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经学过历史专业，现在又从事植物学研究，我对中国植物学史感兴趣，也就自然而然了。
没有亲身做过历史研究的历史爱好者，往往觉得历史研究是一件很轻松、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大谬。真正的历史研究，无不需要和大量的历史文献打交道，通过对这些文献做大量的爬梳整理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新的结论来，而这个整理和分析的过程其实是相当痛苦而枯燥的。
比如我最近，本来完全是出于工作之余放松心情的需要，阅读了汪国权《水杉的发现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一书，没想到越看心情越不能放松了。因为我以前曾经看过马金双《水杉的未尽事宜》（《云南植物研究》，2006, 28(5): 493-504）一文，这篇文章也是谈水杉发现史的，却对七年前就出版的汪书一字未提，我想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果然，在看了马金双的另一篇文章《水杉未解之谜的初探》（《云南植物研究》，2003, 25(2): 155-172）之后，我才知道，马金双早就对汪书的观点做过详尽的驳斥了。汪书和马文的主要分歧，在于水杉究竟是谁最早发现的，是前者主张的干铎，还是后者主张的王战。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不得不对汪书和马文进行反复的阅读和比对，这就使一段本来以为轻松的阅读历程，变成了一项琐碎的资料爬梳比对工作，而且还挤占了我的工作时间。
一个植物新类群的发表，通常需要先进行标本采集和鉴定。在鉴定发现它不属于已有的任何一个物种时，再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给出新类群的拉丁文描述（或特征集要），并指定模式，在正规的出版物上发表，这个新类群的地位才算正式确认。如果标本采集、鉴定和文章发表由同一人完成，那么这个新类群的发现史就很简单；而水杉的发现之所以如此复杂，就是因为其标本采集、鉴定、发表各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这一系列过程又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刚结束不久，战乱造成的资料丢失，更增加了阐明水杉发现史的难度。
经过汪、马二氏的研究，下面的史实已经确认无疑：1943年7月21日，王战根据杨龙兴提供的信息，在磨刀溪采到水杉标本，粗鉴为水松，但不能确定。1945年王战托吴中伦把其中一号标本送给郑万钧鉴定，郑万钧认为不是水松，而是一新属新种。因王战采的标本不理想，1946年2月和5月，郑万钧又两次派其研究生薛纪如去磨刀溪采集水杉标本。其间，郑万钧
没有亲身做过历史研究的历史爱好者，往往觉得历史研究是一件很轻松、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大谬。真正的历史研究，无不需要和大量的历史文献打交道，通过对这些文献做大量的爬梳整理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新的结论来，而这个整理和分析的过程其实是相当痛苦而枯燥的。
比如我最近，本来完全是出于工作之余放松心情的需要，阅读了汪国权《水杉的发现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一书，没想到越看心情越不能放松了。因为我以前曾经看过马金双《水杉的未尽事宜》（《云南植物研究》，2006, 28(5): 493-504）一文，这篇文章也是谈水杉发现史的，却对七年前就出版的汪书一字未提，我想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果然，在看了马金双的另一篇文章《水杉未解之谜的初探》（《云南植物研究》，2003, 25(2): 155-172）之后，我才知道，马金双早就对汪书的观点做过详尽的驳斥了。汪书和马文的主要分歧，在于水杉究竟是谁最早发现的，是前者主张的干铎，还是后者主张的王战。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不得不对汪书和马文进行反复的阅读和比对，这就使一段本来以为轻松的阅读历程，变成了一项琐碎的资料爬梳比对工作，而且还挤占了我的工作时间。
一个植物新类群的发表，通常需要先进行标本采集和鉴定。在鉴定发现它不属于已有的任何一个物种时，再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给出新类群的拉丁文描述（或特征集要），并指定模式，在正规的出版物上发表，这个新类群的地位才算正式确认。如果标本采集、鉴定和文章发表由同一人完成，那么这个新类群的发现史就很简单；而水杉的发现之所以如此复杂，就是因为其标本采集、鉴定、发表各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这一系列过程又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刚结束不久，战乱造成的资料丢失，更增加了阐明水杉发现史的难度。
经过汪、马二氏的研究，下面的史实已经确认无疑：1943年7月21日，王战根据杨龙兴提供的信息，在磨刀溪采到水杉标本，粗鉴为水松，但不能确定。1945年王战托吴中伦把其中一号标本送给郑万钧鉴定，郑万钧认为不是水松，而是一新属新种。因王战采的标本不理想，1946年2月和5月，郑万钧又两次派其研究生薛纪如去磨刀溪采集水杉标本。其间，郑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