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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的悲剧性

2010-05-02 08:49阅读:
《三国演义》是由《三国志平话》经历代说书人口头材料发展而来。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在理想的迷惘中重塑历史。不论是《三国志平话》表现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所表现的迷惘心理,还是《三国演义》中所道明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哲学观,它们都给人一种浓郁的悲剧意识民。这种悲剧意识基于被视为正统的蜀汉到刘备君臣“扶汉有志,回天无力”的毕生的斗争历程。具体到个人,则是刘备因自我的道德与世态的迥然不同而在兴复汉室的王道上中途辄止,是诸葛亮经天纬地的旷世才能得其主而不得其时的智慧才能与国力严重错位之悲。
纵观全书,《三国演义》的总体情感意识是悲剧性的。悲剧之源不仅在于作者巧妙是极具艺术手段地将之明伏暗隐于全书,还在于作者一开始就在卷首表明了这种不可避免必须直面的悲情。《临江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在超越历史时空生死轮回中,作者也融入了对战争历史的悲凉感,谁胜谁败,无论硝烟四起还是大动干戈,一切都成了后人闲谈的资本。世事成败转成空,掺进了自然和历史前进的法则和规律,同时也具有宿命论的观点,然其又超越了渺小的个体的生死得失,将个人成败打并入一个国家政权的凝重高度,品评由一系列英雄人物组成的悲壮阵图所寄寓的家国兴衰,从而使作品的悲剧意识超越了个体狭隘的局限性,在思想广度、深度、精度、力度上,绝不多见。
、尊刘抑曹的自觉悲剧意识
《三国演义》尊刘抑曹的思潮极其突出,
作者以最后入主西川站稳脚跟的刘备集团作为正统和道义的代表,旗帜鲜明地与以曹操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正剧态势作了明确的区分。与此同时,作者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刘备集团并给予其同情和关怀。虽然刘备集团必然是失败者,作者却向其倾注了悲剧性的伦理力量和情感力量。“尊刘抑曹”的阶级倾向性一方面紧连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悲剧态势,另一方面又深系宋代理学观念及以后的南北民族矛盾。《三国演义》经宋代说书人的口头传播而得以发展完善集为大作,而宋元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斗争日益激烈,说书人自觉成了民族情绪的代言人。他们不满外族他姓入主中原,情绪上理智地以为正统。但宋国力衰微,相反,辽、金、夏、元,都表现出一定的强势,宋民思慕北伐的民族热情无用武之地,扶持正统的情绪自然地被说书人纳入了说唱内容之列。三国故事使说书人找到了现实无望与理想希望的高度契合点——历史评述,匆庸置疑,这与他们既认的以刘备为正统的观点一脉相承,又为听众所乐于接受。因此从情感上,还是在伦理上,刘备集团都被捧上了道德仁义的高位。刘备集团的斗争历程还寄寓了民众的社会民族理想的悲喜哀乐。理想与现实总是被一道路可怕而强大的力量拉开了遥远的距离,刘备集团无论在物力财力,难以匹敌曹魏、东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丞相,实拥天下,谋臣武将济济一堂,高手如云。东吴将才谋才备出,物产丰富,财大气粗。刘备集团终成败局,现实与理想南辕北辙,超出了常规接受范畴,以至人们不得不痛息哀叹而无奈地接受自己所忠实的力量败阵下去,潜意识里透露出悲剧气息,这从苏东坡《东坡志林》可略知一二:
渝洼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之事,闻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二、刘备道义与世态无力抗争
作为西蜀势国力的代表,刘备虽有诸葛亮,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伊简马等文臣,终拗不过天下分久必合的大势。鼎足之分后,刘备面前可供选择的两条路,要第去吞掉魏、吴,要么被魏、吴吞掉。由于刘备集团的复杂性及占领西川的矛盾性,使得新进的西川部下与原来的荆湘部下水火不容。这支杂牌军无力拒抗曹操的百万雄师,也撼动不了父子三世的东吴集团,更何况还有西凉、南蛮之患,潜伏在曹魏身后巨大的野心集团——司马家族。既然刘备集团无力吞掉魏吴两者中的任何一者,那么留待它的是被魏吴天掉的悲剧,唯独时间上有个早晚之别。刘备集团的悲剧性,究其根源,是刘备太仁德了,这仁德本与当时社会世态是格格不入的,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不得时机。


提到时机,大家很容易想到另一位得天时地利的人物——刘邦,在秦未社会大乱农民起义中崛起的一股民间力量,打败强敌项羽终称雄天下,可刘邦只是草包一个,十足的无赖。然而刘备才德能耐十倍于刘邦,更有才压管、乐,堪比吕尚张良的诸葛亮,最终不能兴复汉室,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

正是在道德与时代的悲剧中,刘备作为道义正面形象,仍然坚持不懈地与已初露端倪的现实极力抗争。无疑增强了作品悲剧意识。他明知世态混浊却总怀着仁心周旋于四围一群狼虎中,身处乱世已无立足之地犹三让许地,两让荆州。四处奔涌还交关张赵以义,托诸葛亮以信。当听到关张二位兄弟被害,不听群臣劝告,决心伐吴,情义得复仇战胜了个人理智和常规思维,被陆逊火烧全营,战败白帝城托孤。由此可见,刘备由弱到强再到身死,一步步走向了远离汉室复兴的道路,其身后有对汉室事业未成的迷惘,算来都是无力抗争和自取灭亡。越过悲壮的英雄形象看他身后残败不堪的英雄梦想,任何一个人会为之动容,为之潸然泪下,落没的英雄执著地将国家前途和个人生命固执地捆绑在复仇大旗上,还把旗帜引向悬崖。
诸葛亮“一心难与命抗衡”
蜀国是悲剧性的,它的悲剧在于错位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全的特定历史时代,其悲之极致和最凝练处,集中在悲剧人物诸葛亮身上。


诸葛亮的悲剧在于其上上智力错遇了下下国力,这点他自己一开始就看得十分清楚。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奉命于败军之际,诚知“曹操不可与争锋”。街亭之失,虢亭之败,上庸之陷,三郡得而复失,每次战争,他都准确地料到了其必然失败的结果。战略战术的制定和实施,无一次不佳。司马懿每观诸葛亮行军阵法,都心悦诚服地感叹“吾不如也”、”吾所不及也。元直走马荐诸葛亮,大赞他是周兴吕望,汉兴张良,盖天下一人也。即使如此,诸葛亮六出祁山,屡无功绩。显然原因不在于他个人能力,而是国家力量太不称心如意。“朝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便是国力不济的真实写照。刘备靠五虎上将打天下,关、张早逝,继而赵、马、黄相继病逝,诸葛亮没有足够的谋臣良将用于千钧一发的时刻。兵力不济在六出祁山犹为突出,只得魏延、姜维苦苦支撑。此外,国力也是一大问题,一直困绕和制约着诸葛亮的行军布局。每五十一回、五十二回,祁山战役,杀了魏大将张颌,上方谷力困司马三父子,两次锁定胜局,攻入长安指日可待,终均因粮草供应不济而痛失绝好时机,不得不放弃大好局面全军而退。再街亭之失,战前明知马谡守城不住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最终痛失街亭,惊演空城计。相比之下,吴魏人才济济,后起之秀不可胜数,张辽、张颌、许禇、于禁、邓艾,均堪与关张赵一决高下,陆逊、司马懿父子,能与诸葛亮略争谋略胜算。如此人才断层、青黄不接,不得不令诸葛亮忧心如焚。后方隐患也是困绕诸葛亮施展雄才大略的又一包袱。吴魏对蜀行成夹攻之势,不论是进攻东吴,还是北伐曹魏,西川后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关化的死是一个血的教训,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多是出于后方安全考虑。
司马水镜一句“伏龙得其主不得其时”,点出了诸葛亮英雄不遇时之悲。元直走马荐诸葛,刘备三顾,拉开了他悲剧一生的序幕。其中大大小小战役,见证了诸葛亮的机智。鱼腹浦巧困陆逊,上方谷围三司马,七星台借东风,草船借箭,可见他具备“通天文,知地理,知奇门,通阴阳,看阵图,明兵势”的旷世才能。五丈原嘱事,死后惊走活司马,授计姜维伏魏延,可见其智。即使智堪比神,然所有荣耀、胜利,殊途同归,无一遗漏,汇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千古悲剧英雄形象的中心,能驱鬼驭神,却无力为自己增寿直纪,当魏延无意踏灭了最后一盏灯,诸葛亮只能感慨“生死有命,不可得而镶也。”


诸葛亮所展示的是一个诚如司马懿所言的“逆天而行”的壮举,在历史趋向分久必合的大势下,一个人孤独地抗争,在巨在的力量对比之下,俨然失败者,最终倒下,沉默,消失。跨越时代,仰望千年,“万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难与命抗衡的宇宙人生的巨大悲壮苍凉情怀,积沉了诸葛亮悲剧的一生。

综上所述,蜀国由立而败,是悲剧性的;刘备空留汉室恨,也极具悲态;诸葛亮齐集智慧于一身,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开卷一曲临江仙,奠定了全书悲剧基调,既是对历史争战的悲凉感,又蕴含了深层的历史哲学。在历史往复观念中自有天理数命运行,能借助人力又非人力所能挽回的悲剧感。在这一大背景下,蜀国,刘备,诸葛亮的悲导剧,无一例外地表明了悲剧来自他们所适从的群体和任何个体不能背离而需恪守的有形和无形的法则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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