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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电影”——我看《我叫刘跃进》

2008-01-28 11:27阅读:
“作家”在“电影”——我看《我叫刘跃进》 “作家”在“电影”
——我看《我叫刘跃进》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李道新


“作家”在“电影”,这不是一个面向一般观众的话题。一般观众走进电影院,最直接的理由是:《我叫刘跃进》一定值得看。
但《我叫刘跃进》确实被业界定义为第一部“作家电影”,于是所有的期待都放在了作家刘震云的身上。几乎所有的观众都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并在海报上看到了“刘震云式幽默”的字样;甚至还有人在电影里看到一个哈欠打得有点不太对劲的群众演员,知道他就是刘震云扮演的;可实际情况是:尽管在电影《我叫刘跃进》里,刘震云不仅充当了编剧兼群众演员,而且担任了执行制片人,但这部电影不是刘震云导演的。
不是刘震云导演的电影当然可以拥有“刘震云式幽默”,但还不能叫“作家电影”。就像那个哈欠打得有点不太对劲的群众演员,不能对着观众说:“我叫刘震云”。
抛开权钱的因素,电影仍然是导演的。就像小说《我叫刘跃进》一定是作家刘震云创作的一样,电影《我叫刘跃进》一定是导演马俪文导演的。只有这样,情况才不会那么“拧巴”。事实上,这部90分钟的影片,已经沾上了马俪文的“急脾气”:1360个镜头,速度快得很是惊人;“直来
直去”地讲故事,早就弄顺了绕来绕去的小说文本。
于是作家是作家,导演是导演;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好在刘震云和马俪文都相当地了解这一点:“作家电影”不是拿来争论的,而是需要作家和导演兢兢业业地去实践。只有具备这样的观念,导演才敢肢解了小说,“作家”才可以好好地“电影”。
在导演《我叫刘跃进》之前,马俪文的导演成绩也是非常优秀的,仅有的两部长片,已尽显成熟的控制能力和艺术才华;当然,刘震云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一地鸡毛”之外有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入体验。两人之间的对话,本可在十分精妙的层面上展开。但正如马俪文所言,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载体,电影和小说实在相差得太远。要在90分钟的时间里把故事讲清楚已属不易,更别说还要把主人公塑造成“特阿Q的一只羊”了。如此丰富而又多义的小说命题,加上如此鲜明而又独特的作家风格,即便导演大师也会颇费心机,弄不好便要马失前蹄。
别无选择的马俪文只好抛开了个性独具的刘震云,以贺岁的名义拍出了《我叫刘跃进》。既然是贺岁,便可以适当地消隐了小说里的复杂意旨和批判动机,放大一些单纯而又好玩的事情。确实,著名电影策划人高军,著名编导尹力、高群书、陈大明、王斌以及刘震云亲自上镜带来的喜剧效果,便仰赖于电影自身特有的功能。另外,当下北京的工地、天台、豪宅和鸭棚等特异性空间,也能给予城乡观众某种视觉上的震惊。还有一些追逐、砍杀和密谋等情节,就可以看成导演为贺岁片作为商业电影而设下的卖点了。
如此运作下来,《我叫刘跃进》便不再属于刘震云。影片里的刘跃进,可以被当作一个偶然遭遇离奇事件的普通打工者,落得个陷在莫名其妙的境遇中不能自拔的命运。观众不一定会联想到“羊”与“狼”的特殊关系,更不会把刘跃进跟阿Q的“精神胜利法”联系在一起。毕竟,在一部涉及社会底层艰难生存的电影里,观众不太愿意也没有理由责备主人公的“不幸”和“不争”;相反,他们需要在影片中,感受到导演面对弱势群体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但遗憾的是,为了“刘震云式幽默”,导演并不打算这么做。
回到问题的出发点。《我叫刘跃进》除了是一部贺岁片,还是一部“作家电影”;换个说法,《我叫刘跃进》在观众心目中是一部贺岁片,在业界心目中是一部“作家电影”。总之,作为贺岁片或“作家电影”,《我叫刘跃进》拥有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运作规则,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真心希望读者在书店为作家的小说买单之后,还有观众在影院为导演的电影买单,如此美好的结局真的是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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