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类型为紊乱/混乱型的儿童进入幼儿园后常表现出敌意、攻击行为,回避型依恋的儿童也常表现出攻击和愤怒行为[12]。一篇有关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综述指出,母子关系中母亲的控制和敌意可以解释儿童外显问题变异的10%
~15%[13]因此,不良亲子关系,特别是母子关系,是造成儿童各种内隐和外显问题的危险因素。
Masten与Garmezy还提出,父母对儿童各种发展问题和心理病理问题都可能发挥保护作用[8]研究发现,高质量的母子关系可以预测儿童在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时表现出较少的行为问题[1]。而且,亲密、支持的母子关系对处境不利儿童尤其具有保护作用。一项对贫困家庭儿童的研究发现,问题解决任务中母亲的低控制以及给予儿童情感支持和帮助,可以预测这些儿童在幼儿园和小学中表现出较少的内隐和外显问题[2]。最近有研究显示,早期拥有安全型母子依恋关系的儿童在整个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都会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和心理病理症状[3]。因此,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作为儿童问题行为发展过程中的保护因素,其作用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近年来,亲子关系领域的研究开始重视父子关系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很多研究都揭示,儿童与父亲的关系质量也会影响其问题行为的发展。如一项研究发现,父子关系可以负向预测儿童的焦虑和退缩问题[14]。近期一项有关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也发现,父亲对孩子的过分关心能够正向预测男孩的内隐和外显问题,对孩子的拒绝能够正向预测男孩的外显问题[15]。依恋领域的研究甚至发现,早期与父亲安全依恋的儿童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都会表现出较低水平的问题行为和犯罪行为[16]。
1. 2 儿童问题行为对亲子关系的作用
儿童气质及其它社会行为特点会影响亲子关系的观点并不鲜见。Kagan最早提出了“气质假说”,认为陌生情境法测量的亲子依恋其实是婴儿气质上的个体差异[17]。根据气质假说,“容易型”气质的婴儿更可能形成安全型亲子依恋,而“困难型”和“慢热型”的婴儿则分别容易形成抗拒型和回避型等非安全依恋。近期几项研究也表明,婴儿的气质特点(如社会性恐惧)确实可以预测父母的教养行为质量和亲子依恋安全性[5,
18]。
儿童气质影响亲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儿期,近期开始有研究者关注儿童早期、中期和青少年期的问题行为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例如一项对青少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前测的内隐和外显问题能够显著预测后测的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如父母的参与性以及给予自主)[19]。对3岁儿童的观察研究也发现,儿童的抑制行为会影响父母对他们的反应方式,越是在陌生情境中表现出抑制行为的儿童,父母越是倾向于对他们做出较多的反应(如鼓励等),而且母亲的反应要比父亲更多[4]。还有一项对3~11岁儿童进行的追踪研究也发现,儿童的攻击行为可以负向预测其6年后的母子关系质量[20]。另外,国内一项对儿童早期的追踪研究也表明,儿童2岁时的外显问题能够预测4岁时的母亲惩罚性[21]。因此看起来,无论在儿童早期、中期还是在青少年期,内隐和外显问题行为都会对亲子关系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3 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双向作用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我们推测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很可能存在双向作用关系,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子关系会影响儿童随后的问题行为,儿童问题行为也会影响随后的亲子关系质量。Sameroff提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
transactionalmodel)为我们探讨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是一种用于解释儿童发展的理论模型[22]。自创始至今的三十多年间,该模型逐渐引领了发展心理病理学领域对于儿童心理病理问题形成原因的思考、认识和实证研究[22,
23]。而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核心成分就是儿童与其环境经验之间的动态双向作用(dynamic reciprocal
effects)[22]。
动态相互作用模型认为,发展是儿童与其环境经验之间持续、动态的双向作用的结果[22]。也就是说,一方面,儿童发展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外界环境并非独立于儿童而存在,而是受到儿童自身特点的影响。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特别强调相互作用过程的动态性,即儿童与周围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的[23]。由此可见,与传统的、仅强调环境影响儿童的单向作用模型相比,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更为强调儿童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影响间接作用于自身发展[22]。
实际上,在亲子关系领域,早在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提出之前,从父母到儿童的单向作用模型就已经开始受到挑战,而亲子间的双向作用也已经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Bell的控制系统模型(controsystemsmodel)最早阐述了儿童与父母通过上限控制和下限控制互相调节对方行为的过程[6]。随后,探讨亲子之间双向控制系统的研究大量涌现,这些研究发现:儿童可以影响父母的行为反应,后者继而影响儿童后来的发展,从而形成双向作用系统[6,
7]。
双向作用模型已经被应用于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7, 19,
24]。通过短期或长期的追踪测量,这些研究大多都发现: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关系,亲子关系能够预测儿童以后的内隐和外显问题,内隐和外显问题也能够预测以后的亲子关系质量。如近期一项对7
-10岁ADHD儿童的研究就考察了母亲反应性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双向作用,结果发现,ADHD儿童的问题行为能够负向预测母亲后来对他们的反应性,母亲的反应性也能够负向预测儿童后来的问题行为[24]。
然而,以往考察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双向作用的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儿童中期[24]和青少年期[19]。对儿童早期的研究,我们仅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两项,一项是Belsky等人对3岁儿童抑制行为与父母反应的双向作用的研究[4],另一项是国内吕勤、陈会昌等人对2~4岁儿童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追踪研究[21]。Belsky等人的研究主要关注儿童抑制行为与父母反应的相互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双向作用过程发生在儿童与父母短暂的面对面互动中;而在儿童早期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里,这种双向作用是否存在,他们并没有做出回答。吕勤
等人的研究主要关注儿童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互作用,通过两次追踪测查,他们发现儿童2岁外显问题对4岁时母亲惩罚性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然而在该研究中双向作用并没有得到支持。
本研究拟着重探讨儿童与父母在早期互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双向作用,同时还将考察在两年的追踪过程中,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动态双向作用过程中儿童自身、外界环境及相互作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是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成分[22]。Sameroff提出,在对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考察中,必须考虑到所有可能的“箭头指向”。这是因为,一方面,系统中的每个部分(儿童、环境及二者的相互作用)都可能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每个部分也可能或多或少地产生一定的变化[22]。Sameroff指出,理解这些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对揭示儿童发展变化过程及造成发展变化的原因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设计恰当的干预方案以促进儿童的成功发展[22]。
总的来说,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儿童早期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为此,我们从被试儿童进入幼儿园后开始追踪,在随后的两年中对这些儿童进行了三次测查,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对早期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两个重要成分———“动态双向作用”及“连续性/非连续性问题”———进行了考察。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在儿童早期,父子、母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既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又存在一定的非连续性;亲
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即父子与母子关系能够负向预测儿童以后的各种问题行为,儿童的各种问题行为也能够负向预测他们后来与父母的关系质量。我们期望通过本研究,一方面能够为动态相互作用模型在发展心理病理学中的应用增添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儿童问题行为干预方案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被试取自北京市城区三所幼儿园(一所为一级一类园,另两所为一级二类园)的所有托班幼儿。第一次测查中发放父亲和母亲问卷各120份,回收到有效问卷分别为113和115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4.
2%和95. 8%,共计评价了118名儿童。儿童平均年龄为33. 31±3. 05个月,其中男孩56名(占47. 5%
)。母亲平均年龄为31. 4±3. 1岁,受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上的占76. 3%;父亲平均年龄为33. 7±3.
4岁,大专以上学历占79. 7%。家庭人均月收入范围为700~15000元(Mo=2000)。
9个月后,对参加过第一次测查的106名儿童(另外12名儿童因转到其他幼儿园上学而流失)进行了第二次测查。发放父、母亲问卷各106份,回收到有效问卷分别为104和106份。两年后,对参加过前两次测查的86名儿童(另外20名儿童因转到其他幼儿园上学而流失)进行了第三次测查。发放父、母亲问卷各86份,回收到有效问卷分别为85和86份。全部参加了三次测查、并在每次测查中都有效填答了父亲和母亲问卷的被试共81人。因此,进入本研究数据分析的样本量为81。
卡方及独立样本双边t检验的结果显示,流失的被试与继续参加研究的被试,以及进入数据分析的被试与未进入数据分析的被试,在性别比例、年龄、父母亲年龄、父母亲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第一次测查的父子、母子关系质量和各种问题行为上均无显著差异。
2.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了儿童行为核查表(2~3岁版)以及修订的母子关系量表和父子关系量表。后两个量表的原始版本为英文的亲子关系量表,我们首先对其进行了翻译修订,由第一作者翻译成中文后,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一名中国籍在读博士生进行回译,最后经双方讨论确定了量表的中文译本在本研究的三次测查中,第一次和第二次均使用了母子关系量表、父子关系量表和儿童行为核查表;第三次测查中由于儿童已经4岁多,无法使用2~3岁版的儿童行为核查表,因此虽然我们也采用其它工具测量了儿童问题行为,但为了与前两次测查在结构方程建模中保持测量工具的一致性,我们仅报告了第三次测查中母子和父子关系的测查结果。
2. 2. 1 母子关系量表
采用Pianta的亲子关系量表修订而成,由儿童母亲进行评价。原量表有26个项目,采用Likert五点量表形式记分,包含亲密性(如“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亲密而且感情深厚”)、冲突性(如“孩子和我似乎总是在相互对抗”)和依赖性(如“孩子过于依赖我”)三个维度。进行该研究之前,我们在一个由408名幼儿与其母亲组成的样本中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采用Lisrel
8.
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模型修正,修订后的量表删去了原量表的4个项目,并设了部分项目间的残差相关,但仍保留了原量表的维度结构(三个维度分别包含9、9、4个项目),得到的各项拟合指数为:χ2/df=2·02,NNFI=0.
90, CFI=0. 91,GFI=0. 92, RMSEA=0. 05。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 75、0. 69和0.
46。考虑到依赖性维度的信度较低,在追踪模型中容易造成路径系数的有偏估计,因此本研究仅使用了亲密性和冲突性两个维度。
2. 2. 2 父子关系量表
采用Pianta的亲子关系量表(同上)修订而成,由儿童父亲进行评价。进行该研究之前,在一个由400名幼儿与其父亲组成的样本中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采用Lisrel
8. 70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和模型修正,修订后的量表设定了部分项目间的残差相关,但保留了原量表的维度结构和所有项目,即亲密性10个项目、冲突性12个项目、依赖性4个项目,得到的各项拟合指数为:χ2/df=1.
92, NNFI = 0. 92, CFI = 0. 93, GFI = 0. 90,RMSEA=0.
05。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6、0. 78和0.
39。考虑到依赖性维度的信度较低,本研究仅使用了亲密性和冲突性两个维度。
2. 2. 3 儿童行为核查表
采用Achenbach编制、陈欣银修订的儿童行为核查表(2~3岁版)。该量表已经在国内建立了信效度,问卷为3点量表,从0(不符合)到2(比较符合或非常符合)分别表示题目陈述与儿童行为的符合程度,由母亲进行评价。施测时我们只保留了测量焦虑、退缩、攻击和违纪四种问题行为的41个项目,其中焦虑问题指的是儿童紧张、不安、担心、忧郁等情绪状态,退缩问题指的是儿童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胆小、害羞、孤独、畏缩、迟缓等行为特点,攻击问题指的是儿童与同伴发生冲突、给他人或物造成伤害的行为,违纪问题指的是儿童违背社会规范的破坏行为。第一次测查中这四种问题行为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
56、0. 80、0. 83、0. 65。
2. 3 研究程序
研究分三次测查。第一次测查是在儿童入园3个月左右。两名研究人员进入幼儿园,向教师简要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分发给每位教师一份指导语,用于指导教师将父母问卷转交给家长,然后对教师进行了简单的指导语使用培训。之后,教师将父母问卷转交给儿童父母填写。第二次测查是在儿童即将结束托班学习时,第三次测查是在儿童即将结束小班学习时,具体做法都与第一次相同。三次测查均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每次测查时,父母都得到了一份介绍该研究的《家长知情书》。
3 研究结果
3. 1 父子、母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三次测查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及两次测查的儿童退缩、焦虑、攻击、违纪问题行为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3. 2 父子、母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检验
根据我们的研究假设,并结合以往研究中对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检验方法[19,
24],我们首先构建了母子关系亲密性、冲突性与儿童退缩、焦虑、攻击、违纪四种问题行为的四个模型(如图1~4所示),以及父子关系亲密性、冲突性与四种问题行为的四个模型(如图5~8所示)。然后我们采用Amos4.
0软件考察了这8个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得到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标注于8个模型的下方,路径系数分别标注在每条路径旁边(实线表示经统计检验显著的路径系数,虚线表示不显著的路径系数)。
图1~8显示,八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特别是在小样本中用于评估模型拟合度较稳定的CFI,都表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有研究者指出,在小样本中应慎用RMSEA,因为它在小样本中容易被高估[25];而本研究的样本量只有81,因此虽然个别模型的RMSEA大于0.
08,但综合其它指标我们仍然认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首先具体来看一下母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图1显示,母子关系与儿童退缩问题存在明显的双向作用关系:
T1母子亲密性能够显著预测T2退缩问题(β=-0. 21,p<0. 05),T1退缩问题也能够显著预测T2母子冲突性(β=0.
23,p<0.
05)图2显示,母子关系与儿童焦虑问题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焦虑问题对母子关系的单向作用,即T1焦虑问题能够显著预测T2母子冲突性(β=0.
26,p<0·05)。图3显示,母子关系与儿童攻击问题存在明显的双向作用关系:
T1母子亲密性能够显著预测T2攻击问题(β=-0. 19,p<0. 05),T2攻击问题也能够显著预测T3母子亲密性(β=-0.
20,p<0·05)和T3母子冲突性(β=0. 21,p<0.
05)。图4显示,母子关系与儿童违纪问题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违纪问题对母子关系的单向作用:T1违纪问题能够显著T2母子亲密性(β=-0.
23,p<0. 05)和T2母子冲突性(β=0. 28,p<0. 01),T2违纪问题也能够
显著预测T3母子亲密性(β=-0. 19,p<0. 05)和T3母子冲突性(β=0. 20,p<0. 05)。
然后再来看一下父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图5显示,父子关系与儿童退缩问题之间没有明显的作用关系。图6显示,父子关系与儿童焦虑问题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焦虑问题对父子关系的单向作用,即T1焦虑问题能够显著预测T2父子冲突性(β=0.
21,p<0.
05)。图7显示,父子关系与儿童攻击问题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双向作用关系:T1父子冲突性能够边缘显著地预测T2攻击问题(β=0·16,p<0.
1),T1攻击问题也能够显著预测T2父子冲突性(β=0. 19,p<0.
05)。图8显示,父子关系与儿童违纪问题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双向作用关系:T1父子冲突性能够边缘显著地预测T2违纪问题(β=0.
16,p<0. 1),T1违纪问题也能够显著地预测T2父子亲密性(β=0. 17,p<0.
05)和T2父子冲突性(β=0. 23,p<0. 0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8个模型中都未纳入T1问题行为对T3亲子关系的作用路径,这是因为如果纳入该路径,那么T1问题行为与T2问题行为之间的高相关会使它们在共同预测T3亲子关系时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我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在控制T1亲子关系的基础上,考察了T1问题行为对T3亲子关系的预测。结果表明,控制了T1母子冲突性后,T1违纪问题对T3母子冲突性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
23,p<0. 05);而T1其它问题行为对T3父子、母子关系的预测作用都不显著。
此外,由图1~8还可以看出,相邻两次测量的母子关系亲密性、冲突性,父子关系亲密性、冲突性,及儿童的退缩、焦虑、攻击和违纪四种问题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βs=0.
31~0. 69,ps<0. 01)都达到了中等程度以上,但又并非高相关。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幼儿父母历时两年的三次追踪测查,对父子、母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相邻两次测量的母子、父子关系及儿童各种问题行为之间都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母子关系与退缩、攻击问题的双向作用,父子关系与攻击、违纪问题的双向作用都得到了本研究的支持;焦虑、违纪问题对母子关系的作用,以及焦虑问题对父子关系的作用,也都得到了支持。
4. 1 亲子关系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
儿童早期是人际关系的敏感期,发展心理病学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儿童早期的亲子关系是影儿童问题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8]。本研究的结再次验证了以往该领域大多数研究的结论。需要出的是,由于本研究仅报告了前两次测查的儿童题行为,因此对本研究亲子关系作用于问题行为推论仅限于儿童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年。
我们发现,控制了先前的退缩和攻击问题后,子关系亲密性对儿童入园一年末的退缩和攻击问都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控制了先前的攻击和纪问题后,父子关系冲突性对入园一年末的攻击违纪问题都有明显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在童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年里,亲密的母子关系对减儿童的退缩和攻击问题、低冲突的父子关系对减儿童的攻击和违纪问题都具有保护作用;相反,亲度较低的母子关系会成为儿童退缩与攻击问题进步恶化的危险因素,冲突性较高的父子关系也会为攻击和违纪问题的危险因素。这些发现与以往儿童退缩[3,
9, 10]、攻击[11,
12]和违纪[13]问题的研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母子关系的亲密性通常是母亲对儿童的情感支持联系在一起的,一项对父教养方式与儿童问题行为的综述显示,如果父母常忽视儿童需要、对儿童缺少关心、缺乏敏感性,童就容易表现出较多的社会退缩和攻击行为[26];子关系的冲突性通常是与父亲对儿童的惩罚联系一起的,综述也显示,父母如果经常对儿童采取迫、威胁、生气、责骂、拒绝、排斥等教养行为和使暴力、攻击性言行,儿童就容易表现出较多的攻反社会等外显问题[26]。从这两点出发,不难理解研究的上述发现。
上述结果还表明,在对儿童内隐问题(如退问题)的预测中,母子关系的作用比父子关系更
明显,而在对儿童外显问题(如攻击、违纪问题)预测中,父子关系的作用又比母子关系更为突
这一点与以往很多研究的结果也非常一致[9,
1因此,母子关系可能在儿童内隐问题的发展中发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父子关系则可能在儿童外问题的发展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以往很多研究都发现了亲子关系在儿童焦虑题中的作用[1, 3,
13],而本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一由于本研究对问题行为的测量均是在儿童进入幼园的第一年中,有观察研究发现,许多儿童在进入儿园的第一年里都会表现出“新入园焦虑”[27],此在本研究中,儿童焦虑问题的原因更可能来自于他们在入园第一年中所面临的与父母家人的分离以及适应幼儿园新环境的压力。这可能是本研究中亲子关系对儿童焦虑问题预测力较低的主要原因。
4. 2 儿童问题行为对亲子关系的作用
儿童并非单向地接受亲子关系的影响,而是带着自己的特点积极参与到与父母的互动中并塑造了他们与父母的亲子关系[6, 7, 22,
23]。本研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
我们发现,儿童的退缩问题能够正向预测母子关系冲突性,攻击、违纪问题能够负向预测母子关系亲密性,焦虑、攻击、违纪问题也都能够正向预测母子关系冲突性和父子关系冲突性。这与以往对儿童中期[24]和青少年期[19]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国外有观察研究发现,有问题行为的儿童容易引发父母的反感和消极教养态度与行为[28];近期国内一项研究也表明,儿童2岁时的外显问题能够预测4岁时的母亲惩罚性[21]。考虑到父母对儿童的教养态度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亲子关系的质量[5],儿童的内隐和外显问题很可能是通过影响父母对他们的教养方式而间接作用于亲子关系的。
另外,在本研究中,儿童的违纪问题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父子关系的亲密性。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假设不符。但是考虑到父亲往往对儿童的注意力不集中、抗拒行为、违反规则等违纪问题表现出相当的包容性[23],而且在儿童早期,特别是儿童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违纪问题的普遍性[27]更容易让父亲对其视为正常,因此在这一阶段,违纪问题可能并不会对父子间的亲密感造成消极影响。尽管如此,违纪问题对父子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来做出解释。
4. 3 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
本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早期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从而为动态相互作用模型在发展心理病理学中的应用增添了新的证据。
4. 3. 1 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动态双向作用
在本研究中,母子关系与儿童退缩、攻击问题的双向作用,父子关系与儿童攻击、违纪问题的双向作用都得到了支持。以往有关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双向作用的支持证据主要集中在儿童中期[24]和青少年期[19],为数不多的来自儿童早期的证据也主要关注亲子之间在短暂的面对面互动中的动态双向作用[4]。而本研究通过追踪研究,提供了这种双向作用在儿童早期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里存在的证从而丰富了发展心理病理学领域的相互作用观。
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双向作用的揭示有于我们理解儿童发展的机制。在动态相互作用模中,发展是儿童与环境经验之间持续、动态的双向用的结果[22]。具体到本研究来说,一方面,儿童题行为的发展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亲关系并非独立于儿童而存在,而是受到儿童问题为水平的影响。这就说明,在儿童早期,亲子关系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很可能是相互影响,从而促成者的不断发展的。不仅如此,由于进行了三次追测查,本研究的结果更能体现出双向作用的动态即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是随着时间的移不断发生的。这主要表现在母子关系亲密性与击问题的相互作用上:T1母子亲密性作用于T2击问题,T2攻击问题又进而作用于T3母子亲密这种动态的双向作用显然无法在以往只有两个时点的追踪研究(如吕勤等人的研究[21]、Johnston人的研究[24]等)中体现出来。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双向作用的动态性。
4. 3. 2 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连续性和非续性
本研究发现,在历时两年的三次追踪测查儿童的父子、母子关系质量和问题行为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第一次测查中亲子关系质量较的儿童在随后的两次测查中也倾向于保持与父母亲密、低冲突的关系,第一次测查中问题行为较多儿童在随后的第二次测查中也倾向于保持较高的题行为水平。但是同时应当看到,无论是亲子关还是问题行为水平,相邻两次测量之间的相关仅中等程度。之所以没有出现较高程度的相关,一面可能是因为测量误差所致;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因为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发展确实存在一的非连续性,这是因为:亲子关系(或问题行为)了受到先前的亲子关系(或问题行为)的影响之还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本研所发现的先前问题行为对后来亲子关系的影响,及先前亲子关系对后来问题行为的影响。这些影因素的存在很可能减弱了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的续性,从而使二者呈现出一定的非连续性。
4. 3. 3 动态双向作用在造成发展连续性和非连性中的可能机制
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指出,动态向作用在造成发展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发挥了常重要的作用[22]。综合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动态双向作用很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二者发展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根据动态相互作用模型,儿童与环境经验之间的动态双向作用很可能表现为一种正反馈关系,而正反馈在造成发展的偏差扩大(deviation
amplif-ying)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在本研究中,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动态双向作用就表现为正反馈关系: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使儿童的部分问题行为得以减少,而问题行为的减少又会促进亲子关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低质量的亲子关系使儿童的部分问题行为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而问题行为的恶化又会使原先低质量的亲子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这种正反馈不断持续下去的话,就会造成发展偏差的不断扩大,从而使亲子关系质量本来就较高的儿童后来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好,问题行为本来就较少的儿童后来的问题行为越来越少;而亲子关系本来就较差的儿童后来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差,问题行为本来就较多的儿童后来的问题行为也越来越多。因此,正反馈的存在,一方面使儿童之间的差异得以保持,从而使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使儿童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从而使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出现一定的非连续性。然而,对于这一可能机制的具体过程,还需要设计更为精细的追踪研究才能做出回答。
4.3. 4 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动态相互作用模型对于理解儿童问题行为及其它心理病理问题的产生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22,
23]。以往在对儿童心理病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和机制进行探讨的时候,研究者们多忽视了儿童自身的作用,而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出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22,
23]。本研究对早期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的双向作用的揭示表明,在儿童早期,至少在儿童进
入幼儿园的最初一两年里,亲子关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一方面,亲子关系会影响儿童后来的问题行为,另一方面,儿童的问题行为也会影响以后的亲子关系;而且不仅如此,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循环往复,呈现出一种正反馈关系。因此,在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亲子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儿童自身的问题行为水平很可能也会通过对亲子关系的作用间接影响问题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儿童自身在其问题行为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模型验证中我们没有使用第三次测量的儿童问题行为,所以我们无法找到“T1问行为通过作用于T2亲子关系间接影响T3问题为”的直接证据,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支持
动态相互作用模型对于儿童问题行为及其它理病理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具有重要的应用值[22,
23]。一方面,双向作用的揭示有助于临床咨与治疗人员、教育者以及儿童家长认识到儿童自在其心理病理问题发展中的作用,从而避免进入于强调父母责任的误区。另一方面,动态双向作的揭示也表明,只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儿童身问题或父母环境问题中的一个环节,往往就能得一连串的连锁作用效果。而且不仅如此,对亲关系和问题行为同时进行干预,可能更加有助于童问题行为的减少和亲子关系质量的提高。
4. 4 局限性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采用追踪设计,考察了父子、母子关系儿童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揭示了亲子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动态双向作用。但是本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善。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量比较有限,被试的流失也较大,取样也仅限于北京城区三所质量较高的儿园。进一步的研究中如果能够扩大取样范围、大样本量,将会得到更有推广意义的结果。其次,研究所有数据收集均采用问卷法、由父母报告,可存在一定的方法效应(method
effect)。尽管如此,亲报告的父子关系与母亲报告的儿童问题行为之仍然呈现出了明显的双向作用,这可能从另一个度说明方法效应对本研究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多种手段,如依恋Q分类卡或对儿童访谈的方法收集亲子关系的数据,观察收集儿童问题行为的数据等,从而减小方法效应影响,使得到的结果更加可靠。再者,由于测量工的问题,我们无法在结构方程建模中纳入第三次量的问题行为,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适用于儿童早期各个年龄阶段的问题行为测量工具。另在改善上述取样和测量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的
究还可以延长追踪时间,考察亲子关系与问题行在整个儿童早期的动态相互作用。
5 结论
(1)相邻两次测查的母子、父子关系、儿童缩、焦虑、攻击、违纪问题之间的路径系数都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βs=0. 31~0.
69,ps<0. 01);
(2)早期母子关系与退缩、攻击问题的双向用,早期父子关系与攻击、违纪问题的双向作用都得到了支持,另外还发现了焦虑问题对父子、母子关系的负向作用,违纪问题对父子关系的正向作用。致谢:感谢参加该研究的幼儿及其父母,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王茜博士在量表回译,以及李文东、骆文淑在数据分析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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