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谈，或语及“舍”而不见“得”的三重讲述
2024-03-08 15:34阅读：
老生谈，或语及“舍”而不见“得”的三重讲述
郭虎
我长期偏隅小城，视野不阔阅人可数，少见常引为怪。就像昨天几个接近退休的老闲客在一起聊天，谈及当年苦学凭一考改变命运事，唏嘘感叹那年月的升学率之低，考上中专了就要传喜讯家里家外噼里啪啦地炸鞭庆祝。我独讲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两个“乖舛”的家伙同事的一段经历。
1993年我调入小城计划委员会工作（数次改革后，现在各地大都改为“发改委”，也有的地方叫“发改局”），与一位袁兄共事（年纪比我们都小，为叙述方便暂且尊称之为“袁兄”），这位老兄当时正被厦门大学延缓毕业，延缓期通常为一年，先遣回原籍工作，问他缘由，这位仁兄满不介乎说，玩掉了呗，无所谓啦，不要那个劳什子。那个时候，一个中专生就统计到“人才”里了，更遑论本科大学生了，现在我们更知道了厦门大学是“985”高校（双一流），莫说当年就是今日高校大升级大扩招高录取率的情况下考进这所大学也绝非易事。我们当时都替他急，好端端的大学学历焉能就不要了，同侪如我之流为提高学历层次有的参加自学考试有的进电大充电，年龄大些的也弄个“函授”、“党校”大学上上，机关里“年龄很重要，学历不可少”是共识。我们都劝袁兄学历还是要的，手头事情大家分担，玩心收敛些个，回去再考一下，先把毕业证书拿回来再说。一年一晃，厦门大学提前发函来告知这位兄要去考试，成绩及格才能补发毕业证书。单位一把手主任也是个老中专生，算知识分子吧，单独给他放一个月假，嘱其一定要去考试，在家认真迎考，拿回来毕业证书各项费用都报销云云。有了这等许多好处，这位兄临近了期限才启程，据说到那先跟学兄学弟喝几回大酒再说，估计是离了校园再进校园方知校园，好歹考试过了，勉强把毕业证书拿了回来，大家由衷替他高兴。
在更早的1990年，我那时在小城里“地方国营”的一家造纸厂工作，做“计量能源”方面的事务，期间我们科室分来一个学环境工程的大学生，大家都当宝贝似的。此君姓黄，我们都称
之为“黄大学”，我记得很清楚是合肥某“211”大学的。黄大学高中毕业于本地的县中，先是1984年参加高考，数学考下来自觉考砸了，后面各科均弃考，结果成绩出来，他数学全县最高分，因为后面弃考只好回笼复习参加1985年高考了，当时家长和老师都气得牙痒。据黄大学自己说，下一年填高考自愿时为了跟他在中科大读书的哥哥在一起，他就进了合肥这家大学。我记得揶揄他一句，为啥不和哥哥上一个大学呢，大概率是分数不够吧。这位黄大学到我们科室，一开始我们都很仰望，毕竟人家是大学生，而且是专业的里手。熟悉后，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要问我问题，我不如你们懂，我是混下来的，在大学期间一共调过三个专业，最后一个才是环境工程，而且总共也学了不到二年。我去，大学还有这样上的。更有甚者，此君在大学里多次聚众打麻将，被学校处分，最后没能拿到学位证书。大家那时都是年轻人，我们觉得黄大学好玩，一点大学生的矜持都没有，他也跟我们后面日日混，他和厂里的工人师傅打成一片的方式是打麻将。有一次，做环境报表，这个自然交给黄大学了，一式四份，封面要盖厂长的姓名章，这种姓名章一般都放在厂办那里，哪个部门需要盖直接拿了材料去加章。黄大学拿了四份材料去加章，厂办主任瞄了一眼，打开抽屉拿出厂长的方正的姓名章和一盒红油印泥给他自己动手盖去。黄大学拿了章在红油印泥上拍了一下啪地在报表的横格子上按下去，抬手一看，厂长的名字是头朝下，黄大学想都没想调一个方向盖下去，名字又是睡着的了，最后四份材料只一个章是盖正了的。这件事让大家对大学生的仰望度一下降了好几个台阶。
那时的调资（即涨工资）是大事，大家都巴巴地望，普调是皆大欢喜，往往在这一次的普调和下一次的普调中间安排一次一部分人微调，那时工资水平低，一次上调几块钱也是脖酸般的翘首，微调类似于给有突出贡献人的奖励，但也有框框，比如工龄、学历、表彰等等的有一个划线。我记得有一次是5%人可享受，我们科室有一个名额，黄大学最符合，人家学历层次“卡”上了，大家也服气，因为有杠杠嘛。可是，黄大学自己拒绝了，大家都惊掉了下巴，天大的好事还会有人拒绝，这还是头一遭遇到。黄大学自己开口说，贡献没那么大，他本人不能受这5%的福利，他提议我们科室的这一个名额让渡给原南京下放来的某知青，这风度一下子就把我们比下去了，科长也不好说不行，乐见并成全了黄大学这次的高风亮节。
正当我们背后窃窃私语黄大学在工厂里虚掷青春怎么得了之际，黄大学宣布他要考研了，而且准备考“上财”的国际金融专业，这跟他大学里的三个专业八竿子打不着边。在上世纪90年代，研究生绝对稀缺，经济类更是方兴之时，一个混日子的大学生不但高调考研还选择自己从不沾边的热门专业，大家嘴上鼓励肚子里估计哼哼着不以为然。黄大学也没睥睨一切的宣示，看不出用多大功，倒是常常看到他拿一本英语书看，我亲见一次他拿了一本英语书到院内东南角的厕所去蹲，回来一看书前面的几页撕掉了，我问你拿书当揩屁股纸？他竟然笑笑说，看过了就行了呗。这简直成了传奇，问题是我们是造纸厂哎，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纸，怎么着也用不着撕书擦屁股。临考之际，他女友（是我们县中的英语老师）把昏睡在电工俞师傅家沙发上的这位麻将爷拽回去，问他还考不考了？他说当然要考，赶紧收拾了坐大巴是去南京还是上海的去赶考。
考试回来继续玩，也包括打麻将，说自己就是在这混日子的，肯定是要飞走的，你们等着瞧。考研成绩发榜了，还真考上了，大家暗自一惊，莫非此人有特异处，不亦怪哉？同一专业，他女友分数够了，予以录取，他分数也够了，但排名靠后，学校通知他要改相近专业。没想到，人家直接拒绝了，说不上了，明年重考。大家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都劝说这事要慎重考虑啊，这研究生不是说考就能随便考上的，万一呢。他私下说，女友是在他辅导下去考试的，他改专业去上不是丢人嘛。这个理由噎死人了。
黄大学第二年最终考上了“上财”自己想上的那个专业，毕业后直接去了证券行业，就像《繁花》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听说挣到了不少金子。后来许多年不曾联系，再听到他消息，据说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人生辗转，不过他当初跟我们在一起时那股敢“舍”还不见“得”的劲头的确把我们震住了，视调资如此，视常人矻矻不可及的学历亦如此，确乎有些非凡气象。
我讲完了这些旧事，家里的钟点工贝嫂给我们续水间，还在小城里担任局座的雨民兄一推圆脸上的眼镜，崴了崴陷在沙发里的胖躯，点评说，你总结的他们在不见“得”的情况下，敢于“舍”，其实他们肚子里还是有“货”在，不怕。就如我，高中学习成绩很一般，高考交卷时我踮起脚尖发现前面比我成绩好的同学有两道选择题选项跟我不一样，我赶忙跟着改了，结果人家当然是对的，成绩出来我压线才上了个中专，这个中专对我很重要，我肯定很珍视呀。大家笑。
钟点工贝嫂听了半天，说你们都是当干部的，俺们村也出一个大干部叫黄大河，不知你们认识不认识，如今是县里领导呢，在电视里老见着。村里老蔡头儿子结婚就是他来证婚的，老蔡头跟他沾亲，这下不得了，老蔡头走路都嘚瑟，儿子结婚县领导来证婚，到处讲有事找我啊，我家县里有人，找家里亲戚黄大河去帮你们解决。大家又笑起来，黄大河是小城里的人大副主任，自然都是认识的。
雨民兄又崴了崴身子，点评说，我们在座的好几位都接近退休了，现在不搞年龄一刀切让干部齐刷刷地“下”了，都说现在做干部难做了，但没几个说不干了的，或者就嘴上说说辞官，就我们县来说就只有你一个是真正意义上辞职不干了，别的都在死撑着，有的人都卑躬屈膝了，叫人不忍直视，你真让他“下”他还是不肯。为啥呢？因为你是外地人，也不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身边没有那种氛围。就如我，每次回家村里人家有大事小情的请客都请我去上座，家人面子上有光，你让我辞官不做了，一想到在村里的那种荣光我也要撑着做下去，我怎可能主动舍“位”，我难的时候别人反正也看不到，那就不要紧，大家眼里的我都是风光一片。我有点羞赧地笑了笑，我于疫情前辞去某重要部门一把手赋闲，一时在小城里被抬举成清流，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但并没有形成效仿效应。
座中一个慈善机构的王会长说，我们做慈善的也一样，“有”的人做慈善更长久更不计较，因为“有”，所以他们肯“舍”，更无须看得见摸得着确切的好处，也不大肯参加抛头露面有面子的事，给荣誉也低调。
话题有滑向形而上的趋势，这不免有违聊天轻松愉快的初衷，我赶紧打住雨民兄又想点评的冲动，说，老杜有诗云：“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走，吃酒去。
雨民兄挣扎着站起来，点评说，趁年华，趁年华呢。
2024年3月7日
郭虎，江苏省淮安市人，现为公务员。1991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小说、诗歌、评论等多体裁文章发表在《散文》《星火》《大湾》《杂文月刊》《南方周末》《新华日报》《青年文学家》《沧州作家》《莫愁》《扬子晚报》等报刊。首届袁鹰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著有散文集《琥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