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我的父亲和哥哥
2022-03-20 12:25阅读：
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多年在外，对家庭少有顾及。
哥哥四十年代早期出生，从小跟着自己生母，后来生母早逝，幼年被我没有子嗣的二伯父夫妇养育。
应该是一九五四年，父亲再婚后工作生活基本稳定，哥哥被父亲接到昌平生活上学，那时，他已经是个初小学生。
少年改变熟悉的生活环境，哥哥要面对的不仅是全新的学校，同学，更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家庭，对于从出生就几乎没有过完整家庭生活的他，要接受的是，尽管有亲生父亲但因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却很陌生，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继母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比自己小两三岁的妹妹——继母与前夫的女儿。
这样的改变和生活，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家庭都有类似的生活和故事，在父亲母亲心里，并不算什么新鲜，但是，对于哥哥来说，却是一个相当于脱胎换骨的改变。
且不说生活环境与原来老家相差天地，生活习惯，学习规律，更多的，是需要跟家里所有陌生成员之间的相处和习惯。
父亲母亲都从事教育工作，骨子里的教育理念不仅限于对学生，对自己的子女教育更不放松，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对父母的印象，不仅是亲人，更多是“老师”，一点不含糊的管教，从未有是否亲生的区别。
尽管母亲碍于“后母难做”的世俗观念，对已经不算太小的哥哥很多方面加着小心，但是，在哥哥眼里和心里，这个家没有很亲的人，尤其是继母。
少年留下的人生感受和观念，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丰富的年代，哥哥长大了，顺利读完中学，六二年考进大学，对于一个出生在河北偏远山村并在那里有过不算短的生活经历的孩子来说，也算是人生圆满。
但是，一段政治历史改变，一定会给每一个人的生命进程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折。
一九六六年初夏，哥哥按照正常时间表已经大学毕业，再有一两个月就可以被分配工作，他读的是师范专业，不出意外的话，如果他愿意，会被分配到北京的某个中学做教师，一辈子安稳，安逸，即使不求大的发展，此生无忧是肯定的。
但是，那年中国开始了“文革”，开始了一个影响了中国十年和很多人人生的一场政治革命。
哥哥没能顺利毕业分配，而是必须留在学校参加“革命运动”。
哥哥和大我七岁的姐姐，（六五年考进大学，文革开始时的大二学生。）在京城各自的学校里投入进如火如荼的“革命”，我们在昌平目瞪口呆地目睹着原来宁静的生活被打乱，学没得上了，社会和生活环境一下子变成了“万花筒”。
长期担任学校领导的父亲和做数学教师出身地主的母亲毫无悬念地受到政治冲击，挨斗，停职，停薪，参加劳动改造和被要求交代“罪行”。
所有秩序的打乱，不能由自己掌控，只能被动接受，父亲母亲的生活，心理，精神，身体都承受着炼狱般的煎熬。
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哥哥回到自己就读了六年的中学，来到父亲母亲被限制自由的宿舍，他不是来探亲的，是来跟父亲“谈判”的。
由于父亲被批斗停职，成了“走资派”，哥哥在校参加运动在学生组织里受到一些影响，但他认为，父亲是老革命，运动中受到冲击属于“内部矛盾”，早晚老革命还是老革命，但母亲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还有海外关系，属于无法改变的政治问题，唯有让父亲和母亲离婚，才能改变他和其他子女的政治背景，所以，他这次来，就是准备跟父亲谈让父母亲离婚的问题。
据说来之前他曾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同学探讨过此事，同学劝他不要冒这个险，认为这不是个小事，不太可能按照他的意愿实现目的，但，哥哥并没有听从密友的劝告，可能，他认为需要赌一下，在这个关系到自己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赌赢了，就是成功，输了的概率虽然有，但他可能挺自信的，他还有第二套方案，认为父亲不会不顾父子亲缘，而且，这也可能是十几年来他对这个家庭重要成员——他的继母所有不理想不满意不喜欢的一种最终宣泄和一次解决的方式。
那天下午，哥哥跟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父子沟通应该很顺畅，哥哥要求父亲跟母亲离婚，然后他和我跟着父亲生活，姐姐和我妹妹跟着母亲生活——不但要求父母离婚，甚至他以长子的身份将家里子女的归属也做了自己认为合理的分配。并说“给父亲半个小时考虑，如果父亲不同意离婚，他就跟父亲脱离父子关系。”——这可能就是他的第二套方案，要老婆还是要儿子，將了父亲一军，在他心里，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又是长子，父亲不大可能不为所动。
后来听说，父亲说“你不用等半个小时，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可能跟你母亲离婚，你的妹妹们也不可能因为我们离婚分家。你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那是你的决定，但你现在还没毕业参加工作，我不能不管你，以后，一个月二十元的生活费我还照样给你，通过你二伯父转给你，直到你有了工作收入为止。”（那时哥哥读师范，学校免饭费，一个月二十元的生活费跟姐姐一样却很富裕，姐姐读的是工科大学，饭费自理，父亲也是一个月给姐姐二十元，姐姐交了每月十五元五角的饭费以后，所剩不多只够一般性生活支出。）
那天傍晚的学校门口告示牌上，多了一张小字报，上面是哥哥宣布跟“走资派”父亲脱离父子关系的内容。巧的是，那天晚上我给父亲母亲送衣物，在学校大门口接受红卫兵盘查时听说哥哥回来了，对他回家没见我们有点奇怪，后来看了那张小字报，才知道他是来跟父亲脱离父子关系的，突兀之下，并不了解内幕，还是后来才知道，“劝离未果”导致他跟父亲断然脱离关系。
那一次的父子之间正式“交锋”，给父亲心里留下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后来的几十年里父亲也从来没跟我们谈起过，但是哥哥已经二十二岁了，虽然不算很成熟，但已经成年的他，那次跟父亲的“谈判”还是显得稚嫩了一些。
后来，父亲每月按时把他的生活费寄给二伯父，再由二伯父转给哥哥，父亲守信地履行自己的承诺，时间长了，有时也会通过姐姐转交，那时，他们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俩在京城大学参加运动，免不了有联系，他跟父亲脱离关系并没有影响到他和姐姐的关系。
六九年，我下乡去了黑龙江兵团，哥哥后来也分配了，但是没留在北京，他恋爱了，对象是年级较低的学妹，学妹是河北唐山人，为了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诚，也是给未来妻子的一个婚姻承诺，他自愿要求先期分配到河北唐山工作，等待学妹毕业后回唐山结婚。
他的这个决定没跟家里任何人商量，连一个基本的通报也没有，可能姐姐知情，但是没有权利干涉，后来跟父亲简单告知了消息，家里才知道他去了唐山，父亲心里有什么感受我们不得而知，父亲也没有跟任何人谈起。
七零年，妹妹初中还没毕业，哥哥从唐山回京，初意是想找在京部队工作的堂哥（我大伯父的儿子），但不巧堂哥下基层短期工作没遇到，转而可能想既然来了，何不回家看看？那时父亲被调到昌平一个偏远的山区公社卫生院任院长，母亲随着也把工作调到了那个公社的中学，家也搬到了山上。哥哥乘公交走到半路，上山的公交每天两班已经错过，无计之下给父亲打电话，希望父亲能找个车下山接他，父亲告诉他找不到车，说你要是回来就自己走上山去，然后就没再理会。后来听妹妹说，其实公社卫生院里有城里大医院下乡支农的卫生队，有一辆面包车，要是父亲开口请人家下山接自己的儿子，人家不会不给面子出趟车，但是父亲没有这么做。
后来的故事情节是，哥哥又给妹妹的学校打电话，让老师告诉妹妹，他找不到车回家，让妹妹接他一下，妹妹匆忙请假跟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到山下接上哥哥，二十里左右的盘山路，兄妹俩骑一段，推一段地回了家。据说，妹妹在路上曾经问哥哥是否已经入党？哥哥说：还没。妹妹说：你不是跟父亲脱离关系了吗？言外之意没有什么情况可以影响到哥哥的政治追求了。没想到哥哥说：能断得了吗？
当父亲看到哥哥和妹妹俩人出现在租住的院子门口时，意外地说：怎么你们俩一起回来了？
当时母亲也刚下班，一看到跟父亲脱离关系好几年没回过家的哥哥突然出现，不免心情紧张，正处在生理期的母亲一时流血不止，临时赶去公社卫生院打了止血针，后来母亲问父亲：为什么没事先通报一下好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据父亲说：我就没当回事，以为告诉他找不到车他就自己回去了呢，谁想到他找了妹妹领路回来了。
一年后的夏天，哥哥写信给父亲，说要带着新婚妻子回京旅行结婚，言外之意是要带着媳妇见公婆。
得到哥哥要回京结婚的消息，我也得以以此为理由在下乡近两年后请假回京探亲。
那年夏天，我们一家多年后唯一一次聚在一起，唯缺姐姐，但多了一个嫂子。姐姐就读的大学六九年时因“备战”迁到陕西咸阳，而姐姐也早已应该毕业分配，但因为“文革”期间比较活跃，被滞留学校接受“五一六分子审查”未被分配，也不能回京。
记得我探家先回京，为了准备哥嫂的到来，母亲那几天正忙着用报纸裱糊跟房东合用的外屋墙壁和部分顶棚。父母亲老两口租住的是房东的一间东里间，三间北屋中间是两家合用的走道，一间房子一铺炕，只能满足两三口人睡觉，我回家那段时间，父亲就是在卫生院宿舍里凑合的，哥嫂要回来，母亲打算在中间走道间给哥嫂搭一张床，挂个帘子，就算是“简易婚房”了，好在哥嫂不过住两三天，将就一下也就行了，那时的居住条件很简陋，母亲能做的也仅止于此了。
那回，哥嫂回京算是正式改变多年家庭关系的一次亲缘修复，父亲曾经专门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和母亲一起进城逛了一天，并到前门大北照相馆拍了我们家唯一一张早期全家福照片，（缺姐姐）后来的很多年，我们全家照从没有全员齐全过；还到前门全聚德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时北京全聚德烤鸭八元一只，一大桌子满满当当的菜肴共花费了三十多元，尽管这个数目相当于父亲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那时，父亲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哥嫂的接纳和认可。
那次哥哥回到唐山，给父亲写信说嫂子上班交通不便，让父亲把姐姐上大学时骑过，后来随学校迁到陕西没带走的一辆女车给他托运到唐山，父亲很痛快地把车给了他，那时，妹妹在昌平周边插队回家也不方便，而北京想买一辆自行车需要票证，一辆一百多元，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也是紧俏货。
后来的好几年，我在兵团，只有少数两三次探亲回京时间，而父母亲的工作在那些年里也有过几次调动，大多是围绕着昌平周边学校调动，搬家成了常态，不过都是父亲调到哪里，母亲都会一起调动，以使生活方便，而我几次探家，几乎是一次换一个新地方。
那段时间，姐姐结婚怀孕后调回北京，外甥女的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隔辈人的欢乐和操劳，却也乐在其中。
值得说一笔的是七六年夏天的唐山大地震，震动全国，死伤巨大，北京也受到地震波及，整个夏天都在各种“避震”。哥哥家在唐山，地震后什么情况是父母亲那段时间一直焦虑惦记的头等大事，时间过去很久没有哥哥一丝信息，父亲嘴里不说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准备。昌平教育系统有不少在唐山有亲友的教师，那时交通不便，教育局曾经派车送相关人员赴唐山寻亲，父亲冒着雨也跟车去了，据说临行前都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可能在他的心里，以为哥哥一家很有可能都遇难了，因为，他觉得但分有一点可能，哥哥都会捎个信息带到北京，还是外甥女的保姆提醒并帮助准备了一些方便食物带上，以备可能之需。
后来，父亲在废墟里真的找到了哥哥一家，所幸的是，因为地震波的峰谷运动，哥哥家的房子侥幸地赶在地震波的弱谷地域，只是很小损毁并没坍塌，一家人都安全无事，甚至，嫂子在震后还曾经送自己的母亲去石家庄亲戚家暂避，途经北京转车。
看到哥哥一家安然无事，父亲放心释然之下心里很是不解，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给家人报个平安，况且嫂子还曾经路过北京转车，哪怕打个电话给学校，也不至于一家人在北京如热锅蚂蚁一样昼夜焦虑。
那以后，哥哥曾经跟父亲说要自己盖房子，并且还说已经找好了地方并咨询了建房成本，想跟父亲“借钱建房”。父亲那时积蓄很有限，文革后期，父母亲已经近二十年没有调过工资，家里四个孩子，分别在四处，都需要一定照顾，而且母亲家里兄弟姐妹有生活困难的也是父母亲长期资助的对象，所以，虽然哥哥提出的资金现在看来不算很多，但那对父亲来说，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巨款了。而且父亲判断，国家一定会有震后重建的统一规划，不可能让个人自己到处盖房子，哥哥的打算大概率不可能实现，最后很可能“肉包子打狗”一事无成，所以，没有同意“借钱”给哥哥盖房子的动议。
七七年春，父亲调回昌平工作，家终于又搬回了县城，母亲的工作也随之调进县城某学校，那以后，父母亲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
七七年以后，我也回到北京，经历近一年的待业后参加工作，在家里经历过哥哥几次寒暑假带着女儿回京探亲，那时，父亲还没有固定住房，依然是租住在民房里，每次哥哥带着孩子回来，不管冬夏，母亲会专门去百货商店买布裁剪好给没带换洗衣服的孙女甚至哥哥制作换洗衣服，哥哥走时，父母亲也会给哥哥带一些点心糖果以及那时需要凭票证购买的副食品之类，因为北京副食供应需要凭票，唐山的供应只会更差，此外，我姐姐也经常把自己家平时攒下来的诸如粉条，麻酱，炼好的猪油什么的尽力给哥哥带上一些，所以，那时一家人的关系正常和谐。
哥哥结婚后，我只见过嫂子两次，第一次是她和哥哥回京结婚，第二次，是父亲终于分配了公租楼房以后的八零年，那年暑假，哥哥带着嫂子回昌平，听说是先回老家看了二伯父回来，那时，哥哥一直说将来二伯父老两口老了他管，没有子嗣的二伯父，小时候曾经照顾他好几年，那时，父亲和我们也一直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二伯母过世，二伯父高龄再婚，直到搬回老家山上，一直到去世，哥哥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可能，距离和能力是主要原因吧？
那以后，哥哥回来的少了，我也再没见过嫂子。
后来，我调进城工作，孩子小，工作忙，只有年节假日回昌平跟父母团聚，父母亲年岁不算很大，生活自理，那是一段平静又轻松的日子。八七年，已经七十岁了的父亲自书了“遗嘱”，并请了自己早年两位学生做见证人，我们知道有这份遗嘱的时候，是一次家里人都在的时候，父亲把复印的遗嘱交给我们姐妹三人一人一份，我看见上面主要内容是，交代了父母亲的主要家庭财产，包括家电，家具等等那时的“重要财产”——那时还没实施“房改”，父母亲所有财产除了不多的部分存款以外，也不过是现在看来值不了多少钱的家庭用品，在父母亲百年之后由我们姐妹三个继承，协商分配。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哥哥对父母亲没尽任何赡养义务，他们生前和过世后，都不通知哥哥，不多的遗产继承里，也没有对哥哥的提及。
我不知道这段时间哥哥和父亲父子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既然父亲做了这样的决定，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和原因。
这份遗嘱，直到二零零六年冬天，父母亲通过“公证”重新修改遗嘱以后被代替，因为，那时父母亲的财产里最大的部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房改”后得到的一套不大的现住房，而那些家庭用品也早就更新换代了。
从八七年到二零零六年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我记忆里只有一次哥哥回来的印象，当然，他或者跟父亲有通信联系，但是明显的，父亲对他的联系不很经常，尤其是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父亲曾经有过几次因病住院的过程，而且有一两次病情比较凶险，那时母亲年近八十，每次父亲生病住院，都是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个轮流侍奉在侧，一次病重医生考虑必须手术的时候，姐姐曾经跟父亲商量是否通知哥哥，被父亲否决，很明确告诉姐姐不要通知哥哥，但是，那次姐姐忍不住还是告诉了哥哥，哥哥赶来看父亲，父亲看见他来了很不悦地嗔怪姐姐不听话，但对哥哥也没更多说什么。
那次父亲出院后，哥哥曾经给父母亲购买过一个较大尺寸的电视——之前，父母亲一直用的是一台小尺寸的老旧电视，那时一台较大尺寸电视的价格可能也相当于哥哥一个多月的工资吧？然后，又是几年时间的没什么联系。
直到零七年春天，父亲过世，从生病住院到病危，我们谁也不敢违逆他的心愿通知哥哥，父亲过世后，还是姐姐通知了哥哥，让他回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尽一下人子之义。
父亲的告别仪式，哥哥当然地代表全家向所有来和父亲告别的同事学生致谢，以长子的身份主持父亲的葬仪，哥哥临走时跟母亲说，要带父亲的一部分骨灰回去，理由是老家有祖坟，并留有父亲的位置，想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带回老家“落叶归根”，母亲没有异议。
哥哥回唐山以后，曾经给母亲有过一封书信，信比较长，主要问题有几个，一个是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最后几年几次生病住院直到病危都没有人通知他？表示了不满和不解。再一个是说父亲回老家安葬所需费用怎么承担？是我们兄妹四个分摊还是怎么办？并大概估算了基本费用。三一个，问母亲百年之后是否愿意也在老家安葬？生前是否愿意跟着他这个长子生活，以便照顾？并在信里表达了之所以不能更多尽孝是因为“没有贵人相助”帮他调回北京，言下之意，是父亲不愿帮他回到北京。
对这样的内容，母亲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由我代笔按照父亲生前的遗嘱和母亲的基本意愿给哥哥回了一封信，让他了解并不是其他家人阻拦他在父亲生前尽孝，而是父亲的本意如此。另外，考虑到父亲回老家另行安葬将来的祭扫很困难，并且父母亲生前已在昌平选定安葬之地，如果哥哥愿意在老家祖坟给父亲另起墓地，我们不反对，但是出于后续祭扫不便我们也不便参与。最后，母亲表示她不可能在生前去唐山跟哥哥一家生活，毕竟从五十年代调来昌平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大半辈子已经习惯了的环境不适合改变，况且北京还有我们姐妹三个方便照顾，各种医疗、供养关系都在北京，也不宜离京生活。
那次以后，哥哥再没有给母亲来过信，春节时有过两次电话联系，一直到我们通过哥哥的同学听说，他于二零二零年春天去世了，肺癌。生病的最后几年比较痛苦，而从他生病，到过世，我们姐妹都不得而知。
并且，听说在他过世之前的几年，他家又买了新房，搬了家，旧地址和旧手机号都无法再联系上，从此，哥哥在我们家的视线里消失。
父母亲和哥哥都已经不在了，一世亲缘以这样的方式和过程经历，这样的方式和过程里有过什么因缘际会已经难以说清。
只是，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免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