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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谢在红尘中的女人花

2009-08-10 12:20阅读:
——评和晓梅小说集《女人是“蜜”》

在写作中,和晓梅有一种坚硬的甚至可称为固执的专注,她专注于女性和她们的命运,专注于对她们生存状态的凝视,专注于对她们内心隐秘与波澜的体察,爱和生命价值的追问与探寻。这专注使她的小说有了力量,有了阔大的刺痛。收录于小说集《女人是“蜜”》中的八篇小说中其中七篇的核心是女性(《等待的卡西》是例外,它只有三千多字,只是一个轻快的散板,只提供了一个情境,所展示的是和晓梅在叙事上的另外可能),是女性的爱恨、无奈、不甘和不返顾,它让我们吁叹:这些在红尘中开谢的女人花啊!
《女人是“蜜”》:这里有两个女性的故事,其中一个,阿菊旦蜜金的花期极短,不能自拔的爱让她迸发出炫目之美的同时也让她甘愿地进入毁灭,她意图与自己的情人一起情死进入“玉龙第三国”,然后在最后时刻她的美国情人选择了生。第二个女性,是阿菊旦的女儿,她几乎没有过花期,她背负着母亲的罪责和符咒,每年桃花开的时候都会变得神志不清,由一个又驼又瘸的男人养着后来成了他的媳妇……在那条《深深古井巷》里,二伯妈应当算是一朵错开的花儿,折下她的手只会摧残,而懂得怜惜的则并不应属于她——事件几乎不可逆转,不,不可逆转的并不是事件而是她的心,不在沉默中爆发便会在沉默中死亡。《水之城》:母亲的爱让她抛弃了自己的全部旧有,过上了一种在等待和寻找中徘徊的生活,她的选择让她时时感受着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小说的前半段,父亲是一个空无的人,非具体的,而后来他终于有了回返,但这回返却意味了更多的灾难和苦:他是一个不可救药、没有愧疚的瘾君子,他的回来只是为了要钱要鸦片……为了他,母亲做了暗娼,染上了病……她爱得卑贱、谨小慎微,甚至有些自我作贱的成分在。最终,父亲的死掉终使母亲获得了部分解脱,然而,一个可能更为令人绝望、不堪的生活在等着她,即将开始。《情人跳》,《盅》……和晓梅给我们展示的是那一束束花开花谢的图谱,她用自己的方式使她们花开的过程得以显微,静静地逼近到花的蕊心:是的,那是她对女性内心深处
最坚硬又最柔软部分的体察,是对牵连着她心跳的血脉的纤丽梳理。在这里,我还想指出,《女人是“蜜”》中的“我”,《水之城》中的“农儿嫫”,这些貌似枝蔓性的人物,都不可有可无,她们是同等的女人花儿,增添着震颤和思味的厚度。
可以说,在花开花谢的过程中,在这些女性的生命中,爱情仿佛是最大的“政治”,让她们一叶障目,飞蛾扑火……爱给那些花期的女子罩上了一层炫目的光,这光有些古旧而易碎,像暗夜中闪过的小火苗——那种纯粹,那种真挚,那种热烈和牺牲在当下已经日渐稀缺,但我想,在所有的貌似世俗世故的女性当中,爱或是爱的梦都依然有所小小保留,哪怕把它压在了坚固的石板之下。和晓梅用它的笔将那些古旧的花籽找出来,浇水施肥,让它获得呈现,使它带有某种的纯美和撕裂的痛感,让我们从对这些“旧有”的重新审视中,审视在所谓历史进程中被丢失和损害的。在这里,她悬置了道德判断,难能可贵地悬置了道德判断,而是客观、真切地将我们带入,让我们跟随这些开谢的女人花一起爱恨,一起感受苦痛与忧伤,一起维护心碎和犹疑——《水之城》中的母亲,《有牌出错》中的奶奶,还有《情人跳》中的吉,她们脱掉纳西的服饰即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母亲、奶奶和姐妹,那些她们可感的痛也同样地刺在我的身上。这当然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是小说在情境设置上的用心,是写作者在其中的自我投入。我觉得在和晓梅那里,爱情有一种相当的洁净感,它的根不扎在理性的土壤而扎在情感的水瓶中,她知道这份爱最终换来的也许是某种的失望,悲苦,甚至惨烈(在小说中她也没有回避这份惨烈,给那些女人花以什么大团圆的结局),但她却依旧经心地呵护着它。《情人跳》中的土司的女儿吉选择的所爱是一个“短工”,《有牌出错》中的奶奶自己的选择也是一个懒人,如果它们交给我所熟悉的汉族作家来写,它肯定会关于欲望,关于对抗和小小的仇恨,关于计算和勾心斗角,关于……那样,它们也许会更为风升水起,更为曲折跌宕,但和晓梅在小说中展开的并不是这些,这不是她要的点儿,尽管她并非对此缺乏认知。我看到的是她对她们愿望和希望的小心维护,即使在碎裂的过程中。阅读和晓梅的小说,我们当然不可能忽略她反复提到的,“玉龙第三国”。它源自纳西传说,在这个由爱神康美久蜜金所掌管的殉情国度,“没有苦与痛,没有泪和愁,獐子当家狗,斑虎当牛耕,玉鹿当马骑,野鸡当晨鸡。青春不消失,快乐永相随”……在《女人是“蜜”》中,和晓梅写下一个小女孩“我”看到情死人的眼睛而由奶奶领去“驱魔”的情景,我相信,她写下的也是一个自己的梦,一个被掩蔽着的梦。
和晓梅,是一名纳西女性,她的书写多多少少带有些地域的“异质”。叶梅说她,“把民族文化习俗与对女性命运关注的现代意识结合在一起,把地域特色同人文关爱融为一体,呈现出似乎游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半纳西半汉族文化的纳西女人的斑驳陆离的梦境”——这一评判是到位的。和晓梅用她的笔墨勾勒着纳西民族的特性与根脉,勾勒着她们对待人与物,爱与恨的理解和处理方式,然而,她所做的并不是对外来者、阅读者某种好奇的、窥视欲的满足,在书写下属于纳西、属于滇西北地域的“这一个”女性命运的同时,她写下的也是所有的人,甚至不只是女人。甚至,她的文字、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小说形式都不缺乏现代性。我一直反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简单论断,我认为,所谓民族性、地域性必须置于世界性的统一下才可呈现,它必须先建立可供全世界所有人认知和理解的理由。在这里,阅读和晓梅的这些小说与我阅读阿来的《尘埃落定》、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之间没有质的不同,它是能够勾起我对陌生的兴奋与好奇,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予我的,是对整个人类对所有女性世界的体察与关切。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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