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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传奇小说暴露理学扭曲的深层心理



文/梦光情雨



世所公认，宋代传奇小说作品成就平平，未能踵事增华，发扬唐代传奇小说叙事委婉、刻画入微之美。究其原因，当与宋人创作侧重理学说教有关，反映在传奇小说类题材的作品中，这种倾向尤其显著。
《谭意歌传》、《王幼玉记》、《甘棠遗事》、《义娼传》、《李师师外传》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只要与唐代的同类作品稍加比较，立刻能感受到两者泾渭攸判的审美取向。唐代的《霍小玉传》、《李娃传》、《柳氏传》等俱以情致真切、个性鲜明动人，宋人作品则以伦理贞节观念的阐发诉诸读者，上述5种除《李师师外传》别有寄托，其余几种的题旨几乎可以“贞节”二字统驭。

宋代传奇小说暴露理学扭曲的深层心理(图）

《谭意歌传》写良家女谭意歌幼丧双亲，沦落烟花，风尘中结识潭州茶官张正宇，情好甚笃，因娶为外室。后张正宇调官，逼于严亲，别有所娶。谭意歌虽被弃，然坚意守节，治家清肃，亲课其子。后3年，张妻谢世，张正宇复来见谭意歌，乞修旧好。谭意歌使其通媒妁、行吉礼，否则不纳。张正宇无奈，卒以礼聘之归。
此传情节大半剽袭蒋防《霍小玉传》及元稹《会真记》，鲁迅曾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指出。但仍可从3部小说的本文窥见作者立意之不同。盖《霍小玉传》旨在突出女主人公的纯情刚烈，而《谭意歌传》着力标榜的却是“妇节”，是“聘则为妻”的妇道。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张正宇再至谭意歌之门，求续旧情时，谭意歌的一段告白中：“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门，则弃之也容易。君若不弃焉，君当通媒妁，为行吉礼，然后妾敢闻命。不然，无相见之期。”
作者精心构造的正是小说对象主体的这种“觉悟”。为此，他设置了前后对比的故事格局，始则私合，终于礼聘。因私合所以被弃;但尚能守节，履行妇道，是过而能改，故卒成大礼，“终身为命妇。”

与谭意歌类似，《王幼玉记》中的衡阳名妓王幼玉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良人妻”的名分。她说：“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以自养。惟我俦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逼于父母子弟莫得脱此。倘从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妇也。’死有埋骨之地。”
妓女从良的题目，并非宋人始创，唐人小说中已多有表现，如《李娃传》、《杨娼传》、《北里志》中的福娘。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唐人注重性格的塑造、情节的曲折、环境的真实，而宋人笔下的人物则大抵充当了图解作者理念的工具，故而形象苍白板滞，缺乏感人的魅力。这种说教的气息在《甘棠遗事》中已经弥漫全篇，彻底淹没了女主人公作为生命的一切生动可感的天性。
《甘棠遗事》一名《温婉》，见于北宋刘斧的笔记小说《青琐高议后集》，题下属“陈留清虚子作传”略云：甘棠温婉幼年丧父，寄养凤翔姨父家中，勤勉好学，姨氏甚事，待如己出。14岁时，欲择人字之。而其母先已流为娼，至是来召婉归，欲使同操卖笑生涯。婉至孝，知不可免，由是亦流为娼。然不乐笙竽，不苟言笑，举措皆合于礼度。“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人人爱之。”声名日著，至于宰相司马光亦慕名来见。婉之母平日所接多商贾伧俗之辈，陷溺颇深，婉不能堪，私行至凤翔，复被太守移文摄回，后转徙京师，深居简出数年，终得脱籍。
《甘棠遗事》刻画了这样一位妓女的形象：其论落为娼，是出于孝义；及入烟花，更能端谨自持，未尝有悖于妇德。“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且“于《孟子》，不独能造其义理，至于暗诵不失一字。”俨然一位女道学家。

如果说谭意歌、王幼玉、义娼这一类人物的不甘堕落，笃志从良尚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妓女的普遍意向的话，那么，温婉形象的产生就似乎有较为复杂的心理背景了。也许，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具体分析，可以触摸到宋代青楼文化的深层脉络。
毫无疑义，温婉这样的妓女不可能出现于隋、唐、五代，她只能是理学初具影响的北宋中叶以后的产物。其时正当二程的性理之说大行，并得到宋神宗的赏识之际。但“洛学”的传播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最能振聋发聩的乃是它的宇宙论、理气观等思辩严谨、逻辑缜密的范畴，至于“正心诚意”、“格物”、“制欲”的个人道德修养论尚有待人们的含茹体味，身体厉行。同时，理学所强调的男女尊卑之义，夫妇人伦之道对于处在封闭状态的妇女阶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却不容低估。宋儒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他们把先秦儒家语焉不详的三纲五常、男女尊卑观念纳入到整个封建道统之中，使之成为具有相当说服力和诱惑力的精神法则。程颐说：“女不能自处，必从男；阴不能独立，必从阳。”“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少之序，天地之大经也。……男在女上，乃理之常。”任何一个女性，从她出生之日起，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化育。日侵月蚀，诸“三从四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一整套思想行为规范便成功地限制了女性人格的自由发展，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左右着女性的日常生活，使她们习惯于按照贞妇淑女的标准去克服各种正当的欲望，以获取男性社会的认可。那赖以维持心理平衡的精神支柱就是“贞节”二字。

妓女虽然被排除在正常的家庭秩序之外，但她们既处于伦理观念空前强化的社会氛围之中，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潮的裹挟，而亟于摆脱那种朝秦暮楚、送往迎来的生涯，求得社会的重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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