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2012-08-29 09:19阅读：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禹权恒
摘要：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基本上走过了一条“涟漪式”的发展轨迹。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历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研究、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文学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一步步地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纵深方向发展，纵观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大致上也可以概括为为一种“涟漪式”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涟漪式；比较文学研究；曹顺庆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示码：A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它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50
年代的法国学派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的美国学派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方学派的跨文化研究阶段，纵观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不是以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方式逐步前进的，而是以层叠累进的方式地向前过渡的，比较文学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一圈圈的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圈圈的涟漪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框架。”[1]然而，比较文学在前进过程中却始终面临着诸多的外界压力，例如，早日的法国学派为了抵挡克罗齐等人的发难提出了“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的对策，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也人为地限制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研究范围；紧接着，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开始注重比较文学文学性和审美性因素的考察，尽管也避免了法国学派在关系研究过程中的诸多弊端，但又在不自觉中滑入了一个无边比较文学的深渊，比较文学可谓刚刚摆脱了一个旧危机，新的危机又悄无声息地降临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仍然处于一种发展的尴尬境地，此时，一些富有前瞻性眼光的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开始对此作了深入思考，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文学，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佰勒曾说“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2]今天，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勃兴局面已经充分证明了此预言的准确性。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出现了像季羡林、贾植芳、孙景尧、乐黛云、卢康华、曹顺庆、谢天振等一大批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分别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都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显得独树一帜，大致上走过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失语症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研究、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研究、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文学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等诸多领域，基本上也呈现为一种“涟漪式”的发展轨迹，在此，我将对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作一下简单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古代文论向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跨越
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是：比较文学是一门极富挑战性和吸引力的新兴学科，宽广的世界胸怀、前瞻性的眼光、丰富的知识储备、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等都是一个比较文学工作者所具备的基本条件。从这个角度讲，曹顺庆先生最后能踏上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是有其一定必然性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曹先生刚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他凭借着自身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顺利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龙学”研究专家杨明照先生，杨先生曾说：“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我们不但要运用传统的方法，而且还应该运用比较的方法。这样做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文坛的崇高地位，沟通世界文苑，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建立我国新的文艺理论体系，都是极有益处的。”[3]
曹顺庆深刻地领会了杨先生治学方法的要义，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从中国古代文论当中寻找西方文学理论的对应物，包括范畴、观念、方法等，这无形之中就走入了一个方法论误区，而曹顺庆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则有效地回避了此种弊端，他没有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系列概念，而是把它们和西方文论对比过程之中来显示出各自特色，很显然这乃一种独辟蹊径的治学理路。曹顺庆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迷狂”说与孔子的“发和”说》（《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即被《新华文摘》转载，这给初踏学术之门的年轻学子以巨大鼓舞，之后，他相继发表了《风骨与崇高》（《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物感”说与“模仿”说》（《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迷狂”说与“妙悟”说》（《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10期）等等，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巨大勇气、独到犀利的眼光、中西互证互释的方法把“风骨”“妙悟”“物感”等放到中西文化语境中加以具体阐释，并且产生了巨大学术反响。1983年曹顺庆又凭借着《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一文顺利地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曹顺庆先生的学术发展路径已经初显端倪，导师杨明照先生也真实地洞察了弟子的学术专长所在，并且欣然允诺、鼓励弟子曹顺庆跨出龙学之门，从而迈进中西比较诗学的宽广领域。曹顺庆也不负恩师的厚望继续留在川大攻读博士学位，几载寒窗苦，1987年曹顺庆以扎实厚重的学识、横贯中西的眼光写出了当时分量颇重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全文共由绪论、主体、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详尽地论述了中西社会文化特征与中西诗学特色，主体部分由艺术本质论、艺术起源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五章组成，它是中国内地第一本较为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放在世界文论体系的大环境之中加以考察的专著，在中西文论的对比过程中凸现出了各自的优长所在，整个论文资料翔实、结构合理、文风朴素、语言畅顺，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曹顺庆通过东西方文论的对比，他后来总结出“无论中西诗学在基本概念和表述方法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对于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共同探求。换句话说，中西方文论虽然从不同的路径走过来，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握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探求文艺的真正奥秘。这就是世界各民族文论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的最坚实的基础，是中外文论可比性的根源，因为任何文学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把握住人类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规律。”[4]至此，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正式形成，而曹顺庆先生充当了此领域的拓荒者角色，而且，中西比较诗学是比较诗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上，曹顺庆先生一直致力于比较诗学的研究工作，他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为其以后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曹顺庆先生从中国古代文论向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跨越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它预示着曹顺庆的学术研究之路将朝着一个更加广阔的方向迈进！
二、失语症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建构
众所周知，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都无一例外地置中国文学于不顾，几乎没有把其纳入比较研究视野，因此，古老的东方文学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上一直就是缺席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苏联、东欧各国、埃及、印度、日本等国有了初步发展，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向全球范围内拓展，这严重地刺激了旅居海外的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华裔学者，他们最先对此种现象作了一系列思考，这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湾学者古添洪、陈鹏翔以及美籍学者李达三对此作了大胆的尝试，古添洪、陈鹏翔在《比较文学在台湾的垦拓》一文中首先提出“比较文学的中国派”的这一术语，紧接着，1978年美籍学者李达三在《比较文学研究志新方向》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概念，他们试图和西方学者展开一种平等的对话。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之下，1990年曹顺庆在《当代文坛》第6期上发表了《中西诗学对话：现实与前景》一文，探讨了对话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对话的基础，对话的意义及前景等问题。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学在和异质文化的文学进行对话之时，中国文学一直处于失语状态，1995年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失语症”的概念，他明确地指出“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所谓‘失语’，并非指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5]此种说法立即在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日益觉醒的中国学者在和西方争夺话语权的一种现实举动，何况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对话过程之中也的确处于弱势地位呢？与此同时，曹顺庆先生又发表了《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渊源》（《求是学刊》1995年第5期）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中国古代社会渊源于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互补、和融合，南北民族的碰撞与交融导致了南北文学的互相影响和比较，而且这是一种普遍和有意识的文学比较现象，从而找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根基，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之后，曹顺庆推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一文，他围绕“跨文化研究”这一基本立足点，结合近一个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和已有的一些理论探讨，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并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勾勒和描述。他明确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即在跨越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浸透和文学的误读、差异，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学与文论的互补与互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从“跨文化研究”这一基本理论特征出发,曹顺庆总结出五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整合与建构研究”，并详细地论述了这五种方法如何在跨文明研究之中发挥其独特意义，曹顺庆此观点的出炉实乃集众家之长，系统地消除了中西文学在比较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可以说此种创举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而且，曹顺庆对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的初步勾勒，表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站稳脚跟。毫无疑问，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崛起，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打破了西方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推动了比较文学作全球性的战略转变。正如曹顺庆先生所说“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限，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限，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6]此后，中国比较文学界围绕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其中，台湾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古添洪先生认为曹顺庆的观点“最为体大思精，可谓已综合了台湾与大陆两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策略与旨归，实可作为‘中国学派’在大陆再出发与实践的蓝图。”[7]
当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也引来了诸多的质疑之声，比如，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向远教授等则就此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明确地反对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系列提法，认为任何一种学派的形成都是对比较文学发展的一种无形束缚，客观上就桎梏了比较文学的良性发展势态。但是，从客观上讲，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有其很大现实意义的，它毕竟是具有自省意识的中国学者所作出的一个努力，它有利于破除国际比较文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从而唤起人们对一向遭到忽视的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重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假若一直被排斥在世界比较文学的视野之外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其跟在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后面呀呀学语，不如踏踏实实地潜心耕耘本国的比较文学新天地。尽管曹顺庆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其部分理论观点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但是作为一种刚刚萌生的新事物，它必然要经过无数历练之后才能逐步完善。此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曹顺庆和他的博士生群体已经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研究梯队，例如，曹顺庆先生曾经所指导的博士生叶舒宪、蒋承勇、王晓路、徐新建、彭兆荣、张荣翼、阎嘉、吴兴明、林树明、代讯等在各自研究领域都已经卓有建树，他们都深得曹顺庆先生的治学要领，并且从中受益匪浅。只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薪火在年轻一代学者中间能够承传下去，他们经过一段漫长的学术跋涉之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一定会更加趋于完善。
三、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及其学科理论建设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是2002年曹顺庆先生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次会议暨国际学术会议上所作的“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的发言中提出的，曹顺庆先生明确指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和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正面临着自1958年美国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以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的调整与转折。这一次转折，是以跨越东西方文明研究为特征的、以东西方比较文学学术实践为基础的、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性进展为标志的一次学科理论的大转折。与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相对应，我将这一次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新进展称之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简称跨文明研究）’。”[8]我们从发言内容可以看出曹顺庆先生已经把跨文化研究置换为跨文明研究了，究竟何以至此呢？一方面，我想这和当前的文化研究有深刻历史渊源，关于“文化”一词的含义，学术界至今有不下于一百种说法，“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且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叠现象，这样就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理论纠缠，另一方面，人们往往对“跨文化”的概念容易产生诸多误会，因为在一国之内，可能有若干个相异的小文化系统，同一文明圈内也会有不同的文化，这样“文化”一词就很难显示其自身独特魅力。此时，曹顺庆对“异质性”这一概念特别加以强调，针对中西文论而言，它们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以及文学话语的实质方面就绝然相异，但是，只有不同文明体系在保持其主体性地位的条件之下，它们才能够相互交换到有利于双方的异质性因素，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了跨异质文明的研究对象是在异质文明的大框架之下的文学及文论的相互阐释、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异同对比研究、异质性探源研究、文学观念的对话研究、融通研究等一系列内容，鲜明地列举出了一套跨文明研究方法论，并对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性及其意义都作了详尽论述，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它必将有力于促进异质文明间的相互对话和交流，为世界文学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外比较文论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如果把这些专著和初期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作一下对比，我们就会明显感觉到其研究理路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从中西两极的比较转向了总体文学式的全方位的多极比较；从文论范畴的对比研究转向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此时，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和法美学派相比具有一定的新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曹顺庆先生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一系列专著，对跨文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倡导及其学理与现实依据作了详尽阐释，。不久，他相继发表了《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以“和而不同”的尴尬现状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跨文明研究：把握住世界学术基本动向与学术前沿》（《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