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杂忆
杨天松
一
1987年，我高中毕业。当年省质检之前，班主任陈焕南老师几次动员我保送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没有答应。原因是当时自我感觉可以考比福建师大更好的学校。但是，随后的省质检没有考好，信心受挫。即便如此，填报志愿时仍然没有填福建师大。后来，陈老师多次找我，要我填报福建师大。我后来想，照省质检的分数，福建师大不一定考得上，填填也不妨。加上当时看了招生报上介绍福建师大有十一层的文科楼，就有点动心了。原因是我就读的连城一中，当时的县城最高的外贸大楼只有三层，已经使我们几个经常一起散步的同学感到高大极了。那时候，我和罗燕生、曹子标、江天春、项东雷等同学经常在晚饭后环城散步，每每要经过外贸大楼。我常常会仰望这栋大楼。所以，师大十一层的文科楼很有些诱惑我。我后来跟我的学生们分享这段经历时，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说我当时就是这么傻，真的有点傻傻的样子。但人生最可爱的就是有些看起来傻傻的事情，当你回忆的时候，居然还觉得傻得有点可爱。
前不久有朋友问我，天松，你相不相信命运。并告诉我，她原来不相信命运的，但现在相信了。像我们这种人到中年的人，对人生当然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理解。说实话，我不太相信命运。但是，生命中的确有许多事情是命中早已有的安排。说是命运也好，说是上帝的安排也好，总之，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就我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这件事来看，我相信人的一生中还是有命定的东西，它就像是安排好的一样。我本来要被保送读中文系，但是我拒绝了。可是，到了后来填志愿时，我又填了福建师大。记得我当时填了历史系和中文系两个专业。后来就被中文系录取了。
因为这个缘故，我到中文系读书，就有了命中注定的想法；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的抱怨，因为当时我的
一些大学同学是有抱怨的，觉得来师大读书亏了。我觉得我没有亏。既然保送时不来，按道理就不会再填报，但是居然又填报了并且被录取了。所以，我到师大中文系可以说是心中觉得极为踏实，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专心读了四年书。
1987年9月3号，我一个人从老家出发，到连城，再到永安。在永安时遇到几个去福州读书的同学。在永安转火车到福州，第二天早上到福州。坐着师大的车，一路到了师大。当时觉得从火车站到师大走了好久，估计有四十五分钟左右。到了师大，觉得师大与想象中的样子有许多的区别。没有想象中的好。我初到师大中文系十七号楼时，感觉整个人都被音乐包围了，耳畔传来的都是费翔唱的《读你》，这首歌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的喜欢。
报到后，被分到319房间。虽然靠近厕所，但也不以为意。后来陆续来了陈敬（不久转到外语系）、黄功华、聂庚、刘良辉、钱健铭、林明勇、郑炳发、叶初芹、李建飞等，加上我共十个人。陈敬转系后，当然搬走。不久从数学系转中文系的林从松跟我们一个宿舍。最后一年江道满跟我们一个宿舍。后来先后住过202、218房间。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当我们说中文系时候，多半指的是中文系十七号楼。中文系办公室在文科楼七楼。我们难得去。四年中我记得没有去过几次。教室是流动的，所以也很难说对教室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十七号楼中文系就在长安山公园旁边，空气清新。除了去文科楼上课有点远，其他都很好。中文系楼旁边是数学系十六号楼，南面下方是政教系、历史系，左边下方不远是物理系。这几个系跟中文系靠的近，所以比较熟悉。
二
从现在来看，十七号楼当然有些落后。一个宿舍住十个人，但比起我们在中学二十多个人一个宿舍，其实好多了。宿舍里没有卫生间，整层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刷牙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小便都在公共卫生间。宿舍里没有风扇。福州夏天又很热。有时候一天要洗五、六次澡。夏天当然洗冷水，就是冬天也照样洗冷水。冬天我们经常几个同学一起洗，一边冻得要命，一边引吭高歌。师大其实有澡堂，冬天可以到澡堂洗热水澡，但我没有去过。原因是洗热水澡要收费。好像三毛钱一次。想到现在的大学生，有的竟然因为没有空调房间，就要求退学，实在匪夷所思。当时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孟子不是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我也以此来激励自己。
当时师大要求晚上十一点熄灯。但年轻人根本睡不着，于是点蜡烛看书的很多。我也是经常点蜡烛看书的一个。有时候要一根蜡烛点到差不多完了才休息。但有人来查房，多半是学生会的人。我有次在蚊帐里点蜡烛看书。大概有些疲劳，居然睡着了。86级有个师兄刚好来查房。把我叫醒。还登记了我，我以为会有什么事，但也始终没有发生什么。但后来绝对不在蚊帐里点蜡烛了。那时候我们的蚊帐是尼龙的，在蚊帐里点蜡烛真的很危险。晚上熄灯后不想看书，就在走廊上跟同学闲聊，有时候也喝点啤酒，或抽支烟。喝啤酒，一般是没有东西配酒的，但有时候也来点鱼皮花生，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从中文系楼出来，往右走一百米左右就是中文系食堂，也叫第一食堂。说起师大的食堂，我相信我的绝大部分同学对食堂的印象是好的。那时候的食堂饭菜很便宜。食堂的员工也多数很好。师大食堂里印象最深之一的是肉包。那确实是肉包，除了薄薄的一层面皮外，里面全是肉。吴卫国同学有几次也谈到师大的肉包好吃。那时候学校有饭票、菜票补助。记得第一年是每月三十斤饭票加一斤粮票，另外发十九元八角菜票。吃省点差不多够吃一个月。家里每月寄的生活费除了少量补助吃饭，其他的就可以用来买生活用品，买书，看电影，偶尔和同学、老乡去外面打平伙。生活还是过得不错的。一般月初比较少吃面食。月初发饭票菜票，个个都跟富翁似的。海吃几天后，像我就得计算好开支。这个时候，中午饭或晚饭就常常吃炒面。师大的炒面我也是很爱吃的。加上食堂师傅打给我们的炒面都比较多。往往三大两就一大盆。我又常常再加两个肉包。吃的很饱。印象中我吃肉包最多的一次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时，一边看开幕式，一边吃肉包，不知不觉吃了八个肉包。还吃了一大碗的炒面。那时候真能吃。所以我第一个学期期末回到家，母亲开始都快要认不出我了。瘦小子变成了胖小子了。
三
福建师大与别的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同学同住一栋楼。在当年其他学校似乎都是男女同学分开住的。这可以说是福建师大最为开明的地方。以我们中文系来说，一到三楼全是男同学，四楼则往往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五楼全是女同学。我们在师大读书四年，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就是现在还有许多高校还做不到这一点。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进步。当然很多高校没有这么做，并不是高校不想这么做，或者没有想到这么做，而是迫于家长们、大学生们乃至一些专家们的责问。
2014
年8
月7
日《新京报》发表了李婷婷撰写的《北京多所高校“男女生同楼住宿”》一文。此文缘起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本科生宿舍管理试行男女合住通知”在网上疯传，但此消息被南航证实为虚假信息。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对南航的行为感到好笑。当然文中也说到，在北京化工大学六号楼、北京师范大学学二宿舍楼、北京大学四十号学生公寓楼、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内公寓二号楼和中国传媒大学四十七号楼等都存在男女生混住的情况。文中写到清华大学，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有意思，引用如下：
清华大学紫荆公寓九号楼曾经是理工学院的男生宿舍，从2010年开始有女生入住，被网友称为“清华首个男女混住宿舍”。该楼每个单元有不同入口，男女学生分开进入。入口处还设有宿舍管理人员执勤，门禁森严。公寓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中间完全隔开，不存在男女生随便进出对方宿舍的情况，找人要先在门口登记。”
最奇怪的是连北大社会学教授都认为男女生同住一楼不妥当。且看《新京报》文中末尾写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这种安排不合理，不利于男生和女生的生活；男女生可随意进出对方宿舍，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他介绍，北京大学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到2010
年，30
年间都没有发生男女混住的情况。“同楼住对男女生双方都不方便，在共同生活中也容易出现问题。”他还表示，如果宿舍实在紧张，像清华那样将男女生隔离开来管理也是一种方法。
看了《新京报》文章，我觉得真的要为福建师范大学大声喝彩。福建师大在20
世纪80
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男女生同住一栋楼了。三十年左右过去了，到现在居然还有这么多高校这么不开化，真是有点悲哀呵。
1989
年后，学校要搞些政治学习。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各组同学集中在一起，读读报，读读上面要我们学习的文件。我们组通常在我们宿舍。我们组的女同学从五楼下来，真是方便之极。要是搞个男女生楼，估计在双方的宿舍都不行。就得另外找个地方了。
这些都说明师大当时还保留了一些旧大学的自由空气。完全的自由——那种哲学上所说的绝对自由——当然不可能有；但时过境迁，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觉得1980
年代的福建师大可以称得上是相当自由的。比如，当时我们没有觉得学校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管理，这就使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成长。我们有一个辅导员，就住在中文系楼三楼，但他很少到我们宿舍来。平时也不大能看到他。偶尔开开年段集会，也就是说点应急的事情。大学生已经成年了，应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诸如起床上课这种事情，大学生应该要自己做得好好的。上课基本上不点名。1989
年后，据说学校有要求老师上课点名，但真正点名的老师极少。
有一次，一个本系的研究生来实习，给我们讲几节课。研究生给我们上课，那时许多同学估计有点不以为然。他的导师坐在最后一排，吞云吐雾地抽烟。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后来有人说那是我们系主任。那时候的同学中，有不少是抽烟的；其实真正抽烟的很少，抽烟也就是装装酷。坐在后排的若干同学看到老师在抽烟，也点起烟抽起来。记得是在政大教室，因为是老式建筑，光线不太好。在有些昏暗的教室里，烟雾就缭绕起来。但系主任也始终没有说一个字。四年大学，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见过系主任。我们的系主任郑松生教授是研究马列文论的，可是从这件事看来，他一点也不马列。我们毕业时，他在我们毕业纪念册《射天狼》上的题赠，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话：“有理想的人，生活总是热的。”他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想的、热爱生活的人。我以为这也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现在看来，我们同学都是有自己理想的人，而且是热爱生活的人。
四
中文系的老师们很多，教过我们的也不少。无论怎样的老师，同学们都很尊敬。汪文顶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他的课堂内容很丰富，我曾经记过一次完整的笔记，大作业纸共10
张，写得满满的。他是闽南安溪人，常把老舍的《猫城记》中的“猫”字说成“喵”字，每次讲到“喵城记”，同学们都大笑。不过他好像根本不管我们在笑什么照常讲课照常“喵城记”。多年过去，这个印象始终还在。温祖荫老师教我们《东方文学》。他是闽西上杭人。他常常把“印度史诗”说成“印度死尸”，也每次让大家大笑不已。温老师也不以为然，照样继续“印度死尸”。王光明老师教我们《新诗潮的挑战》《新时期文学专题》两门课。他最习惯的口头禅是“这样一种”，一节课要讲十几二十次。这些都是我们难以忘怀的。大四时我曾经替86
级的师姐看望过王老师。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王老师家。那一次好像孙绍振老师、颜纯钧老师都在。他们似乎在开什么会，孙老师的笑声永远那么有个性。我现在也忘记他们在谈论什么，因为我不久就出来了。
其他如刘生龙老师，讲课很精彩，手势很夸张。颇有孙绍振老师的风格。我曾和几个同学跟着刘老师做过一点卡片摘录的工作。虽做得不多，但也给我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此后自己看书时也会做些摘录。
徐启庭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他上课永远只带几张小卡片，即便带了，他也很少看。实在太熟练了。字词例句张嘴就来。有一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的庄初升同学来厦门，还特别讲到徐启庭老师。并说我们今天能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取得一点成绩，都是当年老师们的教导所成；尽管老师们教给我们的知识多数都忘了，但他们的影响始终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大意）。这一点我也心有戚戚焉。
詹石窗老师教我们《道学与中国文化》。后来我做毕业论文时，詹老师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去过他在师大的家。很小。但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全是书。这使我很是震惊和羡慕。当时我就想自己也要这么多的书。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写好了毕业论文《金代诗歌与道教》。这篇文章得到詹老师的认可。后来经过他修改，和詹老师联名发表在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杂志1991年第3、4期合刊。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在老家教书了。还有五十元稿费，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我后来不再往这方面发展，当时也根本没有条件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到厦门后，还见过詹老师一两次。他看上去风采依旧。还给我们几个同学送了他的专著。
还有一个老师也使我难忘，他就是徐金凤老师。徐老师教我们《<</span>史记〉研究》。选这门课的同学只有二十几个。我那时候喜欢读点历史，就选了这门课。开始去的同学还挺多，后来就渐渐少了。有时候只去了几个同学。因为在晚上上课，文科楼教室的灯光似乎也不太亮。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在里面上课，感觉有点怪。徐老师按照学校要求，常常点名。但是，往往只来了几个同学，这几个来的同学都替没有来的同学点到。高度近视的徐老师一点儿不生气。更不教训我们。点完名，立刻开始上课。他常常边讲边加以动作表演。他大概很想让大家进入《史记》人物的世界。可是似乎又不太奏效。在我自己教书多年后，就常常会想起徐老师。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敬业和宽容的老师。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遇到类似情况，却不免心中觉得无趣。要达到徐老师这种境界，还要继续努力嘞。我无法知道徐老师的学术境界。但为了找他的材料，我也上网查过，关于他的资料不多。看到一篇《<</span>文学遗产〉四十年沿革简介》的文章，里面有介绍《文学遗产》通讯员名单，徐金凤老师是1980—1985年《文学遗产》的通讯员，在福建省大学中，也仅有徐金凤老师一个人。关于《文学遗产》通讯员，《<</span>文学遗产〉四十年沿革简介》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学者的联系，《文学遗产》在各地重点高等院校中征聘了通讯员，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如陈贻焮（北京大学）、聂石樵、牛仰山（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王运熙（复旦大学）、郭维森（南京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宁宗一（南开大学）、黄天骥（中山大学）、胡国瑞（武汉大学）等。通讯员的任务是提供学术信息，推荐论文稿件，反映各地刊物的意见和建议。”这段文字讲到的人，后来成为名家的有不少。这段文字虽然没有讲到徐老师，可是徐老师名列通讯员名单中，这也说明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可惜我们了解很少。
中文系的老师们故事很多。可惜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学生，知道的太少。他们的博学、宽容，都使我们受益良深。当我离开师大的时候，固然很怀念师大美丽的校园，固然很怀念长安山的点点滴滴，但最使我怀念和不舍的还是中文系的老师们。我知道，对我来说，今后就只能主要靠自己进修了。
五
在师大四年，记忆深刻的还有师大书店。有事没事都会到书店看看。因为去得多了，跟书店的阿姨都熟悉了。其实说是阿姨，她们年纪都还不大。那时候一般人是不能去柜台里面看书的，我却常常可以进去里面看书。有几次，卖书的阿姨跟我们说：你们现在的学生，读书比不上过去的学生。我问她，过去是指什么时候？她说，77
级、78
级那几届的学生读书真勤奋。我说他们怎么个勤奋法？卖书阿姨说，他们经常来买书。一买就一堆。这么高，还用手比划了下。因为我正在翻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阿姨就说，《西方哲学史》这套书，当时一次可以进五百套，很快就卖完了。我说现在呢？现在我们只敢进十套，还要卖很久。我于是当场买了一套《西方哲学史》。
四年下来，我在师大书店大概买了四百本书左右。毕业回家时，我用板车来拉。熟识的以为我去哪里进货回来了。
毕业后我有几次回去师大，师大书店渐渐就不行了。2001
年回去时，书店里基本上不卖文史哲了，基本上都是英语、计算机的书。2011
年回去时，书店就不见了。
除了师大校内的书店，师大学生街也有很多小型的书店，那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那个时候感觉买书的还是很多。所以书店生意挺好。我始终觉得，书店是城市的灵魂。没有书店的城市不是个好城市。我也觉得大学校园一定要有书店，大学附近要有书店，否则总是一种遗憾。我在厦门生活十余年，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大学路。原因就是那里有几个可以有书可看有书可买的书店，还有书摊。现在我住的地方离那里比较远了，但仍是常常去。
六
在师大四年，每年的四月开始，整个校园都弥漫着一种别离的气氛。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经常性地感到一种郁悒之情。长安山相思树的叶子也迷离着别离的情绪。师兄师姐们在这个时候，会出去聚聚。喝酒喝到晕乎乎地回来的有不少。说着话，唱着歌。特别是夜晚深了的时候，四处的灯光，也幽暗着，星星点点，更增添了别离的氛围。这种别离的山中景界，总使人伤感。离别愁绪弥漫山中的角角落落，仿佛遍地都是别离的笙箫……遍地都是夏虫寂寞的声音……到我们毕业时，似乎也是如此。我们更多地出去外面喝点小酒。到大四的时候，我们彼此更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也觉得很美好。我记得和严修鸿就在历史系外面、面向操场的台阶上坐着聊了很多次。我们宿舍的同学也照样常常在楼下空地打排球。在旁边打羽毛球的同学也不少。那真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值得一辈子去回忆和怀念。
在师大四年，可以回忆的何止一箩筐。何止两箩筐。甚至何止三箩筐四箩筐……
我还要写到那条路。那条路常常在回忆中闪现。那么大，那么宽。那是师大通往中文系的一条砂石路。那是公园路。我喜欢叫它“山路”。有时，从长安山中流出涓然清冽的水，水流遍地，在阳光下映照出迷人莹洁的光。我觉得这山路有一种深沉沧桑的美感。山路边常有些我不知其名的草。四季不灭。路边有时也开些精碎的小黄花，小白花。草枝软细。在阳光照射下，这情景与清水的光芒合在一处，构成一幅大自然天生无饰的美丽的风景画。
我极爱这条路。安静，寂谧，有山中味。多少个夜晚，我曾独自走在这路上寻索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在冬天，我常来这里，特别是在有月的夜晚。我总觉得冬天的月亮最凄迷。冬月在纯净暗蓝的天空上高悬着，看起来像大理石，像那极美丽的女子的细密柔实的雪白的肌肤，有层次丰富的质感，又像那瓷像那美得让人痴迷的令人惊倒的瓷。
这圆月，此时，似乎就在眼前。
七
2014年4月某日，闽东福安的东梅在QQ里发给我一篇谢宗贵写的《曾经的十七号楼》。我后来查了下，该文发表在《福建日报》2014年3月25日。谢宗贵是1983级的师兄。是《福建日报》社编审。看了谢师兄的文章，才知道中文系十七号楼已经被拆掉了。这使我很伤感。学校要发展，楼总是有被拆掉的可能。十七号楼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还是想说，学校应当保留一些旧建筑，即便要维修，也要修旧如旧。只有这样，学校的历史感才有所依托。我不知道，对于像我们这些在十七号楼住过的人，当十七号楼都没有了，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记忆呢。
一个人的青春，甚至一个人的一生，最美好的年龄，就是读大学的那几年。一个人在生命最灿烂的年龄，如果能够在一个他喜欢的大学读书，那会成为他一生的起点。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一晃我们离开师大有二十三年整了。尽管我们已不再年轻。但我们的心却常常魂牵师大，梦萦师大。我有时候想，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定格在那个时代了。对于我们这些同学来说，也许我们永远都属于20
世纪80
年代。
那么，就让我们记住师大所有的一切，哪怕只有点点滴滴，都是美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