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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由阳光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2003年放弃安逸的小城生活北漂十年的心灵笔记，全书分三辑：女性主义者笔记、北京写作笔记、私人笔记。有对阅读的思考，有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感悟，有对前尘往事的追忆，也有冥想式的私人絮语……其理智与情感、纠结与洒脱、眷恋与决绝，是脱离常轨的知识女性在中国语境下的必然心路。本书和鲁亢《被骨头知道》、老皮《知天命》、深蓝《在春天或者在梦里》、何奕敏《去远方寻找自己》一起，构成“中国诗人随笔系列•福建卷”书系，书系由福建省文学院曾念长博士作序。
【目录】
女性主义者笔记
《查无此人》
《脱轨之后读张爱玲》
《女性主义者的命》
《写作如写命》
《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
《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
《女性意识是女性作者身上最美的部分》
《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先女性后诗歌，还是先诗歌后女性》——“中国2005年女性诗歌年度奖”获奖感言
北京写作笔记
《坚持诗歌中的英雄主义》
《各按本性》
《长诗福建与短诗北京》
《我的长诗写作》
《诗歌的救赎力量》
《我爱我必然的命运》
《以33岁为界》
《北京大梦》
《海子之于我……》
《诗歌与时代》
《我的诗歌语言观》
《诗歌距离理想主义还有多远？》
《再出发，从漳州安琪开始》
《诗歌抑郁症》
《写在长诗选《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自费印刷的几句话》
《永远未完成》——我的诗歌自述（1992——2002）
私人笔记
《年月》
《无人可诉》
《7个梦》
《写作何为：给吴子林》
《有一种写作你无法体验》
《因深刻的理解而赞美》
《你找到了属于你的意象了吗》
《衣道如人道》
《2009年5月16日17：46分的孤独》
《2010年1月1日，我和另一个我的辩驳》
《记事，风》
《每个人的身上都静静躺着祖先的血》
《漳州，漳州》
《本名黄江嫔中“江”字的来历》
《异乡传》
《每个人手上都握有开关》
《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
《昨夜一恍惚想到安琪和她的诗》
【书摘】
《异乡传》
安琪
1）
你决定乘火车而非飞机离开此地看来是因为你可以在故乡的土地上多加流连，你对你将到达的异乡已不像6年前那样充满攀登灵魂珠峰的渴盼和铺展生命的自我期许。当然，你也不疲倦于继续和异乡相依为命。相对于死亡这永恒的故乡，所有尘世的每个角落都是异乡。你将继续和异乡相依为命，并“作为一种想像的行为的相关物而存在”（萨特）。
2）
列车驶过时/窗外的山，山上的草，居然纹丝不动/寂寞啊/寂寞，寂寞离我不远/就在车窗外。（《七月回福建的列车上》/安琪2004/8/14）
——2004年8月，你的生命截然分为上半生和下半生，发生在上半生的许多事，譬如你与某人的认识；譬如某条乡村土路上破旧公交车四面漏风的哐当声响和车上乡村男女教师被青春激情激荡的脸，欢笑着，并未被不合时宜的思想所侵害；譬如，懒懒散散的文化部门下午三点半后陆续而来的同事包括你自己；譬如……种种譬如在今天看来，真的已不存在，你已不是上半生的你，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中，“与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另一种东西”（雅斯贝尔斯）。
他们的生命是延续的，你是断裂的从头再来的，你才6岁，不应该记得太多前身的事，你要把今身认识的人当作亲人，把过去的认识遗忘。
3）
“一切还将继续！”惯于使用感叹号的老巢在QQ上如此回答关于异乡生活的问题。这个把你接生到下半生的人，你已许久没有从他的话语中汲取力量，太过熟悉了，以至于你都要不记得每逢你在异乡遇到困惑你总要对他说，给我力量，让我重新开始。
那么今天，当你踌躇着在返回异乡的思绪中焦虑时，你需要他说，一切还将继续。需要他说，我在家看奥运。
你想起了你的亲人，一个叫老巢，一个叫刘不伟。他们和你的家，中视经典。
4）
队伍并不漫长，是你的恍惚使你觉得漫长。而中午老家文友接待你的宴席上那一杯红酒在挥发出它的晕眩的同时，也把曾经生鲜活泼而被你故意扼杀的往事局部救活。
——“突然绝望。”
——“没来由的吗，是不能上网的缘故吗？”
——“其实经常绝望。只是这个月好些因为有你们。”
你在绝望的瞬间想到的那个人肯定是你内心认定值得信任的人，你想到了顾北，你知道他必不会拒绝回答你的短信，你在发给他短信的瞬间意识到了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和你合作完成了一首幻想性先锋实验文本。一切皆有理由。也许他不是最机智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但他是最合适的，他的手里，握有一把朴素的钥匙，它正好可以打开这间蕴涵暴风骤雨的工作室——它远离人世太久，已经被一个个绝望的瞬间交织编辑成一道隔开有限自我与无限自我的距离：它几近成功地把你窒息在它的篱笆中。
“我们在一个不可解脱的三角中同世界和其他人纠缠在一起”（梅洛·庞蒂）。
5)
前天，就在厦门，就在你的好朋友的同事身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她跳楼自杀了。比我和我的好朋友年轻两岁的躯体，身裹轻盈的白纱衣，自八层楼高的午夜阳台，飘落于地面，与死亡，做了永久的亲吻。那鲜血的气息，久久弥漫在你的好朋友的脑际，使她悲哀得拿不起笔。
“互相偎依，不可自诀。”你在获悉这个关于死亡的真实案例时给朋友发了这个短信。
“是的，无论如何都要好好活着。”你的朋友回答到。
所有的自诀都只发生在一个闪念，如果有人，与你共同承担这个闪念转移你心绪不宁的此刻时光，死亡便无法靠近你。死亡喜欢形单影只的人。
6年了，你几乎是在形单影只中度过，你经常是左边一个人没有、右边没有一个人地行走在北京的胡同、高楼、景点间，好在你有无数翻滚的潮汐涨落在你的脑际，你从不让你的脑子有片刻休息或者，你头脑里有无数的小人在争辩在打架，它们累了的时候你也累了，于是你睡了。你在宽广无比的睡眠中停止了无望的恐惧和不想承认的对过往的回望。
你有足够的理由不应该存活此世，但最终，自杀的，都是那些本该幸福美满活着的人。譬如你的好朋友的同事，她有漂亮的容颜，过人的才华，领导的赏识，丈夫的厚爱……她有一千个快乐生活的理由，却只需一个理由就可自杀，该理由就是，毫无理由。
6）
绝望的瞬间有一个你可以想起的可以发短信并且会回你短信的人，你就没有理由丧失继续存活的勇气。上帝造就你的躯体不是让你用来自诀的。上帝造就了你，也会造就阻止你自决的人，倘若你有幸，你就将在生命的每一时段，遇到那个，阻止你自诀者。
时至今日，我庆幸自己一直在遇到这样的人，可能是老巢，可能是顾北，可能是年月，可能是刘丽英，可能是向卫国，可能是张德明，也可能，是某个死亡路口默默等待我靠近的人，一定会的，他/她在下一个路口等我，预备唤我走出死亡布下的悄无声息的暗影。
把孤独的牢底坐穿，才可下笔。
7）
要怎样才能消除你们的成见，诗歌，已不是我活着的理由。也许当年是，但现在，真的不是。我知道我的命定有我不知道的去向，我对我的命充满好奇，我用这具躯体跟随它，如果你有耐心，就请跟随我，让我们看看，我的命将把我带往何处？
我的文字只用来记录我的命，我是个不顺从命运的人（闽南话“吃命赢过吃硬”，意为命好胜过好强能干，回首至今，我恰好一直在吃硬，所谓屡败屡战），我的文字不是。
“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杨庆祥）。
8）
“我的命不会带我到任何坏地方”（安琪/2001年）。
9）
“我的命会带我到任何好地方遇见任何人”（安琪/2002年）。
安琪，本名黄江嫔，1969年2月出生。福建漳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先后获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首届阮章竞诗歌奖和中国首届长诗奖。诗作入选《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百年中国长诗经典》《亚洲当代诗人11家》（韩国）及各种年度选本等。合作主编有《第三说》《中间代诗全集》。出版有诗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极地之境》《父母国》等。2015年8月受半坡博物馆“人面鱼”图腾启示开始尝试钢笔画，已有部分作品被文学刊物选作插图。现居北京。
【总序】
走向“文学广场”的诗人们
——《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序
文/曾念长
就文学体式而言，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我斗胆说：公共性。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所以，诗人、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学者、医生、演员、商人和官员，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遛一番。它是文学的“公共广场”，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只要来到这个广场，大家就享有同等的“文学身份”，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
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抒情性和议论性。在农村，村庙就是广场。每逢佳节，村民在此狂欢；但逢大事，族人在此定论。在城市，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在放大，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君不见，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而我想说的是，散文和随笔，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文学广场”，也有这双重属性，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
一般而言，散文亲抒情，而随笔亲议论。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通过他的海量写作，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显然，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诉求：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其结果是，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不过，自1990年代末以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发展为随笔写作。于是，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文学广场”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文学广场”上的交响曲。
这套丛书名为“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广场”中给予具体的考察。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文学广场”，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人说过，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如果“查无此人”，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随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可长可短，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唯独如此，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散文化的写作”，它是“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其“出发点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小说的、戏剧的，等等”。我理解于坚所说的“散文化的写作”，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的随笔。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
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福建是一个“诗歌大省”。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我以为这种传说言过其实。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但我以为，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从历史上看，闽人文学长于诗文，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其中的原因，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这一说法或许不假，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内排遣”传统。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他们往往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他们习惯性地在神像前喃喃自语，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像一问一答。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闽人对诗歌、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或许正是缘于此。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不是北京人的段子，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以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
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今天的福建诗人（也包括批评家）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如厦门的舒婷、陈仲义，福州的吕德安、鲁亢等等，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不如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心灵隐喻。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隐士却不在家”。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但我还想说的是，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介入公共事物，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在此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有令我们素然起敬的国内同行。比如于坚，这位自称“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的云南诗人，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建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再说王小波，他不是诗人，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即便如此，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诗人不仅仅是诗人。他首先是个人，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正如前文所言，随笔是“文学广场”，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也是诗人出来卡遛的绝佳场所。
我想这套丛书的多数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因此才有“诗人随笔”一说。这么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副产品”。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我想他们对自己的“副产品”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我更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这种“路径依赖”是一种常见现象，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一位学者来到广场，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甚至与自己“死磕”。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依此类推，诗人出现在广场，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他们左顾右盼，略带神经质，却不愿参与任何“群众聚会”，就像传说中的“打酱油”者，一溜烟又飘走了。我作此类比，仅仅是想说明，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诗人最关心的，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写随笔，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这本无可厚非，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视，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再和盘托出。凡此种种，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
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算是老读者了。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我却读得较少。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当作一次发现之旅，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
2014年12月
曾念长：文学博士，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
【目录】
女性主义者笔记
《查无此人》
《脱轨之后读张爱玲》
《女性主义者的命》
《写作如写命》
《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
《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
《女性意识是女性作者身上最美的部分》
《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先女性后诗歌，还是先诗歌后女性》——“中国2005年女性诗歌年度奖”获奖感言
北京写作笔记
《坚持诗歌中的英雄主义》
《各按本性》
《长诗福建与短诗北京》
《我的长诗写作》
《诗歌的救赎力量》
《我爱我必然的命运》
《以33岁为界》
《北京大梦》
《海子之于我……》
《诗歌与时代》
《我的诗歌语言观》
《诗歌距离理想主义还有多远？》
《再出发，从漳州安琪开始》
《诗歌抑郁症》
《写在长诗选《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自费印刷的几句话》
《永远未完成》——我的诗歌自述（1992——2002）
私人笔记
《年月》
《无人可诉》
《7个梦》
《写作何为：给吴子林》
《有一种写作你无法体验》
《因深刻的理解而赞美》
《你找到了属于你的意象了吗》
《衣道如人道》
《2009年5月16日17：46分的孤独》
《2010年1月1日，我和另一个我的辩驳》
《记事，风》
《每个人的身上都静静躺着祖先的血》
《漳州，漳州》
《本名黄江嫔中“江”字的来历》
《异乡传》
《每个人手上都握有开关》
《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
《昨夜一恍惚想到安琪和她的诗》
【书摘】
《异乡传》
安琪
1）
你决定乘火车而非飞机离开此地看来是因为你可以在故乡的土地上多加流连，你对你将到达的异乡已不像6年前那样充满攀登灵魂珠峰的渴盼和铺展生命的自我期许。当然，你也不疲倦于继续和异乡相依为命。相对于死亡这永恒的故乡，所有尘世的每个角落都是异乡。你将继续和异乡相依为命，并“作为一种想像的行为的相关物而存在”（萨特）。
2）
列车驶过时/窗外的山，山上的草，居然纹丝不动/寂寞啊/寂寞，寂寞离我不远/就在车窗外。（《七月回福建的列车上》/安琪2004/8/14）
——2004年8月，你的生命截然分为上半生和下半生，发生在上半生的许多事，譬如你与某人的认识；譬如某条乡村土路上破旧公交车四面漏风的哐当声响和车上乡村男女教师被青春激情激荡的脸，欢笑着，并未被不合时宜的思想所侵害；譬如，懒懒散散的文化部门下午三点半后陆续而来的同事包括你自己；譬如……种种譬如在今天看来，真的已不存在，你已不是上半生的你，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中，“与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另一种东西”（雅斯贝尔斯）。
他们的生命是延续的，你是断裂的从头再来的，你才6岁，不应该记得太多前身的事，你要把今身认识的人当作亲人，把过去的认识遗忘。
3）
“一切还将继续！”惯于使用感叹号的老巢在QQ上如此回答关于异乡生活的问题。这个把你接生到下半生的人，你已许久没有从他的话语中汲取力量，太过熟悉了，以至于你都要不记得每逢你在异乡遇到困惑你总要对他说，给我力量，让我重新开始。
那么今天，当你踌躇着在返回异乡的思绪中焦虑时，你需要他说，一切还将继续。需要他说，我在家看奥运。
你想起了你的亲人，一个叫老巢，一个叫刘不伟。他们和你的家，中视经典。
4）
队伍并不漫长，是你的恍惚使你觉得漫长。而中午老家文友接待你的宴席上那一杯红酒在挥发出它的晕眩的同时，也把曾经生鲜活泼而被你故意扼杀的往事局部救活。
——“突然绝望。”
——“没来由的吗，是不能上网的缘故吗？”
——“其实经常绝望。只是这个月好些因为有你们。”
你在绝望的瞬间想到的那个人肯定是你内心认定值得信任的人，你想到了顾北，你知道他必不会拒绝回答你的短信，你在发给他短信的瞬间意识到了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和你合作完成了一首幻想性先锋实验文本。一切皆有理由。也许他不是最机智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但他是最合适的，他的手里，握有一把朴素的钥匙，它正好可以打开这间蕴涵暴风骤雨的工作室——它远离人世太久，已经被一个个绝望的瞬间交织编辑成一道隔开有限自我与无限自我的距离：它几近成功地把你窒息在它的篱笆中。
“我们在一个不可解脱的三角中同世界和其他人纠缠在一起”（梅洛·庞蒂）。
5)
前天，就在厦门，就在你的好朋友的同事身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她跳楼自杀了。比我和我的好朋友年轻两岁的躯体，身裹轻盈的白纱衣，自八层楼高的午夜阳台，飘落于地面，与死亡，做了永久的亲吻。那鲜血的气息，久久弥漫在你的好朋友的脑际，使她悲哀得拿不起笔。
“互相偎依，不可自诀。”你在获悉这个关于死亡的真实案例时给朋友发了这个短信。
“是的，无论如何都要好好活着。”你的朋友回答到。
所有的自诀都只发生在一个闪念，如果有人，与你共同承担这个闪念转移你心绪不宁的此刻时光，死亡便无法靠近你。死亡喜欢形单影只的人。
6年了，你几乎是在形单影只中度过，你经常是左边一个人没有、右边没有一个人地行走在北京的胡同、高楼、景点间，好在你有无数翻滚的潮汐涨落在你的脑际，你从不让你的脑子有片刻休息或者，你头脑里有无数的小人在争辩在打架，它们累了的时候你也累了，于是你睡了。你在宽广无比的睡眠中停止了无望的恐惧和不想承认的对过往的回望。
你有足够的理由不应该存活此世，但最终，自杀的，都是那些本该幸福美满活着的人。譬如你的好朋友的同事，她有漂亮的容颜，过人的才华，领导的赏识，丈夫的厚爱……她有一千个快乐生活的理由，却只需一个理由就可自杀，该理由就是，毫无理由。
6）
绝望的瞬间有一个你可以想起的可以发短信并且会回你短信的人，你就没有理由丧失继续存活的勇气。上帝造就你的躯体不是让你用来自诀的。上帝造就了你，也会造就阻止你自决的人，倘若你有幸，你就将在生命的每一时段，遇到那个，阻止你自诀者。
时至今日，我庆幸自己一直在遇到这样的人，可能是老巢，可能是顾北，可能是年月，可能是刘丽英，可能是向卫国，可能是张德明，也可能，是某个死亡路口默默等待我靠近的人，一定会的，他/她在下一个路口等我，预备唤我走出死亡布下的悄无声息的暗影。
把孤独的牢底坐穿，才可下笔。
7）
要怎样才能消除你们的成见，诗歌，已不是我活着的理由。也许当年是，但现在，真的不是。我知道我的命定有我不知道的去向，我对我的命充满好奇，我用这具躯体跟随它，如果你有耐心，就请跟随我，让我们看看，我的命将把我带往何处？
我的文字只用来记录我的命，我是个不顺从命运的人（闽南话“吃命赢过吃硬”，意为命好胜过好强能干，回首至今，我恰好一直在吃硬，所谓屡败屡战），我的文字不是。
“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杨庆祥）。
8）
“我的命不会带我到任何坏地方”（安琪/2001年）。
9）
“我的命会带我到任何好地方遇见任何人”（安琪/2002年）。
安琪，本名黄江嫔，1969年2月出生。福建漳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先后获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首届阮章竞诗歌奖和中国首届长诗奖。诗作入选《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百年中国长诗经典》《亚洲当代诗人11家》（韩国）及各种年度选本等。合作主编有《第三说》《中间代诗全集》。出版有诗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极地之境》《父母国》等。2015年8月受半坡博物馆“人面鱼”图腾启示开始尝试钢笔画，已有部分作品被文学刊物选作插图。现居北京。
【总序】
走向“文学广场”的诗人们
——《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序
文/曾念长
就文学体式而言，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我斗胆说：公共性。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所以，诗人、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学者、医生、演员、商人和官员，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遛一番。它是文学的“公共广场”，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只要来到这个广场，大家就享有同等的“文学身份”，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
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抒情性和议论性。在农村，村庙就是广场。每逢佳节，村民在此狂欢；但逢大事，族人在此定论。在城市，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在放大，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君不见，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而我想说的是，散文和随笔，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文学广场”，也有这双重属性，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
一般而言，散文亲抒情，而随笔亲议论。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通过他的海量写作，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显然，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诉求：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其结果是，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不过，自1990年代末以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发展为随笔写作。于是，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文学广场”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文学广场”上的交响曲。
这套丛书名为“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广场”中给予具体的考察。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文学广场”，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人说过，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如果“查无此人”，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随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可长可短，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唯独如此，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散文化的写作”，它是“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其“出发点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小说的、戏剧的，等等”。我理解于坚所说的“散文化的写作”，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的随笔。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
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福建是一个“诗歌大省”。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我以为这种传说言过其实。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但我以为，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从历史上看，闽人文学长于诗文，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其中的原因，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这一说法或许不假，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内排遣”传统。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他们往往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他们习惯性地在神像前喃喃自语，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像一问一答。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闽人对诗歌、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或许正是缘于此。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不是北京人的段子，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以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
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今天的福建诗人（也包括批评家）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如厦门的舒婷、陈仲义，福州的吕德安、鲁亢等等，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不如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心灵隐喻。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隐士却不在家”。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但我还想说的是，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介入公共事物，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在此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有令我们素然起敬的国内同行。比如于坚，这位自称“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的云南诗人，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建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再说王小波，他不是诗人，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即便如此，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诗人不仅仅是诗人。他首先是个人，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正如前文所言，随笔是“文学广场”，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也是诗人出来卡遛的绝佳场所。
我想这套丛书的多数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因此才有“诗人随笔”一说。这么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副产品”。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我想他们对自己的“副产品”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我更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这种“路径依赖”是一种常见现象，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一位学者来到广场，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甚至与自己“死磕”。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依此类推，诗人出现在广场，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他们左顾右盼，略带神经质，却不愿参与任何“群众聚会”，就像传说中的“打酱油”者，一溜烟又飘走了。我作此类比，仅仅是想说明，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诗人最关心的，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写随笔，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这本无可厚非，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视，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再和盘托出。凡此种种，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
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算是老读者了。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我却读得较少。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当作一次发现之旅，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
2014年12月
曾念长：文学博士，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