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出土的国宝重器系列之一大盂鼎
2021-02-05 09:39阅读：
岐山出土的国宝重器系列
大盂鼎
蔡昌林
岐山是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时的周国都城所在，自汉以来就不断有青铜器出土的记录[
见《宋书·符瑞志》载：“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至槐里，右扶风禁上美阳，得铜鼎于岐山，似酒尊，诏在道辰夕以为百官热酒。”]，此后岐山出土青铜器更是屡见史志。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中的“大盂鼎”“毛公鼎”就出自岐山，从清代到1949年，岐山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重器，资料完备，收藏地点明确的就达30多件[
参见：岐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岐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1949年至今，岐山出土商周青铜重器数量已逾数百件，其中，1975年董家村窖藏一次就出土青铜器37件，著名的就有“卫鼎”“卫簋”“朕匜”等重器。2020年7月19日起，各大媒体爆料，陕西岐山贺家村2014年出土的西周“青铜轮牙马车”经省考古研究院数年修复，已于近日清理保护完毕。这个装饰有上万颗绿松石，代表着西周高等级贵族礼制的“第一豪车”重现雄风，将在未来开馆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与公众见面[
参见：首席记者李明摄影、记者张扬报导：《西周“第一豪车”重现雄风》载《西安日报》2020年7月31日，第8版。
]。岐山文物再次刷爆国人眼球。
应岐商杂志主编要求，从本期开辟专栏，对岐山出土的青铜重器逐一介绍。首先出场的是国宝大盂鼎。
（图1 大盂鼎 现藏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器。鼎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腹围84厘米，重153.5千克。清道光初年（1822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京当礼村沟岸中。大盂鼎出土距今近二百年，对其考证研究者甚多，围绕它发生的故事也实在是太多，写一本书或拍一部电视连续剧都绰绰有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就其要点作以概述。
一、出土地点与收藏经历的辩伪与考证
本来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它出土于西周王朝的奠基之地——周原遗址的核心区域 “京当”
“礼村”。附近有“毛公鼎”和上文提到37件窖藏铜器出土地董家村、西周青铜马车出土地贺家村，近邻“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其东边不远有已经发掘、位于扶风县的
“云塘遗址”和“召陈遗址”。
（图2 大盂鼎出土地点示意图）
这一点，在清代金石学家、道光进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式芬（1796～1856）的《攈古录》中已经确认。亦见于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家刘心源(1848～1915
)在鲍康《观古阁丛稿》跋中记载的：“大盂鼎道光年间岐山出土，初为宋氏所得，置密室、不以示人，周雨樵侦知之，遂豪夺去；吴世芬云：器出岐山礼村，江苏嘉定周雨樵赓盛令岐山时得之。”
【 参见：政协岐山县委员会编，刘少敏主编：《周文化丛书·青铜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北京第1版，第9页。】
这应该是最早的记录，但为何在后来直到现在一些著述中，对出土地有了争议、以至于百度百科该鼎词条中也显示为眉县李村呢？
这是因为清代官员学者吴大澂（1835～1902）在其著述中将大盂鼎出土地岐山礼村误写为眉县礼村。吴大澂因1886年任清廷首席代表中国在同俄国进行勘界会谈中，有卓越表现而盛名于世，由于吴大澂也是清金石学名家之一，尤长于篆书，但就是他的这一疏忽，使后来一些研究者也未加考证，就据此以误传讹，又由于眉县只有李村，而无礼村，眉县李村，亦有窖藏青铜重器出土，故误礼为李，以李讹礼。将大盂鼎的出土地就写为眉县李村了。
虽然两地相距近80里地，后来的研究和介绍者不以为然，且收藏者提供的出土地点本身就有不确定性。而岐山县博物馆前馆长庞怀靖先生，曾于上世纪70年代起多次去京当礼村踏探，宝鸡日报总编辑吕向阳也为此曾做过调查，采访过宋金鉴的第五世孙宋炎魁，他说据当地老人讲，第一个发现者是京当的董怀怀父子，接着被悍匪冯大山、刘大头先后抢去，又被当地富户董天有设计收藏，几经辗转，被岐山第一富绅、凤鸣镇宋兆奎购得秘藏。不久被岐山县令周雨樵豪夺掠走，卖到省城古董商后又转手至京城，但被在京城做翰林的宋家孙子宋金鉴从琉璃厂发现，再用3000两银子购回运抵岐山家中，之后却被吸食大烟的宋家后代以700两银子卖给左宗棠幕僚袁宝恒[
参见：吕向阳：《国宝大盂鼎出土记》系列，载宝鸡日报
宝鸡网，2016-6-16，2016-7-1，http://www.cn0917.com/zongbian/dayuding/]，袁氏遂献于镇守西北的名臣左宗棠（1812～1885），左氏后来遭难蒙救后为谢恩，又将大盂鼎赠予收藏大家、酷嗜金石，历任侍读，工部、刑部尚书的潘祖荫（1830～1890）。历经战乱和各方觊觎，直到1951年，潘祖荫后人潘达于将其献给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交上海博物馆收藏。1959年由上海博物馆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展示至今。
以上事实，地点清晰、收藏经历有序，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宝鸡市文物考古所辛怡华研究员根据大盂鼎铭文中的器主盂作器是为祭祀其祖父南公，而南公与周王室同姓，封地在岐山礼村附近，与毛公封地相邻，[
参见：辛怡华：《岐山贺家出土铜器铭文研究》西安，《文博》2017年01期]而眉县李村一带是单氏封地。这一点，已被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单氏家族铜器证实。笔者就这些论据，在发稿前专程拜访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吴镇锋研究员，得到肯定。吴老师说，收藏者所说出土文物地名不一定准确的现象直到现在也多有发生，并举了数例，吴老师对铭文中有关的“南宫”家族和
“南公”与“周公”“召公”关系作了详解，用杨家村历代出土的器铭中的家族属性，排除了该鼎在眉县李村出土的可能。而陕西省考古所研究员张天恩博士在于作者通话时，再次强调，礼村自古只在岐山，眉县没有礼村，这更是大盂鼎出土岐山礼村的铁证。
虽然近年国家博物馆也做了更正，遗憾的是，在众多的权威学者的著述中，依然是写成眉县，这在以前可以理解，但在新的考古发现已经有了结论后还不确定更正，就是以其昏昏，以讹传讹了！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更应该引起岐山县官方和各界仁人志士的关注，一起尽责，正本清源。
二、大盂鼎铭文的历史文化价值
大盂鼎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图3 大盂 鼎铭文拓片）
（图4 大盂鼎铭文拓片中的戒酒词）
（图5 清代吴世芬撰《攈古录》中的大盂鼎释文）[ 参见：《大盂鼎铭文》，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翻译成白话文于下：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受有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传至武王，继承文王翦商事业，建立邦国、除掉恶人。统一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各级主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时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幼时就承袭了先祖的爵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一样来册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宫，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维护王室威严。王说：命你盂承袭你先祖南公职位，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礼服、蔽膝、木底履、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献民四百，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异族的献臣十三名，奴隶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一定要正直行事，不辱使命。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祭祀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可见盂在铭文中记载的是康王在宗周对他的一次册命。内容首先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的功德，总结了殷商因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周康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懿德，并且追述盂深受周王的恩泽，早年在周王朝贵胄学校成长的经历，告诫盂也要效仿其祖父南公，辅佐上司荣氏，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其次记载了天子任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并赏赐给盂秬鬯、服舆、旗帜和车马，以及邦国献臣、献民驭手和奴隶的数目。最后，盂盛赞王的美德，制作了这件祭祀祖父南公的宝鼎。
对照典籍《尚书》有《酒诰》一篇，是康叔受封卫时，周公给他的戒酒令。从中可见周初对商人因酒灭国教训的清醒认知。而
大盂鼎铭文是用青铜铸成的酒诰，第一次记载了周王对诸侯贵族的册命仪礼，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武、成、康三王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分封，铭文的“授民授疆土”，就是给贵族赏赐奴隶和土地。反映了西周社会当时的现状。因而也是史家研究周代
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
从铭文中亦可看出，西周初年经过周公制礼作乐达到成康之治的显著成果，特别是对官员和贵族必须敬天爱民、尊崇先祖的德行要求。
所以大盂鼎铭文传承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当下的反腐倡廉，整治各级官员庸政懒政具有现实意义。
三、大盂鼎造型、纹饰、铭文的艺术风格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的西周体量最大的铜鼎之一，造型雄浑，工艺精湛。
器形作敛口折沿，口沿上有二立耳，圆腹，较深，腹近底处略显倾垂，底部近平，下有三蹄足，较粗壮。加之器形巨大，造型凝重结实、端庄堂皇、浑厚雄伟，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商晚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属于青铜艺术的鼎盛时期，器物普遍使用高浮雕和凸起的扉棱，纹饰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饕餮纹（今称兽面纹）、夔纹、鸟纹、蚕纹、乳钉纹流行，以卷体夔纹最具特色。
大盂鼎颈部饰三组分体式折角饕餮纹，足根部饰外卷角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器身、足部的饕餮纹躯体上皆饰勾云纹刻线，并以雷纹填地。足部饕餮纹下方饰两根凸线，与足底部区分形成对比。
记事体铭文在商末出现，而器物上出现长篇铭文是西周礼器的重要特点。商周青铜铭文一般称大篆或称籀书，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技术精湛，字迹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商周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
该鼎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笔道首尾出锋、波磔明显，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规整中又见灵动。呈现瑰异凝重的艺术效果。如“天”“王”“正”“才”等字肥笔参差错落、高古质朴。是西周早期
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正如那天与钟明善先生谈起大盂鼎的书法艺术时，他总结的，其风格特点是布局规矩整齐，横成排、竖成列，每个字大小基本相同，和此前铜器上遒美挺拔的书风形成鲜明对比。
2020年9月13日于寻源斋
原载 《岐商》杂志 第5辑 202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