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评阅的迷失
2020-08-06 11:10阅读：
高考作文的迷失
丁启阵
白居易用树木打比方说明诗歌的构成：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思是，诗歌应该有根须般深入土壤的感情，有绿叶般烘托得体的词语，有花朵般美丽的音韵，有果实般饱满充实的思想内容。
白居易的意思，诗歌是个生命体。
散文何尝不是这样呢？
但是，有些人不这样认为。例如今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的部分教师。
关于今年浙江省高考中一篇貌似哲学论文的满分作文，很多人写文章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其中一些深得我心。但我认为，批评作文的考生，不如议论一下阅卷者。考生写作，标新立异也好，投机取巧也罢，都属于个人行为，影响十分有限，而且还可能偷鸡不着反蚀把米，得不到像样的分数。但一群评阅考卷的教师，在它有明显缺点（比如错字：薄瘠错成薄脊；比如篡改固定词语：切中了肯綮；比如语法杂糅：期望失去借鉴意义，翔实的蓝图，自持在浪潮之巅立下沉锚；比如突兀的比喻：振翮，沉锚的比喻都缺少必要的照应）的情况下给它打满分，煞有介事地写了大段评语加以褒扬，描述打满分的过程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凡此种种，明显有社会导向的意图，多多少少会对高考作文评阅工作、对中学语文教学、对中学生作文观念……产生诱导作用。
作文评阅组发表出来的文字中对阅卷过程有如下介绍：……第一位阅卷老师只给了
39分，但后面两位老师都给了
55分的高分，最后，高考作文阅卷大组组长浙江大学副教授陈建新定夺，给打了满分。
显而易见，这节介绍文字
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拨乱反正的自豪感，功勋附体感。但依我看，他们实际上干了一件拨正反乱的事。他们的说法，都得倒（反）过来理解。“……后面两位老师都给了55分的高分，说明我们的阅卷老师还是能识别作文的好坏的”，应该理解为：第一位只给了39分的老师是能识别作文的好坏的，后面两位老师有必要结伴去看个眼科；“把此文打成满分，不仅是给予这篇作文恰如其分的分数，也是展现浙江高三学生的作文水准”，应该理解为：……不仅是给予这篇作文（的作者）一个不恰当的高分，也暴露了浙江高三学生奇葩扭曲的中文修养。
身为浙江人，因为这事遭到多位朋友含蓄的嘲谑，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无从反驳。
有几位相识的友人，发表声明，对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给《生活在树上》打满分持肯定的态度。吾爱友人，吾更爱真理。我认为他们的观念有问题。问题可归纳为“三化”：
高考娱乐化。
作文游戏化。
评阅明星化。
我的观念里，高考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选拔可造就之才，给予进一步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使其日后服务于社会时，有更大的贡献。因此，高考不同于旨在通过吸引眼球创造流量经济的娱乐业、游戏界、演艺圈。凡标新立异、出奇制胜者（包括用古文字、文言文写高考作文），多是投机之徒，以我混迹高校教师队伍数十年、教过多年写作的阅历，这种人日后基本上不会有多大的出息，不可能写出像样的东西，更不可能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当然，我也反对高考作文评阅中“平庸化”的做法。审题是否准确，立意是否正确，结构、词语运用、语法结构、文字书写、标点符号等等都有详尽的要求，分成一二三四五档次，有严格的分数对应……这是我所深不以为然的。对于有相当阅读积累或一定写作经验的人而言，评判一篇文章的好坏，不需要运用这种拆分、肢解的方法。好比面对一位女郎，我们不能通过大卸八块（罪孽！）、身体中水分血液骨头的分量，评判其是否美女。
用鲁迅杂文《作文秘诀》中所讽刺的通过查《康熙字典》之类古书把“秦始皇于是开始烧书”替换为“政俶燔典”的作文秘诀写成的一味晦涩、了无生趣的作文，竟然获得省高考作文阅卷大组多数教师和负责人（大组组长）的肯定而得到满分，作为浙江人，我觉得脸上无光。
附：树上的生活原文
树上的生活
浙江一考生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祓魅”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玉墀，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言语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与风帆，并效维特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个体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却又不拘泥于所谓“遗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
2020-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