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胡适在杭州的“新新”之旅
2017-01-21 15:16阅读：
杭州北山路58号的新新饭店，创建于1913年，是杭州唯一百年历史的现代酒店，由10栋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群围合而成，古典唯美，是西子湖畔别有风范，故事辈出的主题酒店标杆。
这次选择新新饭店来过新年，除了民国范胡适的个人魅力之外，“新新”饭店名字的喜庆也是打动我的另一个原因，诚如酒店寓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新气象，一切都是新的。
杭州于我，并不陌生，算起来，往来足有近二十次，但是这次住的离西湖最近。开窗见湖，白堤在前。顿觉心旷神怡。
这家酒店和胡适相关的资料，大体有那么几则：
1923年4月29日，胡适利用在上海参加会议的间隙来到杭州，下榻新新旅馆。会见了曹诚英、胡冠英、王静之几位同乡，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6月28日，胡适又从上海来到杭州，仍下榻新新旅馆，住42号房间，共6天，6月20号返回绍兴。
10月19日
胡适先生还是从上海转回杭州，又在新新旅馆住了十余天。10月30日，他日记中写道：今天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10月20日 徐志摩来西湖，与胡适同住，28日，徐志摩离开，留下西湖记一册。
这张照片上的胡适看上去少有的惬意，曹诚英少女般的矜持。陶行知、陈衡哲、徐志摩，任鸿隽等诸多好友欢聚一堂。
1923年的杭州对于胡适别有意味，他一生中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关于和小表妹曹诚英的那段风流韵事，在我只能暗暗庆幸
，至少他们在新新饭店，只是普通的会面而已。就如同咖啡厅里常见的乡里之情。
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胡适的家庭轨迹，他出生1891年，1903年就定亲，那年江冬秀14岁，直至1917年结婚，胡适27岁，江冬秀已经28岁。这段等待，江冬秀用了14年的光阴，差不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这十四年里，她与胡适远隔重洋，无论胡适内心怎样的跌宕起伏，生活如何的丰富精彩，她始终坚守徽州，以胡适未婚妻的身份，一再得到胡适母亲，也就是未来婆婆的认可。在那样的时代，以江冬秀的家世，这一份难以言说的等待，人世间不是所有的女子都能承受。可见江冬秀非同一般的坚韧与隐忍。
人人都赞誉胡适的宽容，尤其是在自由与宽容之间。他早在1917年就提到“宁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可是胡适真正领悟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已是二十多年历尽沧桑之后。
在寻常的日子里，结发夫妻要面临的无非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胡适也不例外。
胡适母亲1918年去世，1919年胡祖望出生，1920年8月胡素斐出生，1921年胡思杜出生。
1923年正值他们婚姻的第六个年头，这六年，他们和中国大多数年轻夫妇一样，生儿育女，扶持家庭。可能也同样面临困惑与倦怠。
这六年也是胡适回国的第六年，这六年间，他任教北大，编辑《新青年》，出版《尝试集》，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当时最顶端的文化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过从来往……此时，他的个人命运已与时代命运搅成巨大的漩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因他的儒雅，博学，亲和，温暖，追随者众，女性倾慕者更是难以胜数。
然而，他也活得辛苦。首先他身体就不太好，在他自己1922年下半年的日记里，不是伤风，就是腹泻，说得最多的，是痔疮；其次，长年累月地活在交流、理论、声讨、辩驳的声浪里，精神上，他也渐渐累了。1922年底，他向北大告假一年，欲寻个清净的地方暂且休养生息一下，而在所有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杭州应该是休养身心的天堂。
而此时胡适的三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一个2岁都由江冬秀一个人带着，凡是做过母亲的女人都可以想象那时候她该是多么的忙碌与艰难，但是，她为了自己先生的健康，依然同意他南下养病，这又是何等的气魄与坚强。
后人多指胡氏奉母命与江冬秀成婚，一生感情稍差强人意。但在胡氏后人并不这样看，江冬秀不仅与胡适门当户对，而且在那时也是百里挑一的聪慧女子。江冬秀生得五官端庄温婉，柔中带刚；她烧得一手好菜，通晓事理。据说她也发现自己和大文学家胡适的文化层次差异，胡适在美期间奉母命给她写信，她不仅以此为识字学习样本，还边学边用，给胡适写回信，介绍家中情状；胡适再在回信中逐字逐句更正修饰，说文解字。一来二去，在文学大家的滋养下，冬秀进步飞快。应该说，江冬秀和胡适的母亲一样，身上有徽州女人的全部美德和品质。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原汁原味的徽州大家闺秀跟随胡适一生，为他洗衣做饭，生儿育女，扛起生活的重担，胡适那份对乡情乡俗的挚爱还能保存得那么长久浓郁吗？
而胡适最初租下杭州南山烟霞洞的是三间小房，同期养病的还有侄子胡思永，想必只是把曹诚英当成亲家小妹，自己人来看待，这在徽州故里是常见的。
后来胡思永回京，坊间传说胡适与曹诚英过起了神仙眷侣生活。
胡适在他的日记里，如此记录这一段对于他而言，仿佛世外神仙般的山中岁月：
9月13日：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香气迎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
9月14日：同佩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我讲莫泊桑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
10月3日：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次日佩声回杭州女子师范读书）。下弦的残月，光色本惨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自此一別，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
这些文字记录的只是文人们的一些生活场景，可提供的想象空间很大。对此，远在北京的江冬秀并非全不知晓，只是她以为曹诚英不过是帮胡适料理些家务而已。她给胡适写信说“佩声(曹诚英)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她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天气太热了，怕她的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厨子吧，免得大家劳苦。”
透过江冬秀的文字，你可以看出她的直率，她对自家人的维护与关怀。
对于这样一位在婚姻感情里坚守的女子，一旦发现最根本的权利被冒犯该会何等的绝望与奋起。江冬秀女士捍卫婚姻的底气与勇气，我们都能理解。不理解的是，同为女人同为乡里的曹诚英，做人的底线究竟何在？
相比与胡适深情五十年的韦莲司那份超然而旷久的爱恋，这一段三个月的烟霞想必确实是笼罩胡适一生的，就如同那山月，曾经美好但只是清冷可忆，不可触摸。
就算在烟霞洞的孤男寡女独处的日子，俩人一度陷入恋情，当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以后，在当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适在日记中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不曾忘记，这样的心思，放在现代社会很多男性还不一定做得到。
“我除了爬山和跟我的小表妹说些故事以外，什么事都没做”对于这段经历，胡适在事后给韦莲司的表述中竟如此理直气壮。
也许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那一年，经历过短暂的婚姻，还不谙人事的小表妹其实也才21岁，在她的人生里确实不能再遇到比胡适更好的啦。日久生情也罢，难敌胡适的魅力也好，做与没做，幸与不幸，胡适与曹诚英的这段西湖情缘，与其说是被所谓的“江冬秀的菜刀”给吓住了，不如是胡适自己放弃的，从渐行渐远渐无书，到只字不回，曹本来对于他，就是人生里的一段际遇。而当真的往往是心怀痴想的女人。赌的往往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婚姻幸福的本质一定是包容和付出。好在，江冬秀的灵魂是强大的，从她后来与胡适的人生来看，两个人终生感情都不算坏。
江冬秀不是一个靠暴力维持自己婚姻的女人，她的幸福，是她自己挣来的，靠她的聪明、她的努力、她对人的善意、她没有被文化晕染过的敏锐的感悟力，江冬秀所谓的幸福，能成为当时“千百万不幸妇女中的幸运者”是有她的道理的。
无论是新新旅馆还是烟霞洞，而今都悬挂着胡适与曹诚英的合影，而这张合影只是当年胡适在西湖的一次聚会后的合影剪辑下来的。胡适在最初能够带着小表妹四处招摇，想必也是很坦荡，很为家乡的小才女自豪的。其实那一年的西湖，也许胡适与徐志摩的身影会更紧密些。男女之间的情事，在徐志摩的眼里心里诗里都是要升华的。西湖的浪漫佳话似乎很容易蔓延感染的。
婚姻绝对是人生的一大课题。需要一辈子的修行。
白天就近在西湖附近约朋访景，晚餐定了楼外楼特色菜，餐后和先生携手步行回酒店，因新年临近，湖边游人依然如织。
年轻的孩子们往往高谈阔论他们的价值观，零星听见也让我们脑洞打开。
路上我们谈及曾在新新饭店下榻的胡适、徐志摩、李叔同等风流人物演绎的浪漫故事，以及蔡元培、鲁迅、张元济、陈布雷、张静江、朱家骅、黄炎培、丰子恺、巴金、艾青等曾经的驻足停留。
先生问我，你研究胡适那么久，民国真的那么好吗？我坦诚：我也不知，也许在那个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包容度很大，人们的观念，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都充满了活力。但至少我感念，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就如同北山路上的这一栋栋豪宅的主人，在当时，没有一个不崇尚新思想，和新文化。虽然有答非所问之闲嫌，但是那个短暂时代的某种美好是显然而见的。
夜色下的西依然璀璨如明珠，而新新饭店就如同温馨的港湾，张开温暖的怀抱。
回望湖山，徜徉”新新”，历史的背影渐渐远去。距离第一次来杭州已经四十年过去，我人生的最重要转折始于杭州，恩人已逝，西湖仍在，多少人未能抛得杭州去，我自然也不例外。人生苦短，珍惜每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