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恩如（原名顾世萍）花一个月时间，为“莲花佛国”九华山翠峰寺精剪作品《释迦牟尼》像，并于5月26日（农历4月初8），在国际文化交流传承人季丹的引见下，结缘翠峰寺印刚法师，翠峰寺曾是中国第一所华严大学所在地。5月25日下午，顾恩如一行三人，带上长1米5、宽1米的作品，披星戴月，赶到翠峰寺，并于次日上午4点，穿上海青，统一上香，礼拜。作品放在华严正大厅。10点为玉佛举行浇水，活动结束，印刚法师为顾恩如，举办皈依仪式，并为她申请法号：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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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它是一种镂空艺术，也是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千百年来不仅风行全国，而且名扬海外。中国的剪纸手工艺术，犹如一株常青藤，古老而常青，它特有的普及性、实用性、审美性成为了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象征意义。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就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各地剪纸题材大致相同，可是各有特色，风格迥异，流传千余年，品种成千上万，人物形象、社会生活画面、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无所不有。剪纸艺术家采用阴间和阳剪的手法，巧妙运用黑白和线条，不管是对人物内心的抽象写真，还是对花鸟鱼虫的自然写实，每一件作品都剪出了粗犷而精巧、简约而充实、质朴而灵秀、生动而传神的艺术效果。早在1949年郭沫若先生在徐蔚南编撰的《剪画选胜》一书卷首就题诗：“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剪纸，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茅盾先生题词也说：“南北民间艺术各有千秋。”
剪纸，又叫刻纸、窗花或剪画。区别在于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虽然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
剪纸从色彩上分，有单色剪纸和套色剪纸。用一种颜色的剪纸刻出来的作品就叫单色剪纸，它如同版画中的单色木刻一样，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朴素大方。而套色剪纸则是用不同颜色的剪纸刻出来的作品，这种形式并不常用，这类作品看起来生动形象，是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典型代表之一。
剪纸的载体可以是纸张、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材料，剪纸是一种民间传统工艺品。早在汉唐时代，合肥民间妇女即有将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上鬓角为饰的风尚。后来逐步发展，在节日中，用彩纸剪成各种花草、动物或人物故事，贴在窗户上（叫“窗花”）、门楣上（叫“门笺”）作为装饰，也有作为礼品装饰或刺绣花样之用的。剪纸的工具，一般只是一把小剪刀，有的职业艺人则用一种特制的刻刀刻制，称为“刻纸”。
剪纸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因其材料易得、成本低廉、适应面广、样式繁多、形象普遍生动而广受欢迎。剪纸最适合农村妇女闲暇时制作，既可做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民间剪纸作为中国本源哲学的体现，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全面、美化、吉祥的特征，同时民间剪纸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传达出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过去，民间剪纸艺术虽受到艺术界和民俗界的重视，但仅仅只是停留在民间美术的纹饰和造型的角度，或民俗事象的利用、信仰角度上，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更没看到它在传统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没有确立它在传统文化中该处的地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艺术的关注，剪纸艺术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它的地位也变得重要起来。
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质文化现象。它不仅有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自身独有的深层特定内涵。
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看到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的证明。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人们将“蛙”这一自然中灵动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民间这种对“蛙”的崇拜信仰，并不是近百年才有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远古神话中就有以“蛙”为图腾物的传说。我国的女娲神话的来源，就是来自母系氏族社会以“蛙”为图腾的氏族。“蛙”是一种原始人类对自然崇拜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崇拜也一直传承下来。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器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以“蛙”为题材的图案，原始民众将它与植物文饰组合在一起变化成几何图案，描绘在陶器上，营造出一种优美的艺术效果。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蛙”则被视为“月精蟾蛙”。历代民间对“蛙”的崇拜有很多例证，这里就不一一举出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民间剪纸艺术是我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具有欣赏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剪纸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物化现象，应归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年来，我也游览了安徽、江苏、福建、上海和北京等地的著名寺庙。我认为：从事佛教慈善，理论需要大量支撑。因为有佛教理论的支撑，中国佛教的慈善行为让大多数信徒从中体会着佛教教义，体验着自我修行，也使得佛教团体的慈善活动成为了佛教徒们几乎不含功利因素的自觉行为。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当时能够吸引信众、推广信仰的传教措施之一，就是雨后春笋般的佛教寺院无不大兴济贫善举。佛教“行善积德”的功德论中“福报”、“修福”等慈善观念，深深吸引社会富绅纷纷解囊。到了隋唐，中国佛教寺院的财产得到空前的充实，一度成为了其他慈善团体远所不及的慈善本钱。然而，儒学自宋明复兴便大扬其善，风头直逼佛教，儒家精神框架下的中央政府将慈善制度渐渐公开化、制度化。明清时期，西方基督教也首先高举慈善大旗进入中国，教会学校、医院和育婴堂救济许多难民，从而吸引了许多信众。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传统的佛教慈善对社会的影响渐趋弱下。直至近代，中国佛教逆势中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净土号召、“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乘菩萨行渐渐复苏，逐渐地，在“人间佛教”这面鲜明的旗帜下，中国传统宗教的慈善终于开始走向了明朗化、公开化，其影响延绵至今。对于世人有目共睹的佛教慈善之社会贡献，却有不少人还不甚理解其真正动力及其原委。实际上，支撑佛教慈善之举的主要是“缘起论”、“不二论”、“果报论”、“往生论”和“六度”、戒律等教义、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佛教正是通过慈善之举，给信徒以修行的机会，给佛教以传道的途径，给民众以利乐的受益，从而向社会昭示大乘佛教“度一切苦厄”的菩萨精神。
佛教全部的理论都建立在“缘起论”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缘起论”是佛教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也是支撑佛教慈善行为的最基本的理论。“缘起论”最早的表达见于《阿含经》，即“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劳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灭”（《中阿含经》卷七、《大正藏》卷2）。其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两句从关系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角度对佛教理解事物生成、存在的原因的表述，就成为了缘起论的核心观念。显然，缘起论主张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是相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其中，事物的一方相对地表现为事物发生的主要条件而被称之为“因”，另外一些方面则表现为事物发生的次要条件而被称之为“缘”。佛教认为，任何事物均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不存在永恒、唯一、中心、绝对的什么独立存在者。所以，佛教最讲究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及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也是大乘佛教的菩萨为什么不愿放下尚未成佛的众生而独自成佛的一个充分理由。在“缘起论”这种关系主义的理论基石下，佛教生成了无我、平等等基本观念。
所谓“无我”，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以其他存在为条件，所以，在一个事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能够独立主宰自身命运的本体性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我”。所以，无我是忘我的逻辑起点，忘我是无我的逻辑必然。佛教主张“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增一阿含经》卷30、《大正藏》卷2），就是对无我观念的体现。佛教的平等观念，最早旨在要求印度社会中各种姓之间相互平等。佛教以“万法（即任何事物）都是无自性而性空”这一基本点作为平等观最根本的逻辑起点，主张万法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差别。所以，佛教认为，人世间不应当存在任何形态的差别。
佛教这种源于“缘起论”的“无我观”和“平等观”，是佛教慈善的一种德性。在此基础上，被缘起论所支撑的佛教“大慈大悲”、“无私大爱”的菩萨精神，则是佛教慈善的一种德心。有了“缘起论”的支撑，面对因为各种不同之“缘”所产生的那些差别在佛教看来是虚假的差别，佛教当然主张通过某些具体的方式去缩小甚至消灭之，以体现佛教慈善的德性和佛教慈善德心的对外功用。
佛教行慈善之举，必从慈善的德心而发。佛教的慈善心有别于儒家的慈善心。儒家基于政治抱负所提出的慈善，实际上为了体现个人对家庭、社会与国家甚至君王的责任。因此，不论在理念或效果上，儒家慈善无法认同佛教这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儒家传统将“慈”义表述为“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与物也”（《左传·文十八年》“宣慈惠和”之孔颖达疏曰）。“亲爱利子之谓慈”，“恻隐怜人之谓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