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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咬文嚼字》中“推敲”的推敲

2014-09-11 15:53阅读:
作者:刘政
新编高级中学语文教材(试验修订本必修)第二册第三单元 第十课选入朱光潜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其中第五自然段,朱先生为了说明“更动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在文字上 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这一观点时,引用了唐朝著名诗人贾岛关于炼字“推敲”以及跟韩愈有关的一段轶事。朱先生进行了分析,并就他个人的理解认为“敲不如推更符合诗的意境”。笔者颇有异议,现将分析如下:
朱先生认为:
“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 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 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先生认为,“只有贾岛他自己知道”。并且认为“如果他想到‘ 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

细细读来,朱光潜先生思辩缜密,阐述圆转,颇能自圆其说,并且最终归回意境及全诗调和上来。让人大点其头。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根据课文后面附录的阮阅《诗话总龟》中记载的“推敲” 的来历。知是:贾岛初赴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作‘推’,炼之未定。于驴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讶之。时韩退之权京兆尹,车骑方出。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尚为手势未已。俄为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退之立马久之,谓岛曰:‘敲’字佳。”并非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此朱先生理解不真之一。

又从《全唐诗》查得贾岛原诗为: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通观全诗,实则岛之另一篇《寻隐者不遇》。朱先生看来在写《咬文嚼字》时只凭记忆来对“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作出分析评价,而非就原诗作整体感知详细分析。诸位请看原诗题目为“ 题李凝幽居 ”可见是贾岛前往拜访李凝未见而留言。这首诗便牵涉到两个人,一个是贾岛,另一个当是李凝,地点自然在李凝的幽居。可是诗中只出现一人 -- -- 僧。于是便令人费解了,这个僧人到底是李凝呢,还是贾岛?如果是李凝,贾岛何以得知并在李凝幽居前题诗呢?如果不是李凝,那就一定是贾岛,于是,我们便要查证贾岛是否是和尚了。根据《唐诗三百首精华赏析》(南海出版公司)中的“诗人小传”可知:

贾岛( 779~843 )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琢县)人。早年出家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曾任长江主簿,因有贾长江之称。善诗,刻苦求工,以苦吟锤炼词句,追求平淡。诗情狭窄枯寂寒苦,因有“郊寒岛瘦”之称。有《长江集》。并且据传说,贾岛的还俗正是韩愈跟他选定“敲”字之后,见贾岛是个人才,劝他还俗入仕。这又是朱光潜先生理解失真之二。

也让我们就已了解到的“题李凝幽居”来推敲一下贾岛当时的情景,看看韩退之选“敲”字是否恰当。通观全诗,大概是李凝幽居在一个极为荒凉的地方。贾岛有一次月夜前往拜访,敲门,不见主人在家,于是便推开李凝那没有上锁的门进去过了一夜,第二天离开时在李凝门上题诗一首以作留言。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为界,前四句写拜访时所见,后四句写离开时所感。为什么贾岛要在“推敲”上犯嘀咕,拿不定主意呢?一来这两个动作他都曾经作过,拿不准该选哪一个为好!二来正如朱光潜先生所理解的,李凝幽居,过着闲云野鹤一样无拘无束的生活,平时大多随手掩门而出,周游八方。这一点贾岛显然是知道的。但贾岛月夜来访,自然不可能知李凝已出游,因此先敲一下门。惊起了屋旁池边树上的宿鸟,才知道鸟宿池边树,否则,深夜来访,鸟早已宿静,何曾得知?因此,于情理,于当时的意境,皆为“敲”字为佳。当年韩退之先生的选择,肯定已考虑到全诗的题旨及意境的调和问题。朱光潜先生多虑了,此为先生失真之三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指出朱光潜先生的三个理解不妥之处,我并没有幸灾落祸之意。只是深深感到,源源流长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浩如烟海的文化古籍,今人若想遍尽其周详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又绝对不是我们作为可以漫不经心地对待古文化遗产的借口。我非常赞赏朱光潜先生这种谨严的咬文嚼字的锱铢必较的研究态度,我更钦佩朱光潜先生大胆怀疑古人的说法但又不是武断地一刀抹杀的批判精神。 由此我想起了两篇同是唐宋八大家手笔的文章,其一是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其二是苏轼的《石钟山记》。里面同样表达了如朱先生一样的谨严的治学态度,兹引如下和各位同行共勉:

“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因此,笔者有同感,作为语文教师,平时在备课教学的过程当中应当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疏忽而造成的失误。

(本文发表在《北海教育》 2002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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