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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沦落人”——读《装在套子里的人》与《小公务员之死》

2018-06-22 20:14阅读:
按:一篇旧文,偶然翻出,并贴于此。


“同是天涯沦落人”
——读《装在套子里的人》与《小公务员之死》


《装在套子里的人》与《小公务员之死》都是契诃夫短篇中的名篇。在这两篇小说中,契诃夫塑造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别里科夫和切尔维亚科夫。他们都是专制时代灵魂受到严重扭曲的悲剧性的小人物形象,可说“同是天涯沦落人”,通过对这两个任务形象的塑造,契诃夫画出了那个时代中一类人的灵魂。
他们都是小人物——一个是希腊文教师,一个是小公务员,只不过是职务稍有不同。
他们都是悲剧人物:一个死于女友的纵声大笑,一个死于将军的训斥。就连死去的情景都非常相似:别里科夫在女友华连卡的笑声中“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回到家后,“……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过了一个月死去。切尔维亚科夫在将军顿足叫他“滚出去”后,“胃好象翻了个身。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蹒蹒跚跚走到门口……身不由己地到了家,也没脱掉制服,就往沙发上一躺,死了。”只不过一个时间长点,一个时间短点。
他们都是生活在专制时代灵魂受到严重扭曲的人物。
19世纪末期的俄国,阶级矛盾尖锐,沙皇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了专制恐怖的手段。什么叫专制?达到什么程度才叫专制?可以把思想言论的自由程度作为标志。在国家把人们的思想言论纳入到自己的权力范围,作为暴力统治的对象后,它就完成了对专制统治的构建。中国周厉王时,“……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这时算不算专制?还不能算。“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才是专制。正如一位伟人所说,历史上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中国外国还是中国和外国,都是如此。当时的俄国,就是这个样子,有个大臣给沙皇上奏章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
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减少流言蜚语……”于是,警探密布,告密横行,人人自危。
不幸而生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将何以自处?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这真正的猛士又有多少呢?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吧?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常人普通人,是鲁迅所说的“庸人”,他们不是猛士,缺乏勇气,就只能卑躬屈膝,忍气吞声,临深履薄,战战兢兢。而这“似人非人的世界”往往在庸人的苟活中得以维持。
像别里科夫,他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思想装在套子里,是因为他总是觉得“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这现实生活不可能象某些教参上说的,仅仅是“害怕新生事物”或“新生力量”,也应该包括着沙皇政府对人民的严酷统治在内。他只相信“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只要是“政府没有发出通告”批准,他就反对,认为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不成体统,穿绣花衬衫出门和拿着书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也不应该。这与切尔维亚科夫在上司的面前打个喷嚏就害怕得要命如出一辙,骨子里并非是要维护什么专制统治,而是对专制统治的深深的难以名状的恐惧。当局批准总该没问题了吧?“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有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总是担心“闹出什么乱子”。这也并非全是他神经过敏,疑心生暗鬼,想来当局出尔反尔的事情做了不少。
是什么辖制了全城辖制了全国?是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如同瘟疫,那些最怯懦的人是这种瘟疫的发源地。
可是,同是灵魂扭曲的悲剧人物,人们对小公务员寄予了同情,对希腊文教师则充满了憎恶,以至人们把埋葬他看作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这似乎并不公正,同时也让人疑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道理其实很简单——切尔维亚科夫只是扭曲了自己的灵魂,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别里科夫却要扭曲别人的灵魂,要别人也像他那样生活。
这可以说是专制时代庸人的两种类型。
别里科夫的悲剧就在于——他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姥姥不亲,舅舅不爱。
你说他是沙皇政府的帮凶?那是人们的想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一个整天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整夜心惊胆战老是做噩梦的家伙,能够替沙皇政府做什么事?他自己都“凶”不起来还能帮别人“凶”?想要告密,却又“预先声明”,被推下楼梯又遭到嘲笑,他并没有恼羞成怒领着宪兵来抓人,而是精神恍惚地回到了家,“……上了床,从此再也没有起过床”。沙皇政府要是指望这样的人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岂不更加危乎殆哉?所以,他并没有像真正的帮凶那样得到统治者的垂青。
他对别人的干涉实际上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但是人家往往不领情,以为他是小题大做,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处处遭白眼,被鄙视,“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我是光明正大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所以,他也未能像切尔维亚科夫那样得到别人的同情。
作为因生活在专制时代而灵魂受到严重扭曲的人物形象,别里科夫这个“套中人”无疑要比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小公务员要深刻得多。
在经历了“文革”这么荒谬的年代后,如果我们还谴责别里科夫,那么,契诃夫的这篇伟大的小说就算是白写了。

20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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