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9月18日
2022-09-18 14:12阅读：
研读周史,
认识中华文明的初澜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恰恰是在天子失威、小国林立、霸主轮番登台的春秋时代，会孕育出华夏大一统的共同祈愿？为什么恰恰是在灾害迭起、战乱交集的东方大地，会有体量庞大的精耕农业、国家工场产业的兴发？为什么在衰象迭出的鲁国及鲁文化圈内，却能孕育出中华第一支以孔圣人为代表的庞大文士队伍？为什么华夏文化能与风情各异的羌戎文化、胡狄文化、东夷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直至岭南文化实现多元向心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心理认同直至血脉认同？通过研读周史，我们将能找出破解这一世界性历史奥秘的金钥齿，揭示出中华民族分而又合、伏而再起、衰而复兴的历史基因。
一、西周分封是统一推进华夏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的第一乐章
西周开国之君将全国土地人口分赐给统治集团内的成员
SPAN>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爵级，让他们各率一支拓殖先锋队,在华夏全境作星云式分布[],使之各建其都，各辟其野，各治其民，各征其税；做到各安其分，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各享其利，从而共同“屏藩周室”,保持全境的安宁有序。这就是“封侯建国”制，也称“封土建国”制，习惯上称之为“封建制”或曰“分封制”。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统一推进华夏全境之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的体制设计。
周初分封，把土地以及居民分赐给诸侯国。诸侯再分给自己的亲族，叫作卿大夫。朝政由诸侯和卿大夫共同管理。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贡述职，并率领自己的武士和军队，接受周天子的调遣。周初受封的诸侯国,
史书明载的国名就有七十余个，其中,仅姬姓王族受封的诸侯就有53家，如鲁吴虞虢、管蔡霍晋、黎蒋雍毛等等;诸侯们又各有自已的一批附庸国,计二、三百个。周代实行同姓不婚，异姓方可通婚，于是同姓诸侯为血亲，异姓诸侯为姻亲；亲缘交织，于是形成“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理念，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宗法秩序的社会根基。
当年，每个受封者，作为周王室派出的“拓殖先锋队”，其上上下下，没有一股很顽强的排难克险、开拓创业精神，是不足以担当的。其随行的团队中，辅政大僚，武装侍卫，以及各类各行各业的专职能手，自然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都得从姬周老根据地抽调。他们一队队从渭水之滨的故园出发，带一包天子亲赐的家乡土，分赴广袤无边的华夏各地，到人生地不熟的荒远之区去布点，各自劈石垦壤，独力建邦,
从事“十千维耦”“仓庾连云”的大生产(见<诗经>之农事诗);开发本地特有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这就得和当方土著居民实行华夷杂处，少不了要争夺水土林草矿物资源，那矛盾与艰辛可以想象。从这个角度讲，周王室待自己的宗室并不“优厚”，而开发治理的担子却非常沉重。
受封诸侯最初的“建国”活动，也就是筑上个土围子(城垣)，把居住区四面围合起来;对凿城门，筑好贯城通道。城之外围环凿水沟，用以护城，通水者称“池”，无水者称“壕”;门外池上,安装吊桥,这是很聪明的自卫设施。城中建亭(街亭)。此亭很高敞，用来安放封国先祖的牌位，以供祭祀（此类亭名即为邦邑名,比如岐山召亭，平陸茅亭，荥阳虢亭，上党黎亭之类.后来此亭发展为宫庭与宗庙建筑）。城中心筑有一座土台，三层,把受封时天子赐予的那包“土”置于坛心，四周围以短垣，栽上当地的主要标志性树种，这就成为该国的“社稷坛”了。它象征着一个封国的草创大业就此实现。城内住户起初也就是诸侯及其随迁人户、工匠与武士了，统称“国人”，有参政议政之权，有守城卫国之责。城外广阔的郊区，分郊分野，有邑有亭（邮亭）,邑分配给追随诸侯而来的卿士、大夫们作采邑。亭(邮亭)是驻军和通邮/通讯的据点。郊野提供可耕地、草场、水源与林木和狩猎场，多安置着本地原住民,由乡-州-县-闾-里各级行政区管理着。在甲骨文金文中，疆域之“域”字和国家之“國(繁体)”
字，主要构件相同，皆取义于城垣、干戈、人口的会意式组合。
周公长子姬伯禽受封的鲁国,文王长辈姬太伯受封的吴国,功勋重臣姜尚受封的齐国,舜的后裔胡公满受封的陈国,商纣王叔父微子启受封的宋国,商末贵族箕子受封的燕国,陇上擅长养马(战略物资)的非子受封的秦国,还有承认周天子领导权的荆王熊绎受封的楚国,便都是这么来的。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华大家庭。
出于国土开发与政治控制的需要，各国的都邑建设，总是以长久的生存繁衍为第一考虑。在哪里选址、建多大规模，皆取决于当地生态:
要考虑百年后该城的水源、能源、林草地、可耕地与人口的正态配比。故各国都城，几乎没有单纯建在山头上的（古希腊的城堡都建在山头上，一断水就完了）。咸阳、洛阳、晋阳（太原）、蓟城（北京）、临淄、曲阜、大梁（开封）、寿春、金陵（南京）、杭州、福州、广州、长沙、郢都、渝州（重庆）、成都等城池，都建在大江大河之滨的开阔地，又大多有山陵高地为依托，原因在此。这种城建体制，既有利于士农工商组成为一体化的集群，又有利于各自发挥潜力去开发、去拓殖，有利于带动一方的经济文化发展，生命力强，比古希腊单纯考虑攻防需要的“城堡”对社会发展要有利千百倍。故先秦时数千、上万人口的都会在华夏土地上便纷纷涌现，而攻城/灭国者也不必以毁城/屠城为手段，攻入城池者只要“收其图籍、毁其宗庙”[]就行了。政权易手，而社会生产力、社会体系不致有根本性的破坏;即使损坏了也很容易复壮；这是春秋战国空前战乱下经济文化仍能大幅快速发展的历史根因。这与伽太基被罗马毁灭，罗马城被北蛮摧毁、十字军踏平君士坦丁堡、捣毁耶路撒冷的后果很不一样。
就这样，通过世世代代的共同耕垦，广大河/渭/伊/洛/汉/汾/淮/济地带，烟火连接,鸡犬之声相闻,成了可爱的华夏家园;进而使华夏文化的有效覆盖面西起甘陇河源，东达东海之滨，北抵燕山辽水，南包江汉湘沅流域，为大一统中华帝国安放了第一块磐石之基。其体量之巨大，为同期世界文明古国所绝无仅有；其保土卫国意识之强烈，为任何游牧渔猎部族所无法梦想。忽视这一点,就读不懂中华文明史,就理解不了中华“领土国家”的来历。有人从游牧部落的“迁徙自由”“逐水草而居”出发,来妄议守土精耕者的安土重迁,自然格格不入。
可惜，除周初文武成康的年代凭着孔子删定的《尚书·周书》与《诗经》之风雅颂的歌咏显得有声有色之外，其后周王室与诸侯们所共享的数百年间的垦殖史，人们所知的实在太少，各邦各国到底有怎样的建树与磨擦，后人无从了解。从这个角度说，西周数百年之史是沉闷而宁静的；而今安居于华夏家园的后人,满脑子想的只是西周诸侯如何作威作福，又有几人能记得创业先辈的流血流汗呢？至于笼统地咒骂“封建”者,
那就不值一辩了。
二、春秋争霸是中华各部共同走向文明进步的第一轮大竞发[]
西周末年,周王室的统御力、调控力急速下降，封国间立刻排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喜剧；既有激烈的军事拚搏，多变的实力重组，更多的是通关易货、兴灭继绝的相互提携、相互渗透，相互兼併。崛起的霸主们不以消灭对手为主要目标，而以能团结带动一大批弱势群体(包括戎夷土邦)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为荣；尽管大吃小、强欺弱比比皆是，而新的分裂则极为罕见(三家分晋是个特例)。总体上呈现一派“春来花竞发，高低红紫各争妍”的兴旺景观。在农业上,早在西周时期的井田上,就已经是“十千维耦”“仓庾连云”“千斯厢,万斯厢”(见<诗.七月>等)的大生产了,这是欧陆到15-16世纪也梦想不到的景观;在工场产业方面,除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埴之工由国家工场组织技工按工序生产外,竟然出现了“粤无镈(农具,锄)，燕无函(武士护身之甲)，秦无庐(长柄,长兵器)，胡无弓车(弓箭与兵车)”的技术普及之盛况——而且获得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天人合一之共识[](见<考工记>序章)。
典型如五霸，其业绩就很突出：先是郑庄小霸，首开春秋诸侯疏离周王室、自主行政的政坛新风；后有齐桓公与管仲协同，找到了一条“称霸”之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不以兵车”，而通过九次“衣裳之会”，和平地动员和凝聚华夏力量,
奋力前行。《春秋》记载着:鲁僖公九年九月,在齐桓公主持下，诸侯们自主地会盟于葵丘,
订立公约，共五条：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稳定政治秩序）。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兴国，人才第一）。
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稳定社会秩序）。
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否定世卿世禄，用人用有德有才者,实行开明政治,不得任意杀人）。
五命曰：无曲防（不得以邻为壑），无遏籴（不得禁运食粮），无有封而不告（不得有重大封建而不向国际社会通报.--这都是为了营建统一的良性国家秩序）。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就明确了诸侯们共同的价值观,是非观,明确了相互之间的竞发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道“联合国宣言”，它提炼并确认了华夏秩序，使之在新时期发挥出凝聚人心的主体作用,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原诸侯统一推进华夏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的总纲。齐桓公依此展开了扶弱济穷、兴灭继绝的“称霸史”。
紧随其后，晋文公同样重视整体推进华夏文明建设。《左传·襄十一年》载：晋文公与诸侯同盟于亳，其《载书》曰：
“凡我同盟，毋藴年（不得屯积粮食，不肯救灾），毋壅利（不得闭关，垄断山川之利），毋保奸（不得庇护逃亡罪犯），毋留慝（不得坚持错误,不予悔改）;
“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奨王室(统一价值观,统一内政外交准则)。
“或间兹命(有谁不肯遵守此公约)，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臣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七姓：晋.鲁.卫.郑.曹.縢--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齐--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以姓氏为纽带团结盟国,这很高明。]
这显然是华夏诸邦的价值认同、伦理认同、行为认同。晋文公和他的子孙们，以此为本钱，与秦穆公-楚庄王等展开了白热化的争霸斗争，持续两百年之久，经过诸如邲之战、鞌之战、殽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大规模的血拚，使诸夏各方从松散共存逐步走上经济文化交融的进程。最后，偏居东南的吴/越也相继北上，投入中原的轮番纷争，终于实现了华夏文明对天下的全覆蓋——这便是春秋竞发的空前盛况[]。
春秋五霸，以至后来的战国七雄,离开西周以来世世代代的接力式努力,是不可能走向秦汉的帝国大一统的。
三、《春秋》是鲁史的'春秋段',也是春秋时代的一份“全家照”
鲁，建国于西周初年，都曲阜（商之奄地）。前后计800年，历36位君主,跨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段。《春秋》只是鲁国的中期史,
它既无早期西周10朝之鲁侯史，也不及战国时9位鲁公之史，唯记有中间“十二公”之史,其首末时限（前723隐公上位-前468西狩获麟）与春秋时期（前770平王东迁-前453三家灭智）大体相当,
故人们借用它来命名这个历史时段。
鲁史第一段。周初，周公让长子伯禽为首任鲁君,把鲁国作为周礼的试验地、周乐的示范区来经营，故其礼乐文史制度是诸侯国中最完备的;遵守伦常秩序成为鲁国社会生活的基调。它从立国之日起，就有自己的专职史官，并设有史馆；而《鲁春秋》作为鲁国内政外交的即时记录，即始于伯禽。但伯禽之后,
历考、炀、幽，厉、献、真、懿、孝、惠诸公，他们是如何当政的，后人则不甚了了，仅从其谥号或可看出：他们最多只是周天子手下一名循规蹈距、无所改创、无所成就的“好诸侯”而已，而炀、幽、厉之流,恐怕连“守成”也难以做到。当时，鲁是诸侯中地位最高、最有代表性的邦国，其历史面貌竟如此蒙茏，等而下之的宋卫陈蔡之类，其国史的亡佚也就不奇怪了。
鲁史第二段。历史到了鲁隐公当政之时（前722--前711），周王室已东迁了（前770），新创建的郑国（前764）拉开了春秋大幕。依孔子删削后的《鲁春秋》可知：此时，鲁国的发展颇有起色。在鲁、宋、卫、齐、蔡、陈、许、郑等华夏诸侯邦国中，鲁不失为有影响的带头大哥；其周边的一批微小邦国纪、杞、邹、滕、莒、郯等都认其为宗主，连本土“戎人”也乐于与其交往，故鲁国常能主导重大国际战略活动。后来，鲁之桓/庄/闵/僖登台，其国际影响力依然很大；常与强势的郑、齐联手左右天下大势;
到文/宣/成当政时，适逢齐桓/晋文先后称霸，鲁虽仍不失大国牌面，却只能勉强支撑；到襄昭定哀之时，国力更趋孱弱,再也无力左右国际战略形势了，只能随着楚庄/秦穆的节拍跳舞。
不过，这并不是鲁史的全部。我们如果超越前人对改朝换代、兴灭继绝的特殊兴趣，不是专从权力角斗的角度去看《春秋》，而是从经济文化、产业建设、礼乐制度、教育科技、民族关系的角度去看鲁史，则有待发掘的内容正多。
本期的鲁国，推行过经济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初税亩、作丘赋之类，这受到近人的很高评价；它组织过全国性、国际性救灾配粮活动，组织过筑城/建寨等国防土木工程和开渠浚流的水利工程，甚至还开展过大型歌舞汇演与渔业竞赛活动;它与戎夷土邦也能放下身段友好相处，这并不容易;而其最重大的文化硕果，当然是诞育了大圣人孔子和挂在他名下的巨著“五经”,以及由孔子带出的那支跨国的、札根社会的庞大知识队伍，从而召唤出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对此，由孔子亲手删削的《春秋》当然来不及评赞;而它正是后世史学研究的重点课题。
鲁史第三段。鲁国在霸主齐/晋/楚/秦/以及宋/吴/越的挤压下，步步衰退，自哀公之后，历“悼/元/穆/共/康/景/平/愍/顷”九公而终亡于楚，但没有专史对此一段予以记载，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其详情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本期，从徐州到寿春，再西向延伸至许昌到南阳（宛），当年的江许随黄，鲁宋陈蔡，都陆续归顺于楚了，人们便把这一带称之为“西楚”(与江南的“东吴”相对应。荆湘为南楚)。楚人对汉淮颍汝--沂泗沭菏流域的渗透与掌控，为中原“河济文化”与南方“荆楚文化”的交汇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生态场。其影响之深刻，竟使反秦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皆以“楚产”自命，比楚人还楚人地从事着“反秦而张楚”的武装斗争；而庄列杨朱们，其创作正是以'楚风'为特色的；连被视为汉大赋之先声的“骚体赋”，也出之于'西楚'——可见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渗透力之巨！
从政治军事斗争史上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强悍代表当然是“五霸”，而从文化传承上看，此时之'鲁文化圈',正是以中原河济文化为底色、吸纳南方吴楚经济文化之积极因素的黄金地带,一直影响到汉初。
四、华夷杂处[],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大磨合的生态场
人们通常以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原都是中原周边的居民，其实不尽然。黄河中下游原本杂居着很多种族。周武王伐纣,所统之兵就有庸、髳、蜀、羌、微、卢、彭、僰等八族,他们就居住在今川陕豫鄂接界一带;《春秋》分明记着：与鲁隐公/齐桓公/晋文公/鲁僖公们交手的戎狄蛮夷，如“伊洛之戎”'陆浑之戎'“白狄”“赤狄”“莱夷”“淮夷”“九夷”之类,并不是从周边打进中原来的异己，原都是中原固有的土著，只是尚未接受周天子的“正朔”,或不甘服从强邻(诸侯)的凌压而已，所谓“正朔不加，礼乐不及，朝聘不与”是也。
《春秋》详记了这个交融进程，其途径有三：
（一）大国交手：鲁宋、鲁齐、宋郑、齐楚、齐晋、晋楚、晋秦、秦楚、吴楚、吴越......之间的比权量力，都卷进了各自影响下的戎夷土邦；促其放弃披发左衽、纹身裸体而全面融入'礼仪之邦';
（二）华夏大邦对戎夷的交往、绥抚、吸纳、征服和渗透。如齐鲁之对戎夷，晋之对北狄，秦之对西戎及巴蜀,楚之对庸濮,吴越之对蛮夷,都是征抚并用、以抚(和戎)为主的;都是“灭其社稷,收其黎庶”的。
（三）夷狄主动发起的对“姬姜旧邦”的挑战，无论胜败，其结果往往是接受中土的礼仪熏陶而一步步文明化。
总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先后融入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另一部分则携带着中土的记忆，分居到四方水草丰茂之区，与当方土著杂居而融合去了。这些异族之民,当他们的子孙向往中原时，便会重拾古老记忆，打出“我们也是炎黄子孙”的旗号，以赢取逐鹿中原的某种合法性。历代内迁的“胡人”全是这么做的.
我们崇尚统一，维护统一。要知道：周代(含春秋)的统一，是中华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走向统一、中华民族文明的走向统一,更是中华产业(精耕农业与工场工业)的走向统一;而秦始皇的统一，是“国家暴力机器”的统一,是帝国法治的统一，是中央集权的统一,更是政教分离、以政帅教(宗教)的统一。后者可以从制度上粘固前者,但绝对代替不了/冲淡不了前者:谁能拒绝承认周公/管仲/子产/孔子/屈原是同一个国家的先人呢!谁能拒绝承认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灵魂呢!凡认为秦始皇才是第一个统一中华者,都是受了西方近8代“国家是暴力机器”论及狭隘“民族国家”论的愚弄。
我们今天读《春秋》经文，是在读周室诸侯的“竞发史”,而不似读西欧列国的“竞争史”。这是需要提请诸君注意的。[2022.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