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刘向传》说：“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
这是汉代人对夏商周三代王陵墓葬的状况的基本描述，这是他们苦觅无踪后发出的千年慨叹！虽然如此，汉代人还是道出了他们那个时代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周陵在一个叫“毕”的地方。谨慎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他用了很不确切的“所谓”两字，后代解释他这篇《周本纪》的《正义》援引了唐代《括地志》的话说：“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原上也”，同时还指出了武王墓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说，岂止距离西周约1000多年的汉代，就是春秋时期的孟子，也同样记载过文武王陵墓具体位置。《孟子·离娄下》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此外，包括《逸周书》、《今（及古）本竹书记年》等一些比较可靠的古代文献都曾明确指出，文武王及周公葬于“毕”。
似乎无疑，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但3000年来，周王的陵墓仍是谜一样的深深地掩埋在漠漠黄土之下。无论是古文献说的“毕”，还是考古发掘中似有迹象的“周原黄堆”一带，周代大墓和考古人员依然捉着迷藏，躲而不见。
这一方面和三代或者说早期中原地区的葬俗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散佚、毁亡的结果。
时间的大河无情地冲刷着历史的堤岸，古人的踪迹消失得无影无踪，可后来的人们还是想逆流而上，想象着在水一方的先人的身影。
《礼记·檀弓上第三》中说：“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这就是说，至少在孔子那个时代之前，古人埋葬亡人，是没有在上面加土成堆的，也就是没有像我们后代所见到的那种坟丘或碑石。
先秦时代，一个族群相对稳定地在自己的封地内生活劳动，生于斯长于斯，世代相传，他们对于先人的葬地必定会记忆犹新，那时的人们，并不需要在墓上做特别的标记。据东汉蔡邕考证，那时人们还没有“墓祭”的习惯。到了孔子时代，社会的舞台更为广阔，人们开始“东西南北”奔走，周游列国，所以在《礼记》这本书里，附会地说，从孔子开始，给亡人墓上添加封土，从而演化成为一种新的葬俗形式。在夏商周三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其墓葬都“墓而不坟，不封不树”。即便是给亡人墓地盖一间房子或建一座纪念亭之类的东西，还是由于时间的冲刷，一定会了无痕迹的。譬如，假定我们
这是汉代人对夏商周三代王陵墓葬的状况的基本描述，这是他们苦觅无踪后发出的千年慨叹！虽然如此，汉代人还是道出了他们那个时代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周陵在一个叫“毕”的地方。谨慎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他用了很不确切的“所谓”两字，后代解释他这篇《周本纪》的《正义》援引了唐代《括地志》的话说：“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原上也”，同时还指出了武王墓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说，岂止距离西周约1000多年的汉代，就是春秋时期的孟子，也同样记载过文武王陵墓具体位置。《孟子·离娄下》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此外，包括《逸周书》、《今（及古）本竹书记年》等一些比较可靠的古代文献都曾明确指出，文武王及周公葬于“毕”。
似乎无疑，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但3000年来，周王的陵墓仍是谜一样的深深地掩埋在漠漠黄土之下。无论是古文献说的“毕”，还是考古发掘中似有迹象的“周原黄堆”一带，周代大墓和考古人员依然捉着迷藏，躲而不见。
这一方面和三代或者说早期中原地区的葬俗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散佚、毁亡的结果。
时间的大河无情地冲刷着历史的堤岸，古人的踪迹消失得无影无踪，可后来的人们还是想逆流而上，想象着在水一方的先人的身影。
《礼记·檀弓上第三》中说：“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这就是说，至少在孔子那个时代之前，古人埋葬亡人，是没有在上面加土成堆的，也就是没有像我们后代所见到的那种坟丘或碑石。
先秦时代，一个族群相对稳定地在自己的封地内生活劳动，生于斯长于斯，世代相传，他们对于先人的葬地必定会记忆犹新，那时的人们，并不需要在墓上做特别的标记。据东汉蔡邕考证，那时人们还没有“墓祭”的习惯。到了孔子时代，社会的舞台更为广阔，人们开始“东西南北”奔走，周游列国，所以在《礼记》这本书里，附会地说，从孔子开始，给亡人墓上添加封土，从而演化成为一种新的葬俗形式。在夏商周三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其墓葬都“墓而不坟，不封不树”。即便是给亡人墓地盖一间房子或建一座纪念亭之类的东西，还是由于时间的冲刷，一定会了无痕迹的。譬如，假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