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精英的激进化

我最近在读马勇老师写的这本《新知识背后：中国近代读书人》，这本书对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何引领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精彩的反思和批判，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精彩的观点。
20世纪的中国问题，主要都来自于19世纪末，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败后的几年。在那个世纪末，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恐慌感，对过去历史的发展充满屈辱和心痛的感觉。18世纪毕竟有一个二百多年的康乾盛世支撑台面，19世纪的中国则是内忧外患不断。
19世纪90年代，大清帝国通过一场有限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不触碰我大清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在经济层面有了较大的发展。让大清的国力，在亚洲的中心地位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法国一些著名的评论家都认为，当时的我大清不但是世界几大强国之一，至少在亚洲是无可取代的强国。清政府在这个时期有着一种虚骄和自大的感觉。
甲午战争一下子把这种迷梦打碎了，中国居然被国力不如自己的日本打得惨败，如果不是败给日本，而是像以往那样败给西方某个强国，中国人的感觉还不会那么震撼，毕竟输给西方输习惯了，但是日本是什么国家，当时的大清帝国经常蔑视日本的就是蕞尔小国，然而我大清居然也输了。
对于这种奇耻大辱，知识精英阶层不是客观探讨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不是忍辱负重的面对现实，而是否定了洋务运动，想要彻底荡涤一切旧的体制，企图找到一条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个反思是激进和有问题的，等于彻底否定了洋务运动，实事求是的说，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成果，我大清和日本打，可能败得更惨，洋务运动是给了中国一战的资本的。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把中国的传统和制度全面否定，不但情理上很难说得通，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