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上）
2006-01-15 15:43阅读：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吴投文
[摘要]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京派”；“海派”；创作态度；文学商业化；文学政治化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由此引发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京派”“海派”论争。沈从文是这场论争无可争议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而且他在论争中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和现实针对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的独立价值，这无疑对克服当时文坛流行的弊端，尤其是“海派”文学中存在的弊端具有警示作用。在更深一层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上，他的见解也超出于时人之上，显示出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论争中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执着于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良苦用心也没有人真正理解，反而在论争中成为众失之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一般认为，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是京海论争的“打头文章”，但文中并没有直接出现“京派”“海派”字样，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倡言作家应有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倒是在此两年前，即1931年发表的《窄而霉斋闲话》一文中，明确提出过“京样的人生文学”和“海派的浪漫文学”[1]两个概念，并对两个概念的内涵有所阐发。沈从文认为“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于北京，取法于传统，其基本的人道观念及对不公平进行抗议采取的手段，都具有老杜诗歌的精神气质，因此，人生文学这个名词使人联想一个光明的希望，这种人生文学也因此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之后，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后期创造社的兴起，文学被政治化的标语口号所取代；一是“趣味主义”的流行，并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趣味主义者把讽刺和诙谐作为创作的主要手段，使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并变得琐碎小巧。在对“京样的人生文学”和“海派的浪漫文学”所作的比较和阐发中，沈从文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应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重新叫出来，使人生文学避免陷入到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里去。这就需要摆脱趣味主义对人生文学的影响。趣味主义的实质是主张“玩”文学，把文学变成玩具，是一种“白相文学态度”，是一种浅薄的功利主义。沈从文由此把问题归结到作家的创作态度上来。在他看来，京海作家在创作态度上显然是有高下之别的，“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都相差很远。”沈从文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把文学创作视同自己的生命。在《窄而霉斋闲话》中，他已经感到文学的商业化及政治化与文学本质特征的内在冲突，深感严肃认真埋头苦干的创作态度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海派”作家与此相悖的创作态度使他深为不满，这些都成为后来引发“京派”“海派”论争的根源。
《窄而霉斋闲话》中顺便论及到的作家创作态度问题，成为两年后《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的中心主题，两文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说明沈从文一直在关注着、思考着这一问题。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意味深长地从“我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2]说起，称赞他做事不取巧、不偷懒、尽责任、维护职业尊严的工作态度，然后把话题自然地引入到作家的创作态度上来。在他看来，当时的文坛流行着一种弄文学的“名士态度”与玩票白相态度，这类作家都把创作看作是一种副业，作为获取名利的工具或消闲的手段，缺乏诚实肯干的精神，尤其严重的是，“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想从这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从这种严重的状况出发，沈从文认为“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的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作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学习的态度。”沈从文在文中并不限于作泛泛之谈，而是把问题落到实处，具体性地针对京海两地那些标榜名士风度、沾染商业气息的作家。“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构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沈从文以此告诫有志于创作的年轻人，“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只有“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才能在“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应该说，沈从文对作家创作态度的这种倡导是立足于现实状况的，具有现实针对性，对匡正当时文坛存在的弊端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苏汶率先在1933年12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上撰文《文人与上海》予以驳难，“京派”“海派”论争自此拉开序幕。苏汶在文中指责沈从文带着某种恶意地在“上海作家”与“海派”之间划上等号。他认为“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意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3]他由此为上海的作家进行辩护，认为文人在上海谋生不易，需用稿费维持生活而导致多产，结果造成艺术上的粗劣，但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在上海的文人却因为这种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所嘲笑。”他尤其不满于“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他在文中所列举的上海文人种种谋生不易的情形，也是确实存在的，但他显然没有理解沈从文的本意。基于京海地域文化形态的差异，加上“海派”这一名词本身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贬意，当然也不排除沈从文的个人倾向，他在运用“海派”这一名词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较为明显的贬意，但其主要立足点则是在倡导一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并不像苏汶所说的那样，是在“上海作家”和“海派”之间划上等号。苏汶的驳难文章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尽管在文中只是笼统地提到所谓“北方”，实则含有京海地域文化对比的性质，从而把论争引向到地域文化的对立和对比上去，后来的许多论争文章都纠结在这上面。
作为对苏汶文章的回应，沈从文写了《论‘海派’》一文，明确地对“海派”作了界定：“‘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4]因为这个概念在一般人看来是模模糊糊的，沈从文就又列举了“海派”的种种表现，诸如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冒充风雅、哄骗读者、邀功牟利、传播谣言、偷掠他人作品，等等。总之，这是一种“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的恶劣创作态度，使作家失去诚实和朴质的品性，妨害新文学的健康发展，使文学本身变得软弱无力。从沈从文对“海派”所作的界定及其列举的种种表现和产生的危害来看，作家的创作态度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在此之外，沈从文特别地提到，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居留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或杂志编撰人是不会被误认为是“海派”的。同时，“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也就是说，“上海作家”并不就等同于“海派”，这里有文学态度与非文学态度的分野。在沈从文看来，“海派”代表着一种背离文学审美规律、取消文学独立性的恶劣创作态度。因此，他发出这样痛切的呼吁：“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正是出于对当时文坛风气的清醒认识，沈从文才一再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排除非文学因素对于文学创作的干扰，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认为这是南方北方作家的共同责任。
《论‘海派‘》发表之后，论争更为激烈，各种刊物上登载的许多论争文章都纠结在“海派”这一名词上面，而且倾向于与“京派”对立起来，如何对待“京派”和“海派”成为论争的焦点所在，于是一场原本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学论争演化为京海地域文化孰优孰劣的文化论争。针对这种情况，沈从文又写了《关于海派》一文重申他的“本来意思”。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海派”是指“‘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5]，极其有害于中国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并指出“从‘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观点看来，恶风气都不能容许它的蔓延与存在。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来意思。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成的人材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疑问，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应该指出的是，沈从文在论争中的思想前后有所深化和发展，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始终把作家的创作态度问题作为思考的重心。他在此把当时南北方文坛所共有的恶劣风气都归结在“海派”这一名词下面，并不限指上海一地，而是把“海派”上升到一个普泛性的指称，这就从狭隘的地域观念中超脱出来，在一种宏观的视野下去指陈当时文坛共存的弊端。因此，在沈从文这里，“海派”已经演化为当时文坛恶劣风气或创作态度的代名词，这就是他反复重申的“本来意思”。
综观京海论争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沈从文所论及的重心是作家的创作态度问题，是在文学领域内展开的，具有现实针对性，其目的是要求作家摆脱非文学态度，回归文学本体，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论争另一方采取的视角则是如何对待“京派”和“海派”的态度问题，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领域内展开的，京海两种地域文化孰优孰劣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样两种平行、仿佛互无关涉的论调混合在一起，沈从文感到很是无奈。他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上，他无疑是京海论争中的关键性人物，许多论争文章都是由他的文章而展开的，但他又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他的“本来意思”被淹没在似乎显得无序的论争中，无人去真正理会。在后来有关京海论争的研究中，沈从文的本来面目也是模糊不清的，他所感叹的“本来意思”，也似乎无人去真正探究，因此，有必要去解决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