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我党一直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财税调节分配有两类手段：一是限高，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二是补低，比如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提供社会救助，以及间接通过对社会保险缺口进行补助等。限高补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分配差距的缩小，但效果是短期的，因为导致差距的社会根源并没有改变，而只是改变了初次分配结果。如果不从根源入手，收入分配差距就会在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中不断再生，就会永远存在一个“缺口”。由于政府调节差距的幅度永远赶不上经济循环中再现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就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趋势在不断扩大。
可见，促进共同富裕不能仅满足于财税的调节。尽管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确实有待加强，财税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财税调节只具有短期效果，而且无论多么复杂的政府再分配，其效果都是短期的。比如美国个人所得税体系非常复杂，但也不能改变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化改革滞后于市场化改革，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风险处境差距越来越大，有的群体的风险处境开始固化，没有进一步改变的机会。因此，财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心，要从收入分配转移到风险分配上来，重点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要从机会公平入手。机会平等首先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实则包含了经济、社会、所有制三个层次。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主要关注经济层面，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包括社会层面的二元，即农民和市民的身份与基本权利的差异。农民即使长期生活、工作在城里，也很难获得跟市民平等的待遇，这反映的是社会二元结构。此外还有公有制二元结构。集体土地盖房不可能增值，但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却可能增值，这是所有制二元结构造成的要素市场权利上的不平等。这种二元结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导致农民和市民的风险处境出现
财税调节分配有两类手段：一是限高，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二是补低，比如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提供社会救助，以及间接通过对社会保险缺口进行补助等。限高补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分配差距的缩小，但效果是短期的，因为导致差距的社会根源并没有改变，而只是改变了初次分配结果。如果不从根源入手，收入分配差距就会在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中不断再生，就会永远存在一个“缺口”。由于政府调节差距的幅度永远赶不上经济循环中再现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就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趋势在不断扩大。
可见，促进共同富裕不能仅满足于财税的调节。尽管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确实有待加强，财税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财税调节只具有短期效果，而且无论多么复杂的政府再分配，其效果都是短期的。比如美国个人所得税体系非常复杂，但也不能改变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化改革滞后于市场化改革，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风险处境差距越来越大，有的群体的风险处境开始固化，没有进一步改变的机会。因此，财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心，要从收入分配转移到风险分配上来，重点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要从机会公平入手。机会平等首先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实则包含了经济、社会、所有制三个层次。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主要关注经济层面，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包括社会层面的二元，即农民和市民的身份与基本权利的差异。农民即使长期生活、工作在城里，也很难获得跟市民平等的待遇，这反映的是社会二元结构。此外还有公有制二元结构。集体土地盖房不可能增值，但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却可能增值，这是所有制二元结构造成的要素市场权利上的不平等。这种二元结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导致农民和市民的风险处境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