统一中国后曾设繁县，三国时姜维屯垦，更名“新繁县”， 1965年，新繁、新都两县合并为新都县，改为新繁镇。因曾辖或隶属彭县（今彭州）、新都、成都，也被称为“三县”。新繁拥有典型古蜀文化遗存——水观音殷墟遗址，镇内还有中国保存完好的唐代园林之一——新繁东湖，始建于唐代的汉传佛教龙藏寺、华林寺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被誉为“川西碧玉”，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1994年被列为四川省100个小城镇建设试点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