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诗谈·顾北》在虚构的场景
2010-08-11 09:16阅读：
八 在虚构的场景
——关于顾北的诗歌
文 / 王飞
顾北，福州人。更为准确的说法是：顾北，一位生活在福州的诗人，“反克”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当然，究竟什么是“反克”，“反克”究竟有什么内涵，出自何处？这一切在读完《顾北诗选》后依旧茫然，一副懵懂、无措的表情自始至终凝固在我的脸上，使我感觉到某种莫名的难堪。好在我不用去解读“反克”。
顾北的诗歌十分晦涩，很难理解。就像一只蜷缩在眼前刺猬，浑身的刺立起来，无从下手。在你刚要放弃之极，那只刺猬便露出小小的鼻子尖儿、一只圆圆的眼睛就那么瞥你一眼，你只得停下正在向后转的身子，蹲下来，重新打量起它。顾北的诗歌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如此。
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读这样的诗歌只能反反复复，如同啃一
块上帝遗留下来的远古的窝头，解饿但吃起来的确是很费劲。
有人说顾北的诗歌是先锋的；也有人说顾北的诗歌是后现代的；还有人说顾北的诗歌是口水化的；更有人说顾北的诗歌是口语化的……足以看出他的诗歌具有典型的多解性，意义的指向具有多种可能，诗歌的情绪具有多层次的普遍性。他的诗歌仿佛儿时玩耍的万花筒，转一下就看到了不同。要想全面地概括顾北的诗歌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顾北的诗歌中依稀可见“传统”，即自“今天诗派（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歌——再到现代诗歌——到如今的“反克诗派”，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弗洛朗斯·德夏朗热在《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家”》中写道，“在一般文学语言中，写作一词现在最通常指的是作家的风格，但有时候也包括作品的格调，或者想要表现的体裁。”虽然弗洛朗斯·德夏朗热又指出“他们的定义和特征化作品在20世纪逐渐减弱。”但我们至今仍没有充分理解“写作”这个定义，只是简单化理解成为某种过去时和现在进行时的近乎“动词”的某种动作而已。“风格”、“格调”仅仅存在作品之中，却不存在写作当中。这种“写作”的定义准确的指向是不是更能开拓我们的思路，更能从另一个侧面强调想象的必要。丢掉“想象”，作品将不可能成为作品。
在想象的基础上，语言和形式是记录文学作品的最后载体。如今，中国的诗歌呈现多种“语言特点”，但在形式上似乎还有欠缺。这种“形式的欠缺”大概来自我们表达的单一性，我们总想告诉其他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想法或看法，从而忽略了美学意义上的把握。“忽略美学”让我们的作品趋于雷同，千文一面了。网络的流行和泛滥的今天，我们似乎得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解放”，过于强调“自我的表达”，使我们重新陷入“不被信任”的窘境。北京西北边的中关村的街头矗立着一座雕像——双螺旋正印证了此消彼长这句老话——过分强调“表达”而忽略语言与形式，则让我们更无法也无从表达。顾北的诗歌在这方面是注意了的。
顾北的诗歌敏感度是很强的，是具有诗性的人。他将日常生活的生活切片慢慢组合起来，形成一首诗，很像西方油画中的点彩派。远远望去很逼真，近了看，一块块或明或暗的色彩以及有力的笔触就在画布上，一下子没了具象，没了明暗，没了立体，阅读者不得不向后退去。顾北的诗歌便有种将读者推到一定距离的意愿，他并不希望读者过于靠近，作者和读者完全搅和在一起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们绝大多数作者陷入了读者阅读习惯的怪圈，一味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节奏。说句很伤人的话：我们的读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就没养成很好的阅读习惯，倒是有一目十行的阅读节奏。一目十行被我们的古人神化了，那是“天才”的具象表现，只可惜没有过目不忘的能耐。
在这越来越浮躁的日子里，踏下心来写作，踏下心来阅读都是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了，近乎梦里追求的小资一般奢侈了。把“踏下心来阅读”视作一件奢侈的事情不仅是时代的悲哀，更是一种我们强烈追求物质化的反证。阅读水平的高低培养了作者写作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社会追求的标志之一，具有标杆作用。顾北自顾自的写作，让读者远离作者的视线范围，是他的诗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顾北诗歌的语言介乎文学语言和口语之间，有种人为的戏虐的感觉，似乎在调侃，读后却给人一种欲说还休的意味。譬如：朝你湿润的眼神开一枪
/ 永安街布下眼线 / 一队木偶人清晨从秘书巷出发前往 /
古戏场，恰好也有一队举着长矛的军队 /
泛白的军歌袅绕在刺刀 /
他们慢慢衡量土地与天空的距离 /
一步一步从地上走到了 /
安静的云端《天生我才》。读来心里感觉到某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没有来头儿的郁闷。那也许是段真实存在的历史，也许只是作者某种突发奇想的感悟，也许是多个历史片断在那天被顾北组合起来，也许……有多种也许的可能。顾北此时更像一个顽皮的不谙世事的孩童向你挤出一个怪异的鬼脸，投给你一个暧昧不清的眼神，仅此而已吗？突然记起新生代诗人谢烨写的《我终于转过身去》：我终于转过身去
/ 后面是一声怪异的笑
/ 许多蜘蛛的目光
/
还在小巷里爬动
……说顾北的诗歌是有“传统”的就在那种“诗歌情绪”的传承。顾北诗歌的构思巧妙，为这首诗歌增添了无穷的张力，无意间扩充了空间，这个空间无限可能地向外扩充开去。
顾北的诗歌给人一种现场的现实感的错觉。用老百姓说的话来讲，说得跟真的似的，跟眼瞧见似的。其实他的诗歌都在一种虚拟的、虚构的现场。顾北在这个虚构的场景看到了很多，那是在真实的现场所不能见到的。他的心在颤抖，他的嘴唇在颤抖，胆怯地回过头看到了现实社会，它给了顾北一个坚定的证明：你看到的、想到的都是真的。你可以自由地去表达。顾北选择了诗歌这种形式。在他看来，诗歌是最快捷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最为准确的表现形式。
顾北的艺术想象力是很强的，捕捉艺术灵感的能力也是很强的。这为他成为一个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似乎不再迷恋诗歌固有的语言。想起爱伦·坡的一句诗：而你快乐的影子
/
则是我们的阳光（《伊斯拉斐尔》）。顾北在他的诗歌里充分地表达着这种普世情怀。
我曾在北京密云女诗人琴墨的诗歌研讨会上谈到：诗歌的定义有很多。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文赋》）；严羽说，诗者，吟咏性情也（《沧浪诗话》）；郭沫若说，诗的本质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论诗通信》）；柯勒律治说，诗是条理最好的文字（《文学传记》）；什克洛夫斯基说，诗就是受阻的扭曲的言语（《俄国形式主义论选》）；艾略特说，诗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于感情的伟大和强烈，而在于艺术作用的强烈，也可以说是结合它时所加压力的强烈（《传统与个人才能》）……诗歌定义的不同源于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也就产生了各种流派。流派的产生源于宗师的不同。在“今天诗派（即朦胧诗派）”出现以前，除了食指，我们的文学被革命激情、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所占据，一派独大。诗歌也不例外，仿佛不“啊”一声便没了诗情，也表现不出革命者的激情似的。无论我们怎么否定那时的“革命文学”，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时的文学并没有偏离传统——情与志。在这个“传统”意义上去解读，那时的“革命文学”也是“情与志”结合最好的时期。“情与志”的紧密结合很容易出现另人厌烦的“高、大、全”的艺术形象。“今天诗派”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北岛、舒婷、顾城的前期诗歌其实也是源于一种革命。在文学上，是一种革命“革”另一种革命的“命”。以此想开去，现在的诗歌的确是自“中国文学革命”以来最好的时期。
中国的很多诗人借用古诗词的意境，形成一种适合中国文化习惯的古意，也很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然而顾北的诗歌里很少有中国古诗词的古意，也很少有中国古诗词里意境，他的诗歌直接宗师于西方现代诗歌。顾北的诗歌语言更像什克洛夫斯基说的，是一种“受阻的扭曲的言语”。
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的诗歌，读得越多对各种诗歌流派也就越包容了，也没有了先前一概否定的勇气。在大量阅读诗歌的基础之上，我敢负责任地说，顾北的诗歌有着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色，在中国诗歌界也是独具一格的。
2010-8-10 于京东平谷静心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