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花子镇》后记

2021-06-12 19:2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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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花子镇作者的话》
说实话，如果读者朋友在看完这本书至此的时候，我是感激的，内心也是忐忑的。
我无比期待您的赞许，却又怕您看透我的拙劣。好在我自认为还有一份真诚向您合盘托出，尽管这部作品还有这样那样的瑕疵。
请原谅我把那样一段历史又晾晒在您面前。虽然小说的使命并非还原历史，但历史的确在很多时候记忆的只是大事件，而非小人物的苦难与悲哀。
如果我们只是消费祖辈的苦难那不亚于一种罪恶。在我们的迁徙与流民史上，饥荒与饿殍在字间早已是满目的凄凉，如果我们只是读取苦难，那我们终将在压抑面前崩溃，而这绝非一本大众通俗读物的使命与担当。
于是在难以免俗当中，我在想象能否在这种饥荒与离乱的故事中添加“爱情”因素，毕竟，那些爱看情感肥皂剧的女性是很大一部分阅读群体。但难以想象的是，人类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还有没有情思与情调，就像这本书里说的：“一旦饥饿久了，人世就变成了丛林，出没者就都变成了野兽……”
于是我决定，安排一对傻子为艺术形象来对那段晦暗的日子进行颜色涂抹。我认为，在一种颠倒混乱的岁月，能够保持人之初善良本性，摒弃野蛮与自私的只有傻子。但“傻子的爱情”在笔者的阅读当中，却没有任何名著可以借鉴，在这部小说长达三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关于傻子的塑造与爱情雕琢上，一度让我陷入了困顿与迷

茫。没有太过充实的素材所填充，她们终将被其他配角抢尽风头，以至于喧宾夺主。于是只得把另外一些特点鲜明的人物进行模糊化处理。如诸如“侯五”、“杨三”、“皮小七”等人名都是符号化。而侯五与杨三是一种对仗，两人类型相似，品性却又十分迥异。比如“龚大辫子”、“牲口经纪”、包括秋和冬的父母等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
关于书中人物的名字，一位相知多年的文友在读完初稿时也曾经问过我，是否借鉴了《红楼梦》里的“谐音格”，因为她觉得“杏儿”就是“幸儿”，“杏儿”的确是书中最幸运的人物。“老半”就是“老板”，一位有现代企业领导色彩的角色，我未置可否。其实关于书中土匪的两个名字“崔老九”与“李金山”，其来源就是当时横行鲁北的两个真实土匪，一个叫“崔九”一个叫“李青山”。
这部作品当中似乎没有十足的好人与恶人。好人都有好人的毛病，恶人都偶尔会有些许“仗义”闪现。这得到了山大编辑张铭芳的首肯，他说“文学首先是人学”，而我的思虑则在于，怎样让这些人物真实的从那年月当中走来，又是否能比较立体的站在读者面前。毕竟，作为70后作者，书写那年月的史诗性叙述有困难。
而关于“王半山”这个人物，其难度更在于太容易雷同于“红色经典”中地主恶霸的脸谱化形象，小时候我们常听这种故事，但现在能讲述那段历史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作为对此没有经历或认识的作者，选择从“人”的角度来剖析他，其吝啬与虚伪，狡诈与贪婪，包括被长工们的戏弄，这都是通过对一些老人的实地采风而得来。他毕竟只是一种新兴的地主势力，财富与人脉还在积累当中，这通过他的联姻对象可以看出来。而“秋”这一形象，我只是着力把他刻画成一个纯粹的“农民”，他的梦想只是找个地方安安稳稳把地种下来，但在那时的中国找这样一块地方极其艰难。在因“九一八”闯关东不成后，他不得不做出傻事，而重新回到花子镇。
记得德国有个作家莱辛说过：“喜剧是用笑而不是嘲笑来改善一切的……”《花子镇》中的这些人物各自体现出的比如愚昧、贪婪、自私、偏狭、邪恶等都是无法脱离于那个时代的。我并非热衷于描写当时一些国民或“贱民”的生存状态，而是因为这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旧中国是怎样一番积贫积弱，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随后抗战的爆发。从内心说，我是热爱自己塑造的这些人物的，我感觉他们像我的祖辈，我热爱他们就像深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读者朋友们，《琅槐情话》三部曲是一部大型的文学系列书籍，这是一个作者在已经不允许再拖延的年纪开始创作的。用小说这种形式来讲述一个地区乃至本民族百年来的历史风云与变迁，一直是他多年来的构想。而爱情这一古老而美丽的命题又一直是长篇小说所离不开的，《琅槐情话》三部曲是三部各自独立的篇章，但它们的相同的是都来自于一片叫“琅槐”的地域，如外，这三个故事大都讲述情感与爱情故事，正如《花子镇》里的傻姑娘姜苗子与傻小子冬一样，它们也都是非正常环境与条件下的情感萌发，我把它们定义为“非对称”爱情传说，这对讲述者不只是一种尝试，更是一种挑战，希望大家关注！
一个写作者总有太多的话跟自己的读者去说，但最好的方式还是让我们在作品当中进行灵魂交流吧。就像《花子镇》无论是否完美，我都把它当成在你们面前的一场倾情演出，最后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与广饶县委宣传部的大力协作与扶持！
（注：琅槐，战国时齐国地名，在今山东广饶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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