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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
《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

《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
引言

中国佛教史上有一部经典，它非佛所说，却被冠以“经”之圣名；它不仅开创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禅宗的新格局，而且为中国文化缔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禅的精神。从此，儒家“止于至善”、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与人生责任感，道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1] “无为而无不为”[2] 的自然、自由精神，和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离世间觉”的当下觉悟精神，不断交融激荡，共同铸造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以人为本，以心为归。

一种外来宗教或文化要想成功地实现本土化，并产生长远的生命力，首先要适应本土文化的传统、符合本土人群的现实需要，同时要具备启发、推动本土文化不断自我更新、丰富发展以及引领人们趋向精神超越和心灵觉悟的创造潜能。两千年来，佛教的中国化正是佛教面对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和现实中的中国人，不断适应与创新的过程。深入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内在脉络，会发现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演变、流布不仅是佛教自身生存发展、弘扬光大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更新嬗变、自我扬弃的需要，是中国人突破精神困境、寻求心灵解脱、实现自我完善的需要。佛教中国化历程中所有的重要理论与重大实践成果，都是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发展需要的圆融与契应，因此，佛教的中国化从来都不是一种被动的同化，而是主动的创造。
中国文化的特征，有局部的、暂时的，也有根本的、一贯的；中国人的现实需要，同样有眼前的、表层的和永恒的、内在的。禅宗正是抓住和适应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及中国人生命的内在深层需要，所以能在一千多年的岁月时空中深入人心、历久弥新。作为禅宗开宗立派的根本经典，《六祖坛经》正是通过惠能大师的生命证悟，通过他对大乘心法的创造性理解，使佛教真正融化为中国文化的血液，让佛教真正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千载之下，《坛经》与禅宗精神依然可以和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发生呼应，可以进入平凡的生活，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因此，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惠能大师和《六祖坛经》树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不仅是中国佛教完全本土化的标志，而且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影响至深至远，犹如智慧之源泉，源远流长；亦如心灵之明灯，烛照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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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子•天下》，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
[2] 《老子》第三十七章，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一、从“积”到“消”——惠能大师对佛教中国化成果的创造性继承

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钱穆先生提出“积消循环”之说。他认为，“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曰积，一曰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汇贯通。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1]在他看来，对中国学术思想史影响甚巨的“两大伟人”[2]，其一便是六祖惠能大师，其二则为理学家朱熹，此二人正是“能消能化”[3]与“能积能存”[4]的典型。

在惠能大师出现以前，佛法由印度传入中国已历经数百年，从无到有的佛教不断探寻着与中国本土文化契合交融的途径，通过丰富的经典翻译、精妙的义理诠释、深入的禅法观修，持续沉淀着厚积薄发的创造潜能。
大乘经典铸就了中国佛教思想大厦的宏博根基。比如大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金刚经》《法华经》《涅槃经》《华严经》《楞伽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大智度论》《中论》《大乘起信论》等。从这些代表性经典的翻译、诠释中不仅派生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众多学派，而且为隋唐宗派佛教的创建提供了基本经典依据和丰富思想源泉。
学派与宗派的脱颖而出，是佛教真正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标志。两晋南北朝时期，般若、毗昙、涅槃、成实、俱舍、三论、地论、摄论各家如百花齐放。在义学思潮中诞生了如道安、慧远、僧肇、道生等中国本土的佛学大师，无论是“格义”之法，还是佛法与玄学的融通，都推动佛教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思潮契应结合。《肇论》四篇——《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其主题都是借用或化用了玄学名词，并以玄学思维能够理解的方式演绎般若空性，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早期理论经典。道生法师敢于提出迥异流俗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5]及顿悟之说，更是佛教义理由“积”而渐趋于“消”的体现。正是基于持续不断的思想积累与创造转化，才有了隋唐时代宗派佛教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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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六祖坛经大义——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第183-184页。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七，《大正藏》第50册No.2059。

唐代八宗皆是在中国本土创立的独立而完整的教证体系，尤以天台、华严、禅宗最具中国特质。在惠能大师出现的时代，天台、华严已经建立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天台宗摄取《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等空性中观思想，华严宗融摄了《密严经》《楞伽经》《般若心经》《大乘起信论》《法界无差别论》《十二门论》及地论、摄论等经论、学说，都可谓集大乘佛法之大成。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并不是对印度佛教学统的单纯继承，而是以这些大乘经典为依据，展开基于实证经验之上的独立创见（如智者大师悟入法华三昧，杜顺和尚证得华严三昧）。天台之“性具实相”“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五时八教”，贤首之“六相圆融”“十玄无碍”“法界缘起”，都是中国祖师创造性思维和圆融智慧的体现，因此二宗“也可以说是大乘佛教思想史上的两个特异的奇峰”[1]。

从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之后，禅法即传入中国。在惠能大师以前，已经有安般禅、五门禅等小乘禅法，以及以净土宗为代表的念佛禅和以台贤二宗为代表的实相禅。但按太虚大师来看，这些禅法还都属于“依教修心禅”[2]的阶段，也就是依照戒定慧次第修行，属于印度“如来禅”的范畴。而真正的中国“祖师禅”，却是到惠能大师时期才创立的。
在《六祖坛经》中，可以明显看到各种大乘经典的法脉流动，也能看到惠能大师对净土、天台等其他宗派的高度圆融姿态，甚至可以看到对传统儒道精神的吸取融合。比如《金刚经》等般若经典之无相、无念、无住，《维摩诘经》之“不二法门”，《涅槃经》之佛性思想，《楞伽经》之“如来藏”思想，《大乘起信论》之“一心开二门”等；在应机教化弟子时，他提出“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3]“心悟转法华”[4]等说法，却没有否定对净土和《法华》的修持。这些都说明，惠能大师开创的南宗禅法虽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点，但其本身却是对汉魏晋南北朝至初唐佛教的总集与提纯，并能以“心法”贯通各大宗派。因此，《六祖坛经》所体现的禅宗思想，不是宗门与教下的对立，更不是对前代佛教源流的否定，其对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性贡献，恰恰是对历代以来中国佛教传统的兼收并蓄和创造性转化，使佛教真正消化、融化、内化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对当时和未来人们的修行证悟、现实人生产生持久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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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虚大师：《中国佛学》第三章《禅观行演为台贤教》，《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2]太虚大师：《中国佛学》第二章《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3]（元）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疑问第三》，《大正藏》第48册 No. 2008。
[4]（元）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机缘第七》，《大正藏》第48册 No. 2008。

二、从“渐”到“顿”——《六祖坛经》对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性贡献

经过汉魏至隋唐几百年的流传演变，佛教的中国化发展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经典积累、深入的思想梳理、独立的理论创建和丰富的大乘禅法实践，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本土宗派。但是面对深广的理论体系、精微的名相义理、高超的禅观境界，一般人依然难以把握和真正契入。怎样把佛法与人的这种“隔膜感”彻底打破，让大乘佛法能够内在化、现实化、生活化、普及化，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这便是佛教中国化核心层面的命题。惠能大师和《六祖坛经》的出现，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破解。

1、顿悟成佛说对中国佛教的根本超越
惠能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不是一般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几百年来大积存之后的大消化。所谓的“大消化”就是从全面汲取中酝酿出了真正的精髓，如《大般涅槃经•圣行品》所说：“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1]”这个“醍醐”就是“顿悟成佛”之说。此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从此将“渐修”“渐悟”的佛教带入了一个当下觉悟、当下解脱的新时代。

（一）“当下性”的二重指向
太虚大师在《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中这样评价六祖所开创的中国顿悟之禅：“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了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个直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之骨髓。惟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2]
这段话指示出顿悟成佛说的两个关键层面：一、直探心源觉海，顿证诸法实相，即身成就佛道；二、融通心法世法，万物皆为悟境，即现实而成佛道。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顿悟成佛之“顿”，即为觉悟和解脱的“当下性”。这个当下，一方面指向内心，即心性的当下觉悟；一方面指向现实，即人在现实中觉悟。顿悟成佛意味着，解脱和超越就在当下，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在人的每一种行为里。也就是说，宗教修行的终极目标、终极追求和人的当下实存是同时的、同体的，没有时间、空间的距离和障碍——这无疑是一种精神领域的重大发现和革命。
《坛经》一开始便开宗明义：“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3]”直呈顿悟成佛的宗旨。又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4]“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5]又云：“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6]并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7]之名言。这些都表明，“真如本性”可以被“顿见”，因为它本来就在每个人心里——“万法尽在自心”；而这种“顿悟”“顿见”并不是脱离世间的抽象存在，它恰恰隐含于人们的一言一行中，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觉悟成佛的无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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