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任氏传》
2006-10-30 19:54阅读：
除了《建中实录》，沈既济还留给后人两篇传奇作品：《枕中记》和本文所要分析的《任氏传》。就阅读效果来说，此两篇作品都能让读者心动神移，只是深浅程度不同；但就创作手法而言，则取径各异。《枕中记》用的是简笔勾勒，人物塑造谈不上生动形象，故事情节亦非曲折多姿，只是简单几笔就草草结束，留给读者的是生机盎然的理趣，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一场白日梦赎回一场彻悟。这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有类似处，虽同为浮生一梦（黄粱一梦，南柯一梦），但《南柯》在艺术成就上远高于《枕中》，《南柯》不仅能引发浮生若梦的彻悟，亦有生动的人物跃于字里行间，充满诗意又发人玄想。同《任氏传》相较，《枕中记》似乎是沈氏不经意间就写出的一篇练笔作品，这就是《任氏传》更能感人至深的缘由：它以构思精巧取胜，以情节生动移神，以人物形象的饱满猎取读者的心。（本文不参照他人他说，纯为一己读后感，恳请老师批评。）
一．构思精巧，布局严密。
题为《任氏传》，故事中一切人物安排、情节发展皆遵循以“任氏”为主线的行文逻辑，丝毫未见紊乱和游离迹象，韦崟、郑六的出现都是为突出任氏的狐性和人性，但若从主次关系而言，则不能说韦、郑是次，而任氏是主，此三个人物在文中大体呈两两交替出现的趋势：作者先以简笔概括韦、郑各自特征，后安排郑、任相遇，接下来便是韦、任冲突，再是郑、任、韦三人同时出现，最后以任氏马嵬陨殁，郑、韦同往恸吊而结束。这篇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大到整体布局、情节安排，小到人物细节（如动作、场景、对话）等方面的刻画都能做到井井有条，就这一点来说，它可与《莺莺传》相颉颃。可以以下几个细节为例：
郑六首次入任氏宅，先是等候，“少顷，延入”，作者连“郑子系驴于门，置帽于鞍侧”这一细节都未放过。那夜欢会后，郑六即出城门，而“门扃未发”，接下来作者借“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二句来突出天色欲晓而时辰尚早。韦崟试图凌辱任氏，而任氏奋力抵抗一节写得尤其生动
传神，韦崟四次“力持任氏”，任氏最后“不复拒抗”，却“神色惨变”，此四字已然让读者起了哀悯之心，何况“豪俊而义烈”的韦崟呢？又如任氏殁于马嵬一节：“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这些零散的文字容易让人想起白居易《长恨歌》里“花钿委地无人收”“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之类的诗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小说整体布局和情节安排来看，作者能做到丝丝入扣，不乱方寸。对韦崟、任氏、郑六三个人物矛盾冲突的处理，自然而不突兀，包括对人物基本性格的塑造，都能做到前后一致，娓娓道来。这些可以通过分析具体人物来体现：
二．形象丰满，情节动人。
（一）任氏——狐性？人性？沈氏开篇即言“任氏，女妖也”，但是细读作品会发现，任氏所具备的人性特征应多余狐性，有两处可见其狐性被有意或者说不自觉淡化：一处是任氏在郑六前的自白：“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某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一处是任氏马嵬之死后，韦崟“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可见韦崟并没有在任氏身上见出太多狐性和不同常人的行为，除了任氏的美丽具有令人狂喜和致命的魅惑力外，任氏的表现无异于一个颇具风情而聪慧、敏辩的唐朝豪放女，如薛涛、鱼玄机之流。
且看任氏狐性之美：古人描写女子美貌的篇章很多，《诗经》里有“手如柔夷，肤如凝脂”式的感观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式的恰到好处的美，《洛神赋》里有“惊若飞鸿，翩若游龙”式的体态美，最动人心的是秦罗敷令“耕者忘耕”，见之移神的美，本文作者写任氏之美，即采用这种烘云托月的方法，达到了最佳叙述效果。作者很少用直接的文字描述任氏的美貌（这一点同唐传奇中其他作品有些区别），郑、任第一次在北门道中相遇，郑六见到的是身着白衣的任氏，只用了“容色殊丽”四字以区分她同随行的两个女子，而郑六的表现是“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而任氏则“时时盼睐”，后“相视大笑”，郑六入任氏宅，并夜宿，见到的任氏是“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韦崟同任氏的冲突即是任氏的美所引起：韦崟先是不信郑六的实力，认为凭着他的陋质获得绝丽女子是不可能有的事。接下来便是派家童中“惠黠者”前去窥探，家童“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也”。接下来，便是万花丛中过的韦崟，拿出很多绝色女子试图和任氏一比高下，家童皆言“非其伦”，连他“秾艳如神仙”的内妹都无法胜出，崟“抚手大骇”，“遂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在韦崟的眼里，身着红裳的任氏，其美色“殆过于所传也”，所以，韦崟才有爱之发狂，欲“拥而凌之”的举动，故事发展到此处，一切人物的出现和表现，都是为突出任氏的美而无意安排的。
再看任氏之敏辩：此是指韦崟逼迫任氏就范，任氏奋力拒抗四个回合而未见扭转形势的情况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任氏先是以兄弟情意来软化韦崟，接着以“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据理力争，以柔克刚的招式最终博得韦崟的同情和后来的倾囊相助，“凡任氏之薪位牲饩，皆崟给焉”，任氏用言辞的力量获得一劳永逸的靠山，免除了她和郑六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韦崟这个人物在性格上的转变，以及后来的诸多表现，无不与这一段言辞的影响有关。
最后看任氏之多情与多义：其“多情”体现在三件事上，一是前面提到的任氏为拒绝韦崟的凌辱，“汗若濡雨”也在所不惧，“神色惨变”四字更可见她对郑六的一分贞心；二是让郑六买马卖马，以获厚利，供二人生计，这件事不仅可见出任氏的真情和用心，更见出其聪慧的特性，若说她有狐性的话，这未尝不算细微的表现；第三件事是郑六强求任氏同行一节，任氏说“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任氏已预料到途中必遇猎狗，所以借种种理由拒绝此次同行，在任氏看来，狐命不足惜，但真情难得，任氏保存自己的狐命，为的是同郑六有长久的厮守，而这一切，并不为莽夫郑六所察觉和领悟，最后“任氏不得已，遂行！”“多义”是指任氏自知韦崟对自己的一份深情却不能以身相许，便主动为韦崟广求丽人，以满足韦崟的食色之好，其行为本身可能会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嫌疑，但是，我们若撇开这种行为本身，则不能不说任氏实在是个多义女子。
综上，任氏是以一个人性和狐性杂糅（人性多余狐性）的形象显现于读者眼中，作者沈既济力图凸现其妖性的努力其实是徒劳的尝试，大唐王朝的诗意生活和豪迈不羁的心灵状态并没有成全沈氏，所以，唐传奇才有不逊唐诗的艺术魅力。
（二）韦崟、郑六——
一个是多情豪俊，一个是食色懦夫。
韦崟是作者不经意间着墨较多的人物，出场时作者只说他：“少落拓，好饮酒”，从他戏笑郑六的陋貌来看，他应该自觉是俊美的男子，但作者并未言明；凌任氏未遂，但并不曾怀恨，反而倾囊相助，从他对任氏所做的一切来看，他是多情重义的，尤其是任氏马嵬陨殁后，“崟惊讶叹息不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瘗视之，长恸而归”，更可见其对任氏的爱意并不曾消失过。与韦崟不同的是，郑六虽为任氏钟情的男子，却并不能知解任氏半点良苦用心，买马卖马，迫任氏同行，这些都是他不懂任氏的表现，可谓“巧妇常伴拙夫眠”！我们不妨再从细节上读“马嵬之行”这一段：“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我们再读《孔雀东南飞》里府吏送兰芝回娘中的两句：“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对比阅读，我们就会发现，郑六不仅是个“好酒色”的莽夫，更是处处大意且无主见的懦夫，作者没放过这个细节，是很有用心的。至此，我们才信，马嵬之行酿成悲剧不是偶然。另外，作者在文末也颇有深意的说了这么一段话，可视为本文最好的注解：“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致死，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深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窥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