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_文如其人
2009-07-04 23:26阅读：
文如其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常见的说法，而西方有个对应的说法叫作风格即是人。
这很有意思。
文如其人四字最早出于自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在这篇书信中苏轼称赞其弟苏辙：
“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同苏轼的张扬个性，显露才华的文风与个性相比，苏辙的文章就像他的性格和低调淡泊的处事之道一样。
但是将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与作者的人格，相对应的观念由来已久。如扬雄
《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尚书.尧典》“诗言志”。
文如其人的理论依据是古代的言志、缘情观念。诗歌，文字，语言是内心情志的表达，那么自然，作品便与作者便产生对应关系。
诗言志主要是指所表达的内容，而文如其人还包含着个性，气质等因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气说”强调的创作者的气质在作品上的反映，是对“诗言志”的补充。
最早有人对这种现象表示疑问出现在金代的元好问。
他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奈安仁拜陆尘。”认为潘岳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尚的隐逸超脱世俗的人格和精神境界，与他政治行径相矛盾。元好问由潘安现象认为从文章中是不能见人的。其实潘安的行为从逻辑上和他的闲情赋诗不矛盾的。潘岳之事见于《晋书》：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曰………..”[2]
潘岳之为人，正有轻佻急躁之处，在序言中潘岳也是讲了自己的仕途不顺，感叹自己“拙”于仕宦。但是他并非如陶渊明那样厌倦仕途，他甚至有些津津乐道的历数自己的为官经历。在他仕途不得意时他做此赋来讲述闲居生活的乐处，自然也是自我安慰。这篇《闲居赋》仍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热衷的，而非如陶潜的《闲情赋》与《归去来兮辞》。在历代也没有没有人认为这是潘岳的心口不一，而《晋书》的则感叹的是“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只有到了元好问才提出这个问题。潘岳称之为有才无行可也，但称其《闲居赋》与其为为人行事相矛盾则不可。潘岳是有才无行，而非心口不一，言行矛盾。可见《闲居赋》表现的并非是超脱凡俗的“高情之作”[那么自然元好问对“心画心声”的质疑自然不成立了。
其实元好问也只是提出了疑问，并非他确定的是文不能见人，因为就在他的《论诗三十首》中还有“纵横诗笔见高情”之句来称赞阮籍。这正是明显的以文见人。
潘岳处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迎逢权臣，在政治品格上来说却不能为高。但他的诗赋表现的却与政治无关。作为一个政客的潘岳和作为一个诗人的潘岳是不同的。这就是人的复杂和多面性。古人由于其时代和思想限制。会有一种泛道德化的评价倾向。而我们今天面对新的思潮下，应该重新进行评价。如潘岳，如钱谦益，如赵孟頫....。
古代的人一个机械之处在于把人性看成简单，机械的一个东西，而人性是复杂多面的，如李清照，即能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伤感，充满女性气息的词，同时也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南来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这样的豪放之作。截然二人也。欧阳修作为一个当时的文坛宗主，他也能写出情感丰富的小词。以至于也有些艳情的小词被怀疑非其所作。这些议论都很简单粗暴。人性是多面的，我们从一些文学作品能看到作者的某一个方面。而人往往有多重身份，多副面孔，
不表达内心的有两种；一、作者作伪，正如钱钟书指出的元缜的情况。“元微之《晦子侄书》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严词正气，一若真可以身作则者。而《长庆集》中……..皆追忆少年酗酒狎妓，其言津津，其事凿凿。”
元稹少年之风流事迹尽在《莺莺传》中，而在子侄面前，却不得不摆出一副道德君子的模样。（一笑）二、一些文体或者特定场合的作品，文体本身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如墓志铭这样的“谀墓”文字等。韩愈当年就写了不少这样的文字，据说换得不少阿堵物。
不同的文体也会造成不同的风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李清照的诗词风格气象截然不同也有文体方面的因素。因为李清照是严格的尊体主义者，她坚称“词别是一家”，笔下自然是风花雪月，而一下笔写诗，却不肯再“人比黄花瘦”，一定是要涉及重大的现实人生题材，风格也变得庄重豪迈。当然其他的诗人不是这种情况，这里想说的是文如其人必须要考虑到文体的因素。
李白的诗歌，杜甫的诗、李商隐的诗都有自己的风格，诗人将自身的情怀，思想，性格投影在自身的作品之中。一看就是他们的诗。与其他的人作品都分别开来。尽管，后世也有近似他们风格的作品，如陈后山之学杜，黄仲则神似李白，西昆诗人仿李商隐，这是有意的模仿他们，事实上，这些作品自然也如人，他们身上自有与李杜相同的，人同此情，他们正是在前辈的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
许多人的第一个误区在于把文如其人简单的等于人的身份，外在的行为，比如李清共鸣之处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就有学者认为非李清照所作，有人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且清照名门闺秀，少有诗名，亦不致不穿鞋而着袜行走。含羞迎笑，倚门回首，颇似市井之行径，不类清照之为人。无名氏之演韩偓诗，当有可能。'
这首词是否是李清照所作姑且不论。但从李清照的身份认定她不可能像此诗中的形象，这是毫无理由的。这样以李清照不可能如此中所言之形象来反推此非李清照之作品，清照之为人，性格放诞，少女活泼。这样简单以她的大家闺秀来认为的这样就是简单了。非文不如其人，实是不知其为人。
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对文如其人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疾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
钱先生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应该注意区分作者的写作时是出于本心还是作伪。第二、文如其人不在于作品所表达的内容，而在于风格。
王国维评姜白石：“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又评龚自珍：“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人间此话》王国维先生的以文观人的方法就与钱先生的相同。从姜氏与龚氏的诗词中，二人的自我塑造的形象固然是超凡脱俗，深情侠骨。这所言之内容便未必是实。最起码王国维先生提出了怀疑。
追根到底，文学与人，一方面是艺术，一方面是人品道德，这样事实上把问题引向了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即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真，善、美、三者是同一的吗？善和美是不是同一的。这个问题是哲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以文观人，进而以文比较作者，最好能用同样的题材，不能不考虑作者们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写作背景。比如有一位学者这样写道：
“皆以三绝（书绝、画绝、诗绝）独步当代的被称为“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与自诩为“江南第一才子”的唐伯虎，一个具有极强的士大夫忧国忧民的精神，一个是中国封建文人中少有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诗文便显示出大相径庭的人格和风范。郑板桥的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周曹吾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样的诗“墨点无多泪点多”，表现了怎样的刻骨铭心的民本情怀！唐伯虎诗云：“不练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样的诗，潇洒飘逸，显示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体制外的风流名士的气象与风采。”
王先生这里用二人诗歌所写的内容来强调二人的差异来说明文如其人，其实正犯了钱先生所言之“文如其人，不再所言之内容”之问题。以一人之爱民主题的诗同另一人不同主题之诗相比，实在是逻辑不通。若依钱先生所言“在如何言”，则我们可以看出二人都一样的孤直耿介，一般的不合流俗。而王先生却看到的是所写的内容，正如钱先生所言“所言之物，实而可徵；言之辞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失彼也。”文如其人，不当如此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