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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错解了“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2010-11-25 02:06阅读:
在《孟子·公孙丑上》“夫子加齐之卿相”章孟子对告子的“不动心”进行了评价:“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朱子对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的解释是: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在《朱子语类》中,朱子进行了更详细的解说: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此告子不动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会,坚持其心,言与气皆不理会。‘不得’,谓失也。有失于其言,则曰无害于心。但心不动,言虽失,不必问也”。
“‘不得’,犹曰失也。谓言有所不知者,则不可求之于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则不可求之于气。孟子谓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其不得于心者,固当求之心”。
通常都认为“知”先“行”后,做一件事前,先要明白其中的道理,然后才知道怎么去做。修行也是这样,“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先要明理,然后再求诸心。如果在道理上还没有明了,就不要求之于心,所以,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朱子却错解了这句话,认为告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得于言,而不求于心以考其所失,则其中顽然无所知觉,无以择其义之所安,故断之以‘不可’”。本来“求于心”是指按照明白了的道理去要求、规范意识活动,而朱子却把“言”作为“求”的宾语,“求于心”成了“求之于心”,认为是求理于心,“求于心以考其所失”。那么“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就成了“但心不动,言虽失,不必问也”。
其实孟子为什么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因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思”是无条件的,是“天之所与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或如孔子所云:“吾欲仁,斯仁至矣”。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只是《中庸》所说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只有明了什么
是善,然后才能按照善的标准去要求心,所谓先格物致知,再诚意、正心。而孟子说的“不动心”是“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朱子还不忘顺便批评一下陆象山,在鹅湖之会上,象山指责朱子“支离”,丧失大本;朱子则讥讽象山之学近乎“禅”。此外,朱子还把象山比作告子,把自己看作是孟子学说的继承人:
“陆子静说:‘告子亦有好处,今人非但不识孟子,亦不识告子,只去言语上讨不着。’陆子静却说告子只靠外面语言,更不去管内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内面,更不管外面。”
“尝见陆子静说这一段,大段称告子所见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陆子之学与告子相似,故主张他。然陆氏之学更鹘突似告子。”
象山主张尊德性是“本”,学贵在于“发明本心”,而道问学是“末”。他说“今人亦不识告子,只去言语上讨不着”,是指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如果告子“得于言”,那么就会“求于心”。虽然告子没有达到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的层次,但至少告子还在心上下些功夫,而“今人”只在知解上转悠而丧失其本心,“只去言语上讨不着”。可见,象山赞赏告子的地方正是他向内作工夫。朱子同样也没有理解象山这句话的意思,以为象山“说告子只靠外面语言,更不去管内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内面,更不管外面”,正说明他把告子的“勿求于心”看做是心不去求理,即“言虽失,不必问也”,所以是“更不管外面”。
朱子为什么把告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多加一个“之”字,当作“不得于言,勿求之于心”呢?这显然受到了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句话的干扰。朱子说:
告子既不务知言,亦不务养气,但只硬把定中间个心,要他不动。孟子则是能知言,又能养气,自然心不动。盖知言本也,养气助也。三者恰如行军,知言则其先锋,知虚识实者;心恰如主帅,气则卒徒也。孟子则前有引导,后有推助,自然无恐惧纷扰,而有以自胜。
因为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不动心不同,既然孟子“知言”、“养气”,那么告子必既不能“知言”,也不能“养气”,从而把“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错解为:“不得于言,而不求于心以考其所失”。既然“不求于心以考其所失”,“则其中顽然无所知觉”,所以才会导致不“知言”。孟子说“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批判告子之学为“义外之说”(得于言,才求于心,这是义袭而取之)。朱子显然也没有理解“义外之说”的真正内涵,他说“陆子之学与告子相似”,更是千古奇冤
101228补充:
孟子说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回答公孙丑的问题:“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然而不动心本身是无法阐述的,孟子对之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其实也是接着上一个问题“不动心有道乎”而发的,是告子达到不动心境界的途径,而不是对告子不动心的直接描述。孟子的不动心之道是“必有事焉”的集义。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知言”既不是不动心之道,也不是不动心本身,而是达到不动心之后良知自然能知是知非的大用。孟子的“知言”虽然因告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发,但并不是对治“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通常在解这章时受“知言”的干扰,认为告子的不动心即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所谓“告子只是守着内面,更不管外面”,不管“言”之是非得失,只要把捉此心不动即可。
不动心是一种内在的境界,而不是“不求于心、不求于气”的当下就可以叫做不动心。“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的另一面是“得于言,而求于心”,所以“求于心” 是择善而固执,是以诚包心,而不是以心包诚;是以理求心,而不是以心求理,而通常都错误理解了“不求于心”的主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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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梨洲在《孟子师说》中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四句是告子一生学问。“言”者,天下之义理也。告子以为义理散于天地万物,心之所有者惟知觉,故不以义理求之于心,心既空无所有,则一切行事靠我之气不得,须求理于天地万物,故勿求于气。…孟子以为义理即心,而是以心之主宰而言“志”,有主宰则不患不流行…告子病痛,在不知求义理于心,心既不知求,于气何益?故以“可”“不可”稍分别之,其实一贯,非两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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