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英文可谓五花八门，如：positive study
[3]，empirical study
[4]，verification study
[5]，experimental approach
[6]，evidence-based study
[7]，或substantial evidence study
[8]，等。其中，positive study和empirical
study最常用。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运用是混乱而随意的。大多数非哲学的人文研究者不太熟悉或不甚在意实证研究的哲学背景，而是比较随意地理解和运用。在学术日益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时候，是有必要认真审理我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和基本的哲学知识背景。
那么，如何统一如此之多的称呼呢？positive
study看似是“实证研究”最恰当的翻译，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empirical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positive的使用频率。
[9]如果根据约定俗成（即使用率）的原则，“实证研究”的标准英译似乎应取empirical
study。但是，我们一般是将positive翻译为“实证”，并将positivism译为“实证主义”，而把empiricism译为“经验主义”，这样就有些混乱了。其实，就positive
study和empirical
study而言，它们只是表达的不同，而不是实质的不同。英文positive的第一个义项就是“无可怀疑的，明确的，确定的”。这主要是从“性质”而言，而非从“事实”而言。empirical的意思是“以观察或实验为根据的（非理论的）”。中国学术界使用“实证研究”时并不在意究竟是否为“无可怀疑的，明确的，确定的”，而是集中于“事实的分析”（anilysis
of
facts）。positive的第一义项在哲学意义上主要是为了解决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保证认识的正确无误的。但大多数实证研究只是着眼于如何通过“事实的分析”来说明问题。所以，无论是positive
study，还是empirical study，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在此意义上，它们是相通的。综上所述，本文以positive
study为“实证研究”的标准名，也不排斥其他名称。
实证研究（positive
study）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无法决然相分的，实证主义是实证分析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广义地说，任何哲学体系，只要囿于经验材料，拒斥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
[10]大致包括有孔德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等。狭义上讲则是指孔德的实证主义。孔德认为，人类知识有三个发展过程，一是神学阶段，一是形而上学阶段，一是实证科学阶段。“拒斥形而上学”是所有实证主义都必须坚持的立场，尽管都不自觉地恢复了和使用着形而上学，因为这是西方一切科学和哲学的精神基础。实证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注重可观察到的事实、拒斥形而上学和持相对主义立场，强调现实性（相对于神学、形而上学的虚幻性）、有用性（相对于无用性）、确实性（相对于不确实性）、精确性（相对于模糊性）、积极性（相对于形而上学的否定性和消极性而言）和相对性（相对于绝对性），等。
[11]实证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主义色彩，他们宣称只有现象才是研究的对象，对象之后没有任何本质的东西。它“反对追求绝对的知识，它停止去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拒绝认识诸现象的原因，只专心致志地去发现这些现象的规律，换言之，去发现各种现象的承续与类似的关系。”
[12]
实证主义明确宣布：“实证科学只研究怎么样（how），而不研究为什么（why）”。
[13]既然实证主义只关注事实，那么它必然在认识论上持不可知的立场。因为，事实是无限的，而认识是有限的。
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实证研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大部分学者都将实证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但是，实证主义认为只有事实才能说明问题，只有证据才能说明问题，甚至认为只有材料、事实、证据才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如此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给人文学科带来了一定的阴影。实证主义的弊端在文学研究领域也相应地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当代的实证研究诉求
自从实证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人们对实证研究的利弊都有较清醒的意识。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提倡影响研究，如果说其方法论不完全是实证的，那主要也是实证的。
[14]后来的比较文学和新兴的美国学派就从美学的和艺术的角度反思了过分注重实证研究的倾向。“在欧洲，特别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一种反抗后半个19世纪中流行的文学研究方法的趋势：反抗只去搜集无关的材料，反抗那种认为文学应该用自然科学方法、用因果关系以及诸如泰纳的有名口号种族、环境、时机等外界决定因素来说明这一整个基本假定。”“琐碎的考古学风”、无关美学的“历史主义”、模仿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运用计量方法和生物学方法等成为实证研究的几大流弊。
[15]欧洲之所以出现对实证研究的反抗原因一个是唯意志论哲学的发展，另一个是人文（精神）科学的建立。反抗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就成为人文主义的一个必要的任务，这也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
离开西方的学术语境，我们看当代中国的学术界为什么存在一种实证研究的诉求。在目前中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宏观的层面上来谈论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问题，空泛有余而实证不足。”
[16]这个判断大抵不错，似表述不准，我们只能说“理论有余”或“宏观有余”，而不能说“空泛有余”。空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需要的。该文作者所说的“实证”似乎还仅仅限于学科本身（即“落实到具体学科的层面”）。实证的确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实证不足呢？实际上，实证不足往往与排斥实证研究有关。“近五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常常有人在‘没有理论’和‘销蚀理论’的幌子下对‘实证性研究’发难，其中不乏名家大师。推其原因，当然各有难言的苦衷，然不肯系统的读书、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书也许是共同的病根。”
[17]我们注意到，前者说是“长期以来”，后者说是“近五十年来”，可以说，1949年以来的学术成为他们反思的对象。延伸到1949年以前，清代的乾嘉考据学派、现代的历史考证学都是当时的学术主流。论者的愿望显然是明确的，即试图恢复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和现代的历史考证学传统。
那么，论者为什么认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实证不足呢？这应从更大的学术语境来说明。首先，大众时代的来临不可避免地使得更多的人在发音，也使得更多的人追求非同一般的学术新成果。于是一家之言多了，综合众家少了。然而，多必然浅，浅必然不扎实。学术问题的“求解”可能让位于“求解”对问题的弯曲和遮蔽。其次，大规模的学术新力量的注入使得大量研究呈现出漂浮化状态，也即口号多而实践少、想法多而落实少。特别是现在提倡的“独创性”与“原创性”，使得大批学子和学者疲于有自己的“新说法”与“新理论”，而忽视了扎实的材料工夫。其三，由于重大问题和重要经典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过大使得大量外围问题成为人们的首选，而普遍存在的“创新”要求也使得对无多少创新的积累性阅读、体验、凝想成为与时代关系不大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的局面就是喧嚣与躁动。孔子说，“述而不作”
[18]。所述乃是经典元典。可是这个时代，经典元典要么太古老而没有实际意义，要么太难啃而无突破口，于是，大家只能取巧了。其四，学术的职业化、制度化、市场化趋势所致。职业就要领工资薪水，可是如果你要做扎实工作却短时间没有成果就很麻烦。成果越多待遇越好，成果越多影响越大。因为学术的评价机制已经被技术官僚所操作。当然，这四个方面只是一部分原因，并不是全部。
这种状况的确导致了实证研究不被重视，但太过注重实证而忽视方法论和理论的创新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就认为，“当前缺少一种积极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创新意识”，原因有三个方面：“对理论的反感”，“缺乏对理论与方法的深入研究”，“忘记了学术的根本目的”。
[19]实际上，一般从事研究的人会说“光有实证是不够的”。人们的确是意识到实证的基础性地位和边界的节制性的。
[20]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离开了实证是万万不够的。
显然，学者们对实证研究所持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强烈呼吁要实证研究似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有的意识到其问题但过于冷静，都是有疑问的。在我看来，一方面人们将实证研究看作材料的堆积，这是对实证研究极大误解。提倡实证研究的严绍璗先生曾不客气地说：“这一方法论（指实证的方法论），说到底是建立一种老实的、不奢华的、不夸张的、不以功利为目标的实事求是的学术观念，它需要十分艰苦的辛劳，是任何急功近利之徒所难以操作的。”
[21]可以说，学术界普遍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实证研究，在“实证”、“考证”、“考据”、“材料”等概念上不甚清晰。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对理论研究的误解，理论研究忽视材料和事实，在没有材料和事实的情况下就在哪里瞎说。实证研究的这一看法当然也是偏颇的，不过的确是指出了理论研究的症结，即“硬伤太多”、“破绽太多”。比如理论研究者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弄清楚，对理论的阐释往往以偏概全，得出的结论似乎没有多少论证支撑而完全靠“自圆其说”。这不仅在实证研究者那里是不能忍受的，在理论研究者那里也同样不能忍受。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的实证研究和真正的理论研究需要相互倾听双方真实的心声，否则那些假的实证研究和假的理论研究很可能加深了双方的误解。
三、实证研究的开拓与思考
新时代的实证研究仍然需要深入的探索，其成果是文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必要基础。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20世纪80年代，吴炫指出中国对实证精神与形而上学（思辨）的双重误解，而实证主义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朴实的精神与文化传统。”
[22]作者正确地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正是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一点非常关键。90年代以来，提倡实证研究的文学研究者当中，用功最著的可以说是严绍璗先生。1996年他就系统阐述了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原典性的实证”（corroboration
of original evidence）研究
[23]，是当代中国人文实证研究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他认为，“所谓‘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依靠‘实证’和‘原典’来求得结论的‘确证性’。”
他认识到人文研究的独特性：“人文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不只是因为它具有了认识人文现象的观念形态，而且还因为它己经具备了揭示内在逻辑的系统性手段。人文研究虽然不能运用‘实验’加以证明，然而，它却可以运用‘实证’加以推导，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里的“证明”和“推导”是关键概念。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最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后来扩展为社会科学，而人文科学则被认为是缺乏实证性的。在此意义上，人文科学的根本方法论不是实证，而是解释。因此，严绍璗在强调人文研究的“事实关系”（包括“文化事实”）时是正确的，但超出这个领域，实证就力所不及了。从其“原典性的实证研究”的五大原则可以看出来：“尊重学术研究史；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原典材料的确实性；实证的二重性；研究者必须具备健全的文化经验。”显然，这里无涉审美、意义、价值和目的，而是强调材料的确实性、确定性、准确性，这种准确性的获得不仅是材料本身，还包括正确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各类观念，即不能将材料解释主观化，而是力求客观化，符合材料自身的生存的文化语境。排除个体性和主观性，强调文化性和客观性是“原典性的实证研究”的主旨。在此意义上，抑制了个体的感情的、想象的发挥，而特别注重对事实的梳理、辨析，所以是一件极为繁难的事情，难怪说是“任何急功近利之徒所难以操作的”。这种扎实的功夫是非常值得推扬的，很多学者并没有做到这种功夫。
严绍璗对实证研究的拓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实证研究与史料学有相通之处。史料学不是史料的堆积，而是一门学问，有着自己的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史料学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果。
[24]没有成熟的史料学做基础，就不会有成熟的研究。文学实证性研究大致有三个层次：搜集材料；辨析材料；运用材料。
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材料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文学及其理论的社会现实方面，包括文学与理论本身的思潮、理论史；作家与理论家方面的；作品与理论自身；接受情况，等。这里明显无涉作品的审美判断、人物形象和作品意义的，这也无涉理论的意义和运用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这些。
[25]收集材料要注意的问题是，应不断扩大材料的范围，不断更新史料学的观念。比如，对古代史的研究就可以包括进性别、人口、气候、疾病、地质运动等新材料。还要广泛阅读，深入调查，不断获得新的第一手的材料。同时还可以借助于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进行“e时代考据”
[26]。辨别材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求全，所谓的“竭泽而渔”，一是“辨伪”。前者针对材料的数量，后者针对材料的质量，两者是相互结合的。运用材料大概也有质量与数量的问题。比如老子故里是在河南还是在安徽，很多人引材料说是在河南，但几乎所有的材料的源头都在《史记•老子传》，也就是说，这些材料是源自某一“母材料”。
[27]这样的材料引再多也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另一是质量问题，强调权威性，一两条就足够说明问题。
材料问题看似涉及学术规范问题，但我倾向于认为是更多地涉及学术能力和学术态度问题。学术规范化没有看到对材料加工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差异性。由此可知，学者在搜集材料上做的工夫可能很多，但辨别材料上则欠缺些，适当地运用材料则尤其不足。现在的倾向是往往特别注重材料的繁多，几乎是将全部资料用上，而且真假莫辨，详略亦不甚得当。即使论证很充分，但繁冗拖沓。还有的可能是炫耀式的，这就更不足取了。
材料或史料也是一种“哲学观”。以往我们常说“竭泽而渔”，是把所有的鱼找到，但找到后，鱼都死了。因此，材料不能脱离开那个产生研究对象的语境——水。水与鱼的关系是，我们找到一条鱼就要考虑这条鱼连同那片水域对研究对象的意义。资料就是整个历史和世界，而历史和世界是无限的，竭泽而渔的失误不仅在于企求材料的彻底把握，而且也在于抽离了材料和历史、世界的联系。后者尤其需要“材料观”的改进和完善。材料可能是枯燥的，可能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可能是真伪难辨的。谁也没有承诺说，一切材料都是准确无误的。材料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材料观与差的材料观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即使没有那么多的材料，但目光的敏锐和思维的广阔性很可能会发现新的东西，对于后者，即使大量的材料，也无法获得新的东西，很可能成为资料的堆砌。实证的关键是“证”，而不是“实”，因为“实”亦需要“证”。在此意义上，凡是认为“材料是现成的”都是没有充分理解实证研究的。
四、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论关切
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应该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主要方法就是实验、实证，而以解释为主要方法的人文学科研究今天出现实证研究的诉求与方法论探索，说明人文科学在不断依照科学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这无可厚非，因为人文学科也不能不强调逻辑、语法、事实和论证。实证研究的确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是，重要的是，实证研究无法解释材料的意义，无法阐释材料和研究对象的精神联系。实证研究只处理事实关系，但文学研究并不是事实关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审美关系。围绕一部作品可以发现无限多的实证材料并组织材料，但如何说明材料对一部作品的关系和意义呢？材料是否可以用于解释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实证研究必须服务于目的论，或者实证研究必须有目的论的方向。否则，堆砌材料、组织材料、阐释材料都还是不够的。因此，如果说文学理论有实证研究的话，也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是为了恢复文学自身生成的历史过程。这种实证研究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即是怀有一种目的论的实证研究。
当代学风浮躁是有目共睹的，由此也导致对实证重视不够。实证研究不足不是因为理论研究太“充分”，而是所有研究背后的目的论出问题了。实证研究不足只是一个“症候”。当人们都很匆忙，都很急切地要出成果的时候，花大工夫、下大力气而且短时间没有成效的实证研究的确乏人问津了。因此，学者呼吁：“在现今奢靡学风极盛于研究界之时，强调研究的‘实证性’，对维护学科的生命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28]这种呼吁是应当的，但强调实证研究真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吗？呼吁实证研究是正确的，但还不够。有论者指出：“今天大力呼唤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呼唤重视史料，重视考证，用治历史的方法治文学”用于“拯救时弊，规范学术行为，建立良好的学术风气”则可，但试图让它成为方向则不可，因为“持此方法者有时陷入零碎的材料中，找不到出路，甚是迷茫、痛苦”。
[29]归根到底，方法论无法彻底解决目的论问题，对方法论的解决也并不必然解决目的论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学术使命感”的丧失。单纯依靠实证研究并无助于从“根本上”恢复学术的目的论。因为，整个学术风气和氛围依旧。其实，对于那些有强烈目的论的人来说，不呼吁，也会自觉运用实证研究，而对于那些缺乏目的论的人来说，即使呼吁，估计也会置若罔闻，实证也只是处在低水平运作上。所以，现在呼吁实证论研究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问题的症结是当代中国学术目的论的消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我非常敬重实证研究的提倡者，丝毫不否认他们强烈的目的论关切，但又意识到，仅仅依靠实证研究恢复学术纯洁性和生命力的效果固然有，但并不大。这里不是要否认实证研究，而是强调包括实证研究在内的一切研究都应该怀着强烈的目的论关切。否则，缺乏了这种学术关怀和学术热情，面对一堆堆的资料，恐怕谁都坐不住。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学者对目的论的自觉和坚持。目的论关切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本身的目的论关切，二是研究自身对社会、历史、人类的目的论关切。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从研究本身说，实证研究的弊端是无节制的资料堆积而走向了烦琐研究。一部作品的产生是有多种原因的，但即使将所有原因都找到，似乎意义也不大。文学研究资料究竟有什么意义，文学研究的价值归宿是什么呢？这似乎没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人们只是去研究，去挖掘，但研究、挖掘究竟是为了什么了？所以，实证研究并不能解决“意义”问题。有人会说：这是“为知识而知识”
[30]，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意义的话，那研究自身就是意义。这固然有道理，但并不这么简单。文学不是科学，文学并不是死的资料的堆彻，还有活生生的人的感情和意志。当我们丧失了这份同情心，那么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还有什么分别。如果文学作品可以像冷冰冰的物体一样被分割、被组合，那么，文学的生命有机性如何被保证？事实上，科学主义的方法早已在侵蚀着文学研究领域。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首先是一个好的文学鉴赏者。如果只具有识字和理论的能力，一切的实证研究除了给我们增添新的资料和新的说明，它还将给人类以什么新的体验吗？
从研究对社会、历史、人类的目的论上说，反思文学理论的方向在于追问文学理论究竟对这个社会文化空间及其中的人究竟有何意义。文学理论的意向性是很明显的。或者为知识本身的增进，对理论史的重新思考，对文学作品的重新思考，对文学和社会历史关系的重新思考，使人们有新的知识，这一方面的文艺学研究在于求“新”求“异”，求“与众不同”；或者是促进人的发展，包括思维上的、情感上的和历史价值上的：对理论史的梳理在于培养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对文学作品的梳理在于培养人的审美鉴赏能力，对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梳理在于培养人的社会历史观察能力。文艺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培养人的理论思维能力、艺术鉴赏能力和社会历史观察能力。
对从事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而言，各人有各人的意向性，有自身的各种原因，或为学科，或为社会，或为自己，一切因人而异。个人最明白，这里也无需多说。孔子说，学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人”，一是“为己”。
[31]张扬修身为己之学，反对谋名谋利为人之学。现在是多元社会，学术也多元了，但学术多元并不意味着不去批评。但是，一批评就惹问题，真是学术的悲哀。似乎现在并不是做学问的时代。学问无关个人经济利益，但学问事关社会进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32]如果学者本身的学术活动都能求其放心，那么，社会进步也就为期不远了。
五、“统一的研究”：实证、理论与目的
人文学术事关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目的与事实必须在人文学术那里得以兼顾，这个兼顾就是“论证”，就是理论连接起目的和事实。文学理论不应排斥实证研究，因为需要事实，也不应排斥论证，因为目的和事实不通过理论论证，目的就是空的，事实就是死的。固然，文艺学研究和其他研究有不同，或者说可能会给人以研究缺少实证性的印象。但是，不能一味批评文艺学研究缺乏实证性，而应规整文艺学研究的基本意向。文艺学不能仅仅是实证性研究，但实证性可以成为其方法论。呼吁实证研究以根本地解救学术问题已经证明是不够的。在此，我呼吁一种“统一的研究”：强调实证对深处目的的呈现作用，强调理论对事实和目的的连接作用。
那么，文艺学研究的实证性和括理论性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从何而来呢？这一发问的关键在于不是去追问“如何”，而是要追问“为何”，即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其实，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一开始就饱涵着对社会历史的关切。当时人们厌倦了空洞无物的知识（这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迫切想找到坚实的知识地基和生活基础，实证主义应运而生，实证主义不就是一种哲学和理论吗？那么，今天我们提倡实证研究难道就仅仅是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吗？仅仅是为了有着丰富的材料吗？显然不是，归根到底，提倡实证研究与提倡理论研究都有着一个目的论的关切，即学术要成为个人修养、真理探索、历史阐释不可或缺的知识支撑和价值依托。有大量虚假的和错误的知识需要辨析，有大量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因此，实证研究绝非资料本身，理论研究也绝非概念游戏。
实证和理论不是孤立的，它们应该和现在的所说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而问题意识是学术史意识、现实意识和学科意识的结合。
很多人做学问没有学术史的清理，一上去就直奔主题，好似自己是开先河的。这种学风是要不得的。温故而知新，就知道新的问题和新的方向。读书不多，实证性资料也就稀少。同时，由于现代检索技术的发达，更有利于做学术史的清理。但不能过分依赖于检索，更多的工夫应用在检索之后的材料分析上。
现实意识并不是“热点意识”，而是发现人们为什么谈论这个热点，现实问题如何制约和影响了人类对未来的看法，现实的缺憾该如何补救，等等问题。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家，王岳川提出的“发现东方”，其立论的主要根据在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赤字、百余年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文化对未来的意义。
[33]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拿来很多别人的，抛弃很多自己的，西方文化却没有拿来我们的，拿我们什么呢，有的话也是传统成果，而不是现代经验。所以，发现东方正是中国人的现代经验，包括现代的对传统的阐释经验，现代的对现代的言说经验，和对未来的期许经验。发现东方不是发现一个旧的东方，不是发现过去的东方，而是发现一个崭新的，有思想、有感情、独立的东方。文化拿来是知彼，发现东方是知己。文化输出正是一种知己知彼的一种对话、交流和沟通。这就是强烈问题意识和现实意识的表现。
文学理论的学科意识不是单纯的学科自我意识，而是学科与学科之外一切知识和现实的联系。文学理论研究与更大的社会文化空间密切相连。如果文学理论只关注自己的小圈子，那么创新就会很困难。实证研究不能局限在学科之内，实证研究也是对现实和实际问题的论证过程。因此，当文艺学自身的结构已经定型很难做出新的拓展的时候，人们开始走向文艺学的外围研究（这个外围是相对的）。比如，生态文艺学，就是文艺学嫁接了生态学的一个成果。文艺学再不是封闭的，而是同社会历史密切相关。重新审视文艺学同社会历史及自然的关系，为文艺学增添新的内容。但是，怎么和实证搭上关系呢？这是新的东西，当然，所谓新只是相对的，前人先哲都有这样的思想，即论据性，或者这样的论述有益于我们做出新的阐释，即启发性。这就是实证性研究。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文学理论研究以目的论（价值论、意义论）为优势，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目的论关切。这种目的论关切需要“论据”的支撑，也需要“论证”的支撑。论据支撑属于实证研究，论证支撑属于理论研究。比如概念的明晰性、学术史的梳理和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都是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并且，实证之外更需要理论方法的简洁和透彻，并且具有说服力和启示性。
就文学理论的实证研究而言，实证研究会更多地关注文本（包括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文本的确是文学研究的第一大前提，但文本的内涵必须扩大，从“小文本”到“大文本”，并且文本需要同目的结合。仅有文本，没有理论分析估计也不是什么成果。这就是学问的“可论证性”、“说服性”和“启示性”。一篇文学理论学术论文要让人信服，首先在于“言之有物”，但“言之有物”还要“言之成理”。理论（理）和文本（物）一样是工具性的和手段性的。对问题的分析即要有文本的实证支持，也要有理论的逻辑支持，但要注意的是，文本不能游离问题而成为堆砌，理论不能逃离目的而成为对其逻辑的注释。于是，人们有时反对实证，有时反对理论。但关键还是要抓主它们背后的目的论。
所以，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大概只是方法的区分，而不是目的的区分。中国学术史自古有汉学和宋学之分，一是重考据，一是重义理。我认为二者都可以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象宋学那样不顾实际的随便分析恐怕也不足取。义理或理论也并非就是微言大义，真正的意义是镶嵌在人、文本、历史当中的。目前的危险既是“宋学有余汉学不足”，也是“汉学有余宋学不足”。宋学易空疏，说着不关痛痒匪夷所思之理，汉学易繁琐，论证得也是不着边际近似咬文嚼字。实际上，二者都有一个限度问题。汉学要求“实”，约略相当于材料的实证性，宋学要求“顺”，约略相当于理论的自洽性。服务于共同的目的论，双方正应该融合，而且自然是融合的。
因此，理论与实证自身不是目的和意义，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所开始之处和所止之处才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并无绝对的实证学和理论学，总是两相结合的。至于理论阐发可以到什么程度是可以讨论的。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是最完美的，因此，多方面的吸收是非常必要的。实证（科学）是不够的，理论（思辩）也是不够的，怀着目的论（意义论、价值论）去做学问，都将是个人与学术、人类的统一，无论统一的方式究竟有多少种。
（原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1]
1993年李泽厚回国后有此番谈论。2006年李泽厚再次回国，又发表感慨：中国目前思想文化领域是“四星（影星、球星、歌星、节目主持明星）高照，何处人文？”
[2]
根据《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另有两处见于《明史•儒林列传二•王时槐列传》和《清史稿•王国栋传》。
[3]
如文必方：《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主要为其“关键词”的英译，资料是随意的，但选择倾向于人文学科，下同。
[4] 如刘润清：《谈外语实证研究》，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
[5] 如李特夫：《诗歌语形出位之思》，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
如张哲俊：《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时代过去了吗？》，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7]
如李西林、霍涌泉：《意识与无意识关系新解》，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8]
如李俄宪：《中日文学关系与当前文学研究方法》，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9]
通过中国期刊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06）检索所有关键词含“实证研究”的文章共10341篇。其中含empirical的有458篇，含positive的有163篇，含verification的有10篇，含experimental的有23篇，含evidence的有31篇（其中有的同时含有substantial），含substantial的
有16篇，等。这些数据可能在组合上有重复记录，并且10000多篇文章中大部分并没有附英文关键词。所以，这些数据是模糊的，只具有部分的参考价值。
[10]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2年。
[11]
参见欧力同著：《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孔德著：《论实证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等。
[12]
孔德著：《实证哲学教程》，转引自欧力同著：《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13] 同上，第43页。
[14]
参见李伟昉：《实证:法国比较文学的逻辑起点》，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5]
韦勒克：《近年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于实证研究的反抗》，见《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46页。
[16]
夏锦乾：《探索文学研究发展方向的新思路》，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
[17]
严绍璗：《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载《东方文学通讯》，2003年第1期。
[18] 《论语•述而》。
[19] 赵敏俐著：《文学研究方法讲义》，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20]
陈思和认为：“实证的方法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只能部分地起到作用”，“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见《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持此类看法的不在少数。但问题是，哪种方法不是“非常有限的”呢？
[21]
严绍璗：《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载《东方文学通讯》，2003年第1期。
[22] 吴炫：《文学批评中实证与思辩的得失》，载《文艺争鸣》，1989年第4期。
[23]
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24]
参见潘树广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徐有福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傅璇琮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北京：中华书局；等。
[25]
参见李伟昉：《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26]
参见黄一农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7] 孙以楷著：《老子通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28]
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29]
肖百容：《实证主义与文学研究》，载《船山学刊》，2003年第2期，第129页。肖文使用“实证主义”似乎在内涵上比“实证性”要低些，但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其对实证主义与理性思辨关系看法也是公允的，不过我并不完全同意理性思辨就解决了意义的问题。
[30]
实际上，这是一个西方式的回答。中国的学术心态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子。中国的学问是“做”学问，是以人生实践为主要特征的。参见方朝晖著：《“中学”与“西学”》，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31] 《论语•宪问》。
[32] 《孟子•告子上》。
[33]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