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俩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们兄弟姐妹共五人，老二早逝，妹妹后来也病故。老大幼时学过几年武术，后来参加李鸿章的淮军（存在于1862-1900年间），成为名
新浪博客
兄弟俩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们兄弟姐妹共五人，老二早逝，妹妹后来也病故。老大幼时学过几年武术，后来参加李鸿章的淮军（存在于1862-1900年间），成为名
将刘铭传麾下的一名勇敢战士，他带兵打仗，立战功多次，退伍后获得一笔巨额奖赏。回乡后买了田地，又建了二座住宅。老大是顾家的人，兄弟分家他订的原则是大带小，老大带老四，老三带老五，一个大门。我祖父是老三，叔祖父是老五，所以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了。
祖父和叔祖父分到了一座房子，同时，分了三十多亩田，兄弟俩艰苦劳动，勤俭持家。他们把分得的水旱田三十多亩耕种得很好。为了保证水稻有水供应，兄弟俩组织家人起早摸黑风风雨雨不停工，在耕地的下面开挖了两口水塘蓄水。天气干旱有水灌溉，稳产稳收。同时家里又养了小黄牛，置了许多农具，走向自耕自足人家。
好日子过上了，兄弟俩先后结婚，成了有妻室之家。家务事有人料理，妯娌们相处如同姐妹，生活和谐，乡间传赞。后来，家中人口加重，祖父和叔袓父俩商量决定养猪固定肥料来源，每年养四五头猪，发动家人老小上阵打猪草。再忙再累也要养好猪，保证农家肥充足。有一年他们发现水稻品种退化减产，他们跟老农民学会了选粮种，在水稻结穗时选穗大粒子饱满的作种，来年水稻就增产了。他们还搞水田旱田论作制，种一年黄豆，种一年水稻，这样改良土壤，他们又在汉地上适种棉花，冬季棉花做成棉皮，再做成棉条，卖棉条攒零钱，一部分供家人纺纱织布做衣服。
生活好了，男孩子要读书、学习，走耕读之路，有了文化知识，下一代可以闯天下。男孩读书是必要的，女孩们虽不读书，但家庭教育也很重要，要把她们教养成有理性、好性格，学会针线活，布鞋也要会做，烧饭做菜，勤俭持家，嫁了人家也能相夫教子。
祖父、叔祖父们种田出色，摘掉贫困帽子，为下一代走耕读之路创造条件。有一年，我的祖父被村上推荐为第二十四个罗氏宗长。祖父为宗长时每个清明、冬至必去罗胜四祠堂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处理宗族事务。对不孝父母的人给予处罚，对孝顺父母的好人，立为孝子，树立宗族贯彻的典型榜样。祖父与老宗长们相互学习，相互启迪，回到家常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我父亲这一辈子就开始读书了。
我的父亲叫罗爱成，从小读私塾，天资聪明，学有所成。后来自己在村上办起私塾，当了几年私塾先生，大约1931年家乡大旱，私塾停办。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远走他乡，好不容易经家乡熟人介绍到福建莆田谋到盐务管理一职，他分到莆田前沙盐场当盐务官，俸禄丰厚，家境很快变好，母亲有年去莆田看父亲，说有吉普车到码头接。母亲因此过了几年好日子，祖父祖母也很开心。但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1936年秋天病故了。
当年父亲离开家乡，留下二个箱子，一个是藤箱，一个是黄蔑箱，蔑箱很大，有二三只藤箱体积大，一个人移不动。藤箱里是父亲用过的衣服，每年大热天，母亲都要晒霉。蔑箱是大量书籍，有父亲读私塾的书，有父亲教私塾的书，蔑箱里还有一堆红色的纸。
我二哥和他的楷书，很像我父亲的字。
有一次我捡起一份翻看，是父亲读私塾与同学桃园结义的红贴子，纸质很硬。“结义”专用的商品有三四份，还有祖母、父亲在芜湖留影的半身照片。祖母的照片有红色木框装饰，有底座，卡上就成半身站像。父亲的半身照穿灰大褂，头带礼帽，五官端正、英俊。此外，篾箱中还有两个哥哥及姐姐自小订亲的年庚红帖子。
蔑箱里的书为线装古书，一摞摞码上来，很整齐，但上面有字，有断页，有破损。我曾拿一本大书，长方形、黄纸，后来知道叫毛边纸。书封面黄色，题字叫《明鉴易知录》，蚕豆小大，里页字迹工整，旁有许多小红点，一个字一个红点，还有小红圈，五彩缤纷，像桃花落辨。我读不通顺，读不成句子。书有鼠尿味，我只好把箱子盖上。父亲的书箱有很多书，我后来到芜湖上中学，母亲和姐姐在家怎么处理这些书箱，就不知道了。
三、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姜，娘家在大圩乡姜坎村。母亲勤劳、善良，艰苦生活了一辈子。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生活，那时大哥罗本洛大约12岁，二哥罗本清大约9岁，大姐罗桂英大约6岁，我还是母亲肚子里的胎儿。一家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身上。我母亲含着眼泪，为养活孩子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种田、忙家务。
我的母亲
父亲在任上去世后，母亲带回一些抚桖金。邻居一男子心术不正，勾结土匪，黑夜抢窃我家。土匪用火烧伤祖父屁股，几乎丧命。土匪在后屋抓住二哥，问你是他家什么人，二哥回答是帮他们家放牛的。土匪还是把钱、物抢走了！祖父受伤，也得了呆痴病，母亲天天东躲西藏，祖母在风刀霜剑中生活，常常生病，日渐衰弱。祸不单行，家中被抢，母亲存在圩区亲友家的备荒粮也被哄抢。母亲伤心异常，病廋如柴，生命垂危。在亲友热心帮助下，为了几个孩子，母亲的病渐渐好了，又站起来，坚强的承受巨大压力，重新理起农活家务。
母亲早年跟祖父祖母在一起农耕劳动，掌握了一些种田技术。村西头是圩区，种水稻为主，秋天收割完成，母亲还去打临工。圩区干活，圩田蚊子多，特别是蚂蝗叮人皮肤吸人血，难以忍受折磨。母亲经常生病，后来姐姐大了，也跟随圩区打工。圩区打工结束后，母亲还和村里的几个男子汉到大别山区贩运土产，到大别山一地来回三四百里，都靠步行。肩上有重担，脚上有血泡，半夜里，母亲常在客栈里痛哭，但想起几个孩子，还是勇敢地当起贩夫……
为了挣大钱，母亲先后种了两次鸦片，鸦片是毒品，当时社会吸毒人很多，政府难以禁止。鸦片好卖，使家庭增加可喜的收入。
我6岁那年夏天，祖母去世了，两个叔子（罗爱全、罗爱衡）在外打工，祖母的丧事只有母亲主办。祖母对母亲如自己女儿，为了抱恩，将祖母的丧事举办的隆重体面。据说有僧人来家给祖母做了七天斋事。我的二个哥哥都在外在打工，我是在家唯一的男童，拉上我披麻带孝，当孝孙，不断地给吊唁的人磕头致谢。
祖母去世后，母亲更感孤独无依，加上祖父痴呆了，两个儿子常年不在家，住在一个家门的堂叔也都外出谋生，母亲农闲时只好替人家做针线活，做衣、做鞋，获得一点收入，渡过艰难的日子。
这时候我还记得和姐姐早出晚归去行草，中午母亲做好饭送来，下午再割一阵草，太阳落山，挑着草回家，很苦，但心里很高兴。
秋天，我们到巢湖滩附近的土地里找遗漏的白萝卜，每年要找百把斤，掺在米里者萝卜饭，减少主粮缺饭的压力。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个哥哥在外还经常出事，二哥在芜湖写信给他家乡的私塾先生，说日本人在芜湖杀人，被邮检出来，将二哥抓去关押，母亲只得步行去芜湖，花了一笔钱将二哥营救回来。回来不久，大哥在梁园镇抗日集训，从马上跌下来重伤，母亲又得去梁园服侍大哥。大哥好了，母亲回到家大哭好几天，我们几个小孩都非常难过。在邻居同情和帮助下，我们才渡过了年关。
打败日本后，内战又打起来了，国民党要抓两个哥哥补充兵员，没有抓到，母亲要交壮丁税钱，不给就要坐牢，母亲只得给一大把壮丁税。就在这年春天，没有吃的，母亲去芜湖帮工，姐姐到镇上亲戚家帮工，我在家没人管，祖父送我到山里大姑家放牛为生。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垮了，两个哥哥回来了，家里没有粮食吃，母亲和二嫂商量，从圩上借了一些粮食渡难关。后来二个哥哥分家过，母亲还到芜湖帮工，姐姐到镇上二叔家带孩子，我又到山区大姑家放牛，经过无数个岁月，越过一座座刀山，苍桑人生，终于见到希望之光。
解放了，新政府建立起来了，新政权、乡政府设在我们村，需要有人烧饭，知道母亲几个孩子在新政权里工作（大哥经母亲的娘家后人许戍武先生介绍到新政府湖滨乡当乡长，二哥也经许戍武先生推荐到合肥义城税务组工作），政治可靠，母亲到乡政府当厨子，姐姐在镇上二叔家看孩子，我们生活好起来了。后来，我也继续上学了。
母亲可爱，母亲伟大。
（三子：罗本勋2021年10月8日）
四、我的堂叔——爱泽
爱泽叔是我近亲房堂叔，大我十二岁，七十余岁病故，我很思念他。
爱泽叔的父亲与我的祖父是同胞兄弟，我祖父排行老三，他父亲排行老五。我们两家曾是一家，一个大门里三路房子、砖家瓦房十几间，江西杉木的大梁柱，雕刻着花卉装饰。泽叔家住西半屋三路九间，我们家住东半屋三路九间。泽叔爱在大堂屋看书、写字或作家务。一到冬天，大堂屋屏门隔扇装上，关上门，屋内温暖如春，泽叔家常在里吃饭。
泽叔家是兄弟三人，他老小。老二罗爱权在黄浦军校读书，毕业后参加抗日战争，多年不来家。泽叔的大哥在镇上李鸿章兴办的邮局工作，日本鬼子侵占家乡，邮局逃国难，迁往皖南广德县，他就外出，没有回来了。
小时候泽叔对我很好，他怕我寂寞，教我放风筝，做风筝，玩滚铁环。他从家里找出木桶取下铁环给我玩，门外场子大，放风筝、滚铁环都是好地方。有一年，同村一个男孩比我大，给我一只鸽子，他家养了很多鸽子，后来又给了我两对鸽子，一双灰色的是好鸽，百里外放飞能飞回来。泽叔知道我要养鸽子，他不让我养，说“玩物丧志”，读书人家更不能养鸽子。
时光如流水，记得我九岁那年，过了春节，家里又没有粮食了。母亲到芜湖打工，姐姐到镇上看孩子，我到南边大姑家放牛。泽叔这年开馆教书，要我跟他读书，他对母亲说，没有饭吃就在我家吃点。到了秋天，泽叔二哥胜利回来后，回家结婚很热闹，泽叔要我在他家帮忙吃饭。我跟泽叔学习，学费是一文不收。我到乡里上学的那年，泽叔领我到镇上“张万一”书店买了两只一大一小的毛笔及一根墨锭，教我如何握笔，如何磨墨，真心帮扶。还送我两本写字贴，反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遵守学规。他还经常查看我写的大小字，并及时指点。那时在农村天冷时，是不洗澡的，这时泽叔十天半个月带我到镇上洗一次澡，并鼓励我好好读书，他说你大哥二哥书读得很好，毛笔字也写得好，现在外面工作了，你母亲负担逐渐减轻了。泽叔意思是要我向他们学习，对我有潜移默化作用。
我到镇上读小学，一九五三年小学毕业，那时升中学很难，六、七个人才取一名。泽叔这时也在镇上小学教书，他知道一些情况，提醒我要继续读书，将学习搞上去，争取一次考上初中。在泽叔的提醒下，我认真学习起来，果然考取了初中，五六年初中毕业。我到芜湖考上高中，临走前泽叔又给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规劝我说：芜湖有山有水，风景好，不要贪玩，将时间精力用在学习上。我在芜湖学习成绩很好，但五八年秋我突然生病，久治不愈，只好停学一年。回家不久，泽叔介绍我到镇上小学当代课教师，我觉得在乡村教书很有趣味，任务不重，还可以自学，或练习写文章，那时正是大跃进，形势鼓舞人，于是复学读书的念头淡漠了。
爱泽叔二胡拉的很好
一九五八年冬，母亲碰到在省城监察厅工作的邻居侄子罗法胜，便托他将我转到省城合肥南市公安分局工作。在省城工作，母亲很开心，我们家改善了生活，复学的念头消失了。我没有上大学，但庆幸的是我之后老大门，罗忠道、罗忠年的后辈们，大约有3个读了博士、1个读了博士后，研究生十几个、本科生二十几个，高中、中专也有二三十个。后生有条件读书成才，真是庆幸的事。
我在省城工作期间，泽叔常来省城办事，顺道来看我。有一年发现我妻子有病，卧床不起，生活显得困难，他曾两次给我五块钱、十块钱，要我积极给妻子治病，要及时治好，不能拖成久病。那时我确实困难，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工资是很低的。泽叔对我很多的帮助，我一生没有忘记。
（2026年，罗本勋时年九十一岁。）
罗哲等集体修改稿。
祖父和叔祖父分到了一座房子，同时，分了三十多亩田，兄弟俩艰苦劳动，勤俭持家。他们把分得的水旱田三十多亩耕种得很好。为了保证水稻有水供应，兄弟俩组织家人起早摸黑风风雨雨不停工，在耕地的下面开挖了两口水塘蓄水。天气干旱有水灌溉，稳产稳收。同时家里又养了小黄牛，置了许多农具，走向自耕自足人家。
好日子过上了，兄弟俩先后结婚，成了有妻室之家。家务事有人料理，妯娌们相处如同姐妹，生活和谐，乡间传赞。后来，家中人口加重，祖父和叔袓父俩商量决定养猪固定肥料来源，每年养四五头猪，发动家人老小上阵打猪草。再忙再累也要养好猪，保证农家肥充足。有一年他们发现水稻品种退化减产，他们跟老农民学会了选粮种，在水稻结穗时选穗大粒子饱满的作种，来年水稻就增产了。他们还搞水田旱田论作制，种一年黄豆，种一年水稻，这样改良土壤，他们又在汉地上适种棉花，冬季棉花做成棉皮，再做成棉条，卖棉条攒零钱，一部分供家人纺纱织布做衣服。
生活好了，男孩子要读书、学习，走耕读之路，有了文化知识，下一代可以闯天下。男孩读书是必要的，女孩们虽不读书，但家庭教育也很重要，要把她们教养成有理性、好性格，学会针线活，布鞋也要会做，烧饭做菜，勤俭持家，嫁了人家也能相夫教子。
祖父、叔祖父们种田出色，摘掉贫困帽子，为下一代走耕读之路创造条件。有一年，我的祖父被村上推荐为第二十四个罗氏宗长。祖父为宗长时每个清明、冬至必去罗胜四祠堂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处理宗族事务。对不孝父母的人给予处罚，对孝顺父母的好人，立为孝子，树立宗族贯彻的典型榜样。祖父与老宗长们相互学习，相互启迪，回到家常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我父亲这一辈子就开始读书了。
我的父亲叫罗爱成，从小读私塾，天资聪明，学有所成。后来自己在村上办起私塾，当了几年私塾先生，大约1931年家乡大旱，私塾停办。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远走他乡，好不容易经家乡熟人介绍到福建莆田谋到盐务管理一职，他分到莆田前沙盐场当盐务官，俸禄丰厚，家境很快变好，母亲有年去莆田看父亲，说有吉普车到码头接。母亲因此过了几年好日子，祖父祖母也很开心。但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1936年秋天病故了。
当年父亲离开家乡，留下二个箱子，一个是藤箱，一个是黄蔑箱，蔑箱很大，有二三只藤箱体积大，一个人移不动。藤箱里是父亲用过的衣服，每年大热天，母亲都要晒霉。蔑箱是大量书籍，有父亲读私塾的书，有父亲教私塾的书，蔑箱里还有一堆红色的纸。
我二哥和他的楷书，很像我父亲的字。
有一次我捡起一份翻看，是父亲读私塾与同学桃园结义的红贴子，纸质很硬。“结义”专用的商品有三四份，还有祖母、父亲在芜湖留影的半身照片。祖母的照片有红色木框装饰，有底座，卡上就成半身站像。父亲的半身照穿灰大褂，头带礼帽，五官端正、英俊。此外，篾箱中还有两个哥哥及姐姐自小订亲的年庚红帖子。
蔑箱里的书为线装古书，一摞摞码上来，很整齐，但上面有字，有断页，有破损。我曾拿一本大书，长方形、黄纸，后来知道叫毛边纸。书封面黄色，题字叫《明鉴易知录》，蚕豆小大，里页字迹工整，旁有许多小红点，一个字一个红点，还有小红圈，五彩缤纷，像桃花落辨。我读不通顺，读不成句子。书有鼠尿味，我只好把箱子盖上。父亲的书箱有很多书，我后来到芜湖上中学，母亲和姐姐在家怎么处理这些书箱，就不知道了。
三、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姜，娘家在大圩乡姜坎村。母亲勤劳、善良，艰苦生活了一辈子。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生活，那时大哥罗本洛大约12岁，二哥罗本清大约9岁，大姐罗桂英大约6岁，我还是母亲肚子里的胎儿。一家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身上。我母亲含着眼泪，为养活孩子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种田、忙家务。
我的母亲
父亲在任上去世后，母亲带回一些抚桖金。邻居一男子心术不正，勾结土匪，黑夜抢窃我家。土匪用火烧伤祖父屁股，几乎丧命。土匪在后屋抓住二哥，问你是他家什么人，二哥回答是帮他们家放牛的。土匪还是把钱、物抢走了！祖父受伤，也得了呆痴病，母亲天天东躲西藏，祖母在风刀霜剑中生活，常常生病，日渐衰弱。祸不单行，家中被抢，母亲存在圩区亲友家的备荒粮也被哄抢。母亲伤心异常，病廋如柴，生命垂危。在亲友热心帮助下，为了几个孩子，母亲的病渐渐好了，又站起来，坚强的承受巨大压力，重新理起农活家务。
母亲早年跟祖父祖母在一起农耕劳动，掌握了一些种田技术。村西头是圩区，种水稻为主，秋天收割完成，母亲还去打临工。圩区干活，圩田蚊子多，特别是蚂蝗叮人皮肤吸人血，难以忍受折磨。母亲经常生病，后来姐姐大了，也跟随圩区打工。圩区打工结束后，母亲还和村里的几个男子汉到大别山区贩运土产，到大别山一地来回三四百里，都靠步行。肩上有重担，脚上有血泡，半夜里，母亲常在客栈里痛哭，但想起几个孩子，还是勇敢地当起贩夫……
为了挣大钱，母亲先后种了两次鸦片，鸦片是毒品，当时社会吸毒人很多，政府难以禁止。鸦片好卖，使家庭增加可喜的收入。
我6岁那年夏天，祖母去世了，两个叔子（罗爱全、罗爱衡）在外打工，祖母的丧事只有母亲主办。祖母对母亲如自己女儿，为了抱恩，将祖母的丧事举办的隆重体面。据说有僧人来家给祖母做了七天斋事。我的二个哥哥都在外在打工，我是在家唯一的男童，拉上我披麻带孝，当孝孙，不断地给吊唁的人磕头致谢。
祖母去世后，母亲更感孤独无依，加上祖父痴呆了，两个儿子常年不在家，住在一个家门的堂叔也都外出谋生，母亲农闲时只好替人家做针线活，做衣、做鞋，获得一点收入，渡过艰难的日子。
这时候我还记得和姐姐早出晚归去行草，中午母亲做好饭送来，下午再割一阵草，太阳落山，挑着草回家，很苦，但心里很高兴。
秋天，我们到巢湖滩附近的土地里找遗漏的白萝卜，每年要找百把斤，掺在米里者萝卜饭，减少主粮缺饭的压力。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个哥哥在外还经常出事，二哥在芜湖写信给他家乡的私塾先生，说日本人在芜湖杀人，被邮检出来，将二哥抓去关押，母亲只得步行去芜湖，花了一笔钱将二哥营救回来。回来不久，大哥在梁园镇抗日集训，从马上跌下来重伤，母亲又得去梁园服侍大哥。大哥好了，母亲回到家大哭好几天，我们几个小孩都非常难过。在邻居同情和帮助下，我们才渡过了年关。
打败日本后，内战又打起来了，国民党要抓两个哥哥补充兵员，没有抓到，母亲要交壮丁税钱，不给就要坐牢，母亲只得给一大把壮丁税。就在这年春天，没有吃的，母亲去芜湖帮工，姐姐到镇上亲戚家帮工，我在家没人管，祖父送我到山里大姑家放牛为生。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垮了，两个哥哥回来了，家里没有粮食吃，母亲和二嫂商量，从圩上借了一些粮食渡难关。后来二个哥哥分家过，母亲还到芜湖帮工，姐姐到镇上二叔家带孩子，我又到山区大姑家放牛，经过无数个岁月，越过一座座刀山，苍桑人生，终于见到希望之光。
解放了，新政府建立起来了，新政权、乡政府设在我们村，需要有人烧饭，知道母亲几个孩子在新政权里工作（大哥经母亲的娘家后人许戍武先生介绍到新政府湖滨乡当乡长，二哥也经许戍武先生推荐到合肥义城税务组工作），政治可靠，母亲到乡政府当厨子，姐姐在镇上二叔家看孩子，我们生活好起来了。后来，我也继续上学了。
母亲可爱，母亲伟大。
（三子：罗本勋2021年10月8日）
四、我的堂叔——爱泽
爱泽叔是我近亲房堂叔，大我十二岁，七十余岁病故，我很思念他。
爱泽叔的父亲与我的祖父是同胞兄弟，我祖父排行老三，他父亲排行老五。我们两家曾是一家，一个大门里三路房子、砖家瓦房十几间，江西杉木的大梁柱，雕刻着花卉装饰。泽叔家住西半屋三路九间，我们家住东半屋三路九间。泽叔爱在大堂屋看书、写字或作家务。一到冬天，大堂屋屏门隔扇装上，关上门，屋内温暖如春，泽叔家常在里吃饭。
泽叔家是兄弟三人，他老小。老二罗爱权在黄浦军校读书，毕业后参加抗日战争，多年不来家。泽叔的大哥在镇上李鸿章兴办的邮局工作，日本鬼子侵占家乡，邮局逃国难，迁往皖南广德县，他就外出，没有回来了。
小时候泽叔对我很好，他怕我寂寞，教我放风筝，做风筝，玩滚铁环。他从家里找出木桶取下铁环给我玩，门外场子大，放风筝、滚铁环都是好地方。有一年，同村一个男孩比我大，给我一只鸽子，他家养了很多鸽子，后来又给了我两对鸽子，一双灰色的是好鸽，百里外放飞能飞回来。泽叔知道我要养鸽子，他不让我养，说“玩物丧志”，读书人家更不能养鸽子。
时光如流水，记得我九岁那年，过了春节，家里又没有粮食了。母亲到芜湖打工，姐姐到镇上看孩子，我到南边大姑家放牛。泽叔这年开馆教书，要我跟他读书，他对母亲说，没有饭吃就在我家吃点。到了秋天，泽叔二哥胜利回来后，回家结婚很热闹，泽叔要我在他家帮忙吃饭。我跟泽叔学习，学费是一文不收。我到乡里上学的那年，泽叔领我到镇上“张万一”书店买了两只一大一小的毛笔及一根墨锭，教我如何握笔，如何磨墨，真心帮扶。还送我两本写字贴，反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遵守学规。他还经常查看我写的大小字，并及时指点。那时在农村天冷时，是不洗澡的，这时泽叔十天半个月带我到镇上洗一次澡，并鼓励我好好读书，他说你大哥二哥书读得很好，毛笔字也写得好，现在外面工作了，你母亲负担逐渐减轻了。泽叔意思是要我向他们学习，对我有潜移默化作用。
我到镇上读小学，一九五三年小学毕业，那时升中学很难，六、七个人才取一名。泽叔这时也在镇上小学教书，他知道一些情况，提醒我要继续读书，将学习搞上去，争取一次考上初中。在泽叔的提醒下，我认真学习起来，果然考取了初中，五六年初中毕业。我到芜湖考上高中，临走前泽叔又给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规劝我说：芜湖有山有水，风景好，不要贪玩，将时间精力用在学习上。我在芜湖学习成绩很好，但五八年秋我突然生病，久治不愈，只好停学一年。回家不久，泽叔介绍我到镇上小学当代课教师，我觉得在乡村教书很有趣味，任务不重，还可以自学，或练习写文章，那时正是大跃进，形势鼓舞人，于是复学读书的念头淡漠了。
爱泽叔二胡拉的很好
一九五八年冬，母亲碰到在省城监察厅工作的邻居侄子罗法胜，便托他将我转到省城合肥南市公安分局工作。在省城工作，母亲很开心，我们家改善了生活，复学的念头消失了。我没有上大学，但庆幸的是我之后老大门，罗忠道、罗忠年的后辈们，大约有3个读了博士、1个读了博士后，研究生十几个、本科生二十几个，高中、中专也有二三十个。后生有条件读书成才，真是庆幸的事。
我在省城工作期间，泽叔常来省城办事，顺道来看我。有一年发现我妻子有病，卧床不起，生活显得困难，他曾两次给我五块钱、十块钱，要我积极给妻子治病，要及时治好，不能拖成久病。那时我确实困难，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工资是很低的。泽叔对我很多的帮助，我一生没有忘记。
（2026年，罗本勋时年九十一岁。）
罗哲等集体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