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部队大院的童年记忆（七）
2023-02-12 10:41阅读：
六十年前部队大院的童年记忆（七）
作者：张明
七、大院的露天电影，孩子们的游戏、纠葛和趣闻
小西天大院内有一座大礼堂，在大院的东北角。我们在里面看过电影。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看露天电影。
第三门诊部前面有一个的大操场，在晚上放电影时也就成为露天电影院。看电影不仅是孩子们，甚至也是成年人的盛大节日。小西天大院看电影的观众，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不仅仅是住在大院里的人，甚至大院周边的机关和学校的人员闻到消息也赶过来凑热闹。电影放映时，银幕正面坐不下，许多人就挤在银幕的背面看，只要不看文字，画面的效果没有太大的区别。特别是电影开演之前，放映员会先用放映机的灯光打到银幕上聚焦，再矫正位置和尺寸。这时，总会有许多孩子借着灯光打手势、扔帽子、做鬼脸，快乐无比。待电影开始以后，场面才慢慢平静下来。《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铁道卫士》等等，都是男孩子们喜欢看的打仗片。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等译制片。这些电影的情节甚至台词我都会背。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培训电影放映员，操场上挂上了七八块银幕，分别放映不同的故事片，我们这些孩子就抓瞎了，跑来跑去，也不知该看哪一块银幕，瞎着急。看来开心过了头也不行啊。
那个年代孩子们的游戏也
是多种多样的。女孩子喜欢玩跳皮筋、扔沙包、摆羊拐等。男孩子喜欢玩滚铁环、耍铁片、拍烟角等。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喜欢参加的是集体合作项目的游戏，叫“官兵捉贼”。一群男孩子分成两拨，一拨扮成“贼”，负责躲藏；另一拨扮成“官兵”，负责抓“贼”。抓到的“贼”，被“官兵”押解到树底下，手拉手站成一队。但此时抓到的“贼”可以和未抓到的“贼”进行互动，争取获得解救。未抓到的“贼”拼命跑过来，只要手触碰到排队的人，被抓获的“贼”便四散而逃，重又获得自由。直到“官兵”把所有的“贼”抓完，“官兵”才算获胜。这个游戏既表现了集体的作用，又是个人奔跑速度和耐力的比拼：“贼”要拼命跑，“官兵”要拼命追，客观上也起到了锻炼身体的作用，因而记忆犹新。
是孩子肯定调皮，甚至会打架。法院的男孩子也不例外。那时候，我们集中在小西天大院的六号楼居住。一九六五年时，准备集体搬家到北太平庄总政宿舍。男孩子特别是大一些的喜欢玩双杠。在六号楼与七号楼之间有一架双杠，周围的孩子都喜欢玩。当然，孩子有孩子的玩法，与体操运动员是大相径庭的。法院的孩子想把双杠搬到北太平庄，便开始挖土清理地基。在七号楼居住的总政文工团的子弟不干了，他们呼啦啦围了过来，为首的就是胡玫的哥哥胡克。围绕着这架双杠，一帮人要带走，一帮人不同意，双方剑拔弩张，都想用武力征服对方，火药味很浓。最终，此事惊动了大人——即双方的家长出面解决问题。作为孩子，我们是不知道大人如何协调解决的，究竟是体育器械所有权的确认，还是大院管理人员的决定，都不得而知，但结果是我们把双杠带到了北太平庄。现在想来，或许人家总政文工团做出了让步，毕竟谦让才是美德。
总政军事法院干部子弟梁京生告诉我，大概是一九六〇年的夏末秋初，他刚五岁。小西天大院西边还是果园，有许多枣树。他和大哥梁建康带着一群孩子去果园玩，本想捕捉树上的蝉，顺带捡了几个掉在地下的枣子。谁知他们刚拿出来弹弓，就被果园看守人发现，并指控他们偷水果，孩子们大喊冤枉。看守人指着他们的弹弓和手里的枣说，一点也不冤枉。梁京生说，弹弓是打树上的蝉，枣是地上捡的。面对五岁的孩子，看守人将信将疑。这时，树上的蝉鸣叫起来。他眼睛一亮地说，你们用弹弓把这只蝉打下来，我就相信你们。打不下来，就说明你们讲假话。十岁的梁建康不慌不忙，把弹弓上的皮筋整理了一下，在地上选择了一粒石子，夹在包皮内，迎头对准树上的蝉。只听“砰”的一声，蝉鸣戛然而止，那只蝉被弹弓打了下来，孩子们欢呼雀跃一拥而上。看守人也在惊叹，最终放了他们。
同是法院干部子弟李卫东也告诉我一件趣事。一九六三年春节放假期间，刚下过雪，孩子们在六号楼前放鞭炮。李卫东有几个“麻雷子”也一起放。这种鞭炮个头大，火药足，外包装是牛皮纸，声音巨响。在炸了两个“麻雷子”之后，他把第三个“麻雷子”的引信点燃。这时，忽然有人催他赶紧上车。原来，春节期间部队大院专门派车送干部家属和孩子去动物园玩。孩子们就在候车时的空隙放鞭炮。当李卫东听到有人喊他赶紧上车时，他立刻将已经点燃的“麻雷子”引信捻灭，装进裤兜里。这兜里还放着几个未点燃的“麻雷子”。谁知他刚刚走到车门口时，裤兜里的鞭炮炸响了，连同几个未点燃的“麻雷子”一同开了花，他穿的裤子立即燃烧起来。已经上车和正要上车的人都惊呆了，反应过来后，都过来帮忙拍打，终于将火扑灭。原来，李卫东以为自己把鞭炮引信捻灭了，实际上没有，还在继续燃烧，最终引起炸响。但是庆幸的是，虽然裤子烧破了，但他的身体安然无恙，只是靠近裤兜处的大腿皮肤略微发红而已。
尾声
十四年前，我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之后经常参加北京作协举办的采风活动，认识了北京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升山先生和副秘书长李智明先生。有一次与王升山副主席闲谈，得知他竟住在小西天部队大院，从小在那里长大，真是巧极了。他告诉我，大院建于一九五六年，盖起的第一座楼就是一号楼。他父亲是总参管理局的干部，同年搬进来就临时住在一号楼，所以他对小西天部队大院的修建时间记得非常清楚。
过去的小西天大概有个牌楼，后来拆除了。改革开放后，又恢复重建了一个牌楼，作为小西天的地标。牌楼建在部队大院南侧的一条街上，街名叫“文慧园路”。牌楼上蓝色衬底写上了“小西天”三个金色大字，矗立于文慧园路的东口。牌楼由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负责修建，时间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
有了牌楼，“小西天”这个地名也就有了物化的依据。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