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学权威专家弗拉迪米尔·施拉潘托克,我们节目中第三次提到他的名字,他回忆自己曾经在苏联工作期间,害怕是他职业思考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所有的决定——调查研究的选择和措辞、选样、挑选采访者——都必须经过党的部门的批准。一步不小心,就会招到破坏苏维埃秩序的指责,惹上各种麻烦。我不是一个公开的持异见者,所以总是害怕在公开场合或课堂里流露出真实的想法,在座的学生中一定会有去汇报的。不只是在课堂上,“和所有苏联人一样,我邀请熟人回家总是特别小心,家庭聚会也会有KGB盯着,可能有眼线,或装上窃听装置。1979年,我和家人坐飞机离开莫斯科到维也纳机场,我感到一阵欢欣,现在终于逃脱了我的苏联害怕。”
施拉潘托克回忆,“告密”是苏联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尤其是朋友、亲人的告密,它会让你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
当时流行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很慌张的向KGB报告说:“我会说话的鹦鹉不见了。”KGB的人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这个人说:“我只是想报告你们,我不同意那只鹦鹉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