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2006-04-24 20:48阅读：
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何种层次、何种规模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管理思想也无不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迹。中国古代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传统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和为贵”
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是“和”，它的立足点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调和、相谐与协调，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3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
从管理的角度讲，“和”就是协调。因为管理就是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就企业来说，企业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因素、多序列、多职能的有机结构。只有把企业内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使管理处于有序状态，才能保证企业的成功。法国企业家法约尔把“协调”视作是企业管理的五种基本职能之一，认为“协调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及力量”。美国管理学家古里克认为“协调”就是“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步调一致，共同实现企业的目标”。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则进一步把“协调”从一般的管理职能提升为“管理的本质”。这些都说明“协调”即“和”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它的低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讼”是人际间矛盾的激化。“无讼”是孔子的理想，目的在于缓和矛盾的冲突，是“和”的表现。“和”在管理中的高层次作用，是指企业成员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新生的关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现。“和为贵”已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理念。
以和为贵的上下级关系
“和”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一个企业的“和”，首先应该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和睦关系，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和无寡”。当一个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互相协调，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怎么会觉得人少呢？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与员工关系紧张对立，员工三天两头地闹事罢工，或者上班人来心不来，工作不认真尽责，用消极怠工来发泄心中的怨气，那么，这个企业即使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至少也是效益低下，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笃信“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华商们，都很善于处理令许多西方老板很感棘手的雇主与员工关系。他们不但在企业中实施仁政，善待员工，而且还经常深入到员工中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所以，在大多数华商企业里，劳资关系都比较和睦融洽，一般都不会发生工人请愿罢工的事情。
当一个企业能“内求团结”，老板和员工能和谐友好，融洽一致，上下一心，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时，那么这个企业就有了“外求发展”的良好基础。所以，企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认真地加以倡导和维护，对企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思想对东亚民族影响很深。在日本的企业决策中，也处处体现了“和为贵”的精神。日本管理人员在做出决策时，总要同他们的同级和部下商量，决策往往是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订出来。这就使得决策者与下级之间能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融洽的协作关系。领导意见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求得一致。决策本身也就成了协调各方面关系的过程，同时也为各类人员同样协调地执行决策奠定了基础。因此，做决策虽慢些，可是一旦决策制订以后，推行起来却非常顺利。集体决策为组织关系的协调创造了条件，而协调的组织关系又为决策的高效化提供了保证。
团队精神与儒家文化的渊源
“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一般可理解为同情心、友爱心。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管理角度看，要把天下治理好，就得使国家、家庭与每个人联系起来，需要人人从自身做起。孟子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提出要把仁心“推己及人”，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达到群体的安定协调。先哲们的思想与西方的“团队”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
团队建设由于日本的成功而在世界范围内大为盛行，很多企业也因实行团队管理受益不浅。其实，团队管理虽然首先在日本取得成功，但追根溯源，团队精神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是群体本位、团体主义，强调个体的行为不能危及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个体应服从集体。特点之二是和谐主义，追求整个社会的和谐共存、稳定发展。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中庸主义是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楚汉相争时期，刘邦因拥有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英雄群体，从而获得胜利；项羽因不能容忍范增一人，最终自刎于乌江。对于企业来讲，要取得成功，就得靠全体人员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和集体主义。今天，大凡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拥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与团队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以团体主义、群体本位、和谐主义、价值主义、民本主义、中庸之道为基本特色的儒家文化，后来衍生出现代企业的团队精神。
不过，现代团队中有一点是儒家文化的缺憾：儒家文化强调人和，但往往容易形成好人主义，顾及面子不愿指出个人问题。而现代团队要求，为了团队的整体利益而在成员之间互相批评、指出问题、共同促进。由于团队与儒家文化的渊源，在进行团队工作时，培养合作意识，树立团队精神，应该把儒家思想和现代管理学思想结合起来，共同作为团队工作的指导依据。
将“和为贵”的思想引入商业竞争中。
“和为贵”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来讲也算是“双赢”的上策。
由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在“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研究竞争战略，夺取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套住顾客用户等一系列手段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就非要与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方式有许多缺陷。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并开拓市场，分享其利益。例如布兰登伯格和梅尔巴夫就将其新著命名为《竞争合作》，指出将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是一种革命性的设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应当以“和为贵”的思想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竞争合作的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将世界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背景下，企业孤立经营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企业靠单一的批量生产或规模经营已不再能获得长期利益。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也就是说，企业的竞争正进入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企业在开拓市场中进行合作竞争、联合竞争、协作竞争是个大趋势，而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要。如果做个概括的话，就是从单纯的竞争到协作型竞争；从追求独家利润到互惠互利；从独赢模式到“双赢模式”、“多赢模式”。
但是仅仅凭借儒家的“和”来对企业进行治理是不可以的，汉代后期独尊儒术造成国力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所以在施行儒家的“和”的治理方针的同时也要用法家的“霸道”来加以规束。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学派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斗争中确实是实用的，秦的统一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苟卿列传》)。
企业中的规章制度一旦定下来，不遵照执行就是不行。这种管理方法的好处是能够使员工绝对执行制度，但在执行时有点过于古板，缺少沟通的艺术。这里就是缺少术，很容易造成员工的反对情绪。有些企业制度执行不下去，那是因为势。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制度执行部门或人没有得到应该的权力，就是工作机会与金钱所得的处理权，这是没有势；再一种情况是得到了权力却运用不当，这是没有运用好势，等于没有势。
法家的立法初是设法让国家强大。现代企业设立制度又何尚不是想让企业壮大。只不过现代企业管理的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的现代元素。但其运用制度进行管理的理论却不出法家左右。法家强调的是“法治”而非“人治”
，其基本立足点是强国。儒家的“和”理论固然高明，但是只“和”无“法”必然使企业内部纪律松散，甚至解体。只用“法治”来治理企业，不可避免地使员工对管理阶层产生不满。认为其对自己的生活漠不关心，自然不会将自己置于主人位置，甚至去破坏企业。
企业管理者应该“王霸兼施”在以儒家“和谐”的治理方针的前提下辅以法家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