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难辩唯格物
2007-08-16 11:32阅读:
自古对“格物”的理解千人千面,但大致分两大类。一类以朱熹为代表,认为是“穷物知理”的意思。见《补〈大学〉格物致知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朱熹的意思,格物就是要学习万事万物,以尽其性,得其天理。这显然落入了心外求法,使人难有下手处。请问朱熹:万物之天理为何?如何体会?所以《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一段,貌似合理,实则一派空谈,虚渺无根,不能实修实证。
另一派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认为心外无物,心即是天理,天理即心。格物就要格除自心物欲,以显发人人本具的良知良能。陆九渊主张“切己自反”、“发明本心”,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直指人心,以求顿悟。如果这样做了,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陆九渊与朱熹在“格物”上的区别就十分明显了:陆强调对治内心习气,显发良知;朱强调向外学习研究,以图发现真理。在“鹅湖之会”上,陆九渊写诗说: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登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陆九渊将自己的为学方法称为“简易功夫”,主张先“立大”发明本心,若得本,“六经注我”,一通百通。而把朱熹的治学方法称为“支离事业”,认为朱熹所说的“泛观博览”和“即物穷理”的认识途径支离烦琐,不切实用,从而引发了“理学”和“心学”的大辩论,宋明理学遂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个系统。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这样评述道:
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
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碳矣。
“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围绕“格物”而展开的,一个主张道问学,一个主张尊德性。黄宗羲对此也难置是非,于是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然而,后来发生在王守仁身上的一件趣事,使得双方的辩论更添迷离。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原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阳明子”。他早期师承朱熹,为了实行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却大病一场。明正德元年(1506年),他因反对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驿丞。他希望自己不仅从世俗外部的得失荣辱中超越出来,而且能从生命内部的生死困扰中解脱出来,所以他日夜端居静默之中,苦苦探寻人生的究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此后王阳明转宗“心学”,将陆九渊万法唯心的思想体系加以扩充和发挥,推向新的高峰。他的主要观点包括“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一元唯心观,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晚年的王阳明用“四句教”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概括: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看起来,陆朱之辩,通过王阳明的实际修学验证而判出了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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