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峰寺旅游文化节”8月8日开幕--常宽实现最初的梦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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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态度……
“我在努力让摇滚回归主流社会”
如今，常宽坦言：“现在可能有人已经忘了我是唱摇滚乐出身的了。的确，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出现在所有我能出现的地方，哪怕是综艺节目，我去了之后就弹吉他唱自己的歌，给他们捣乱（笑）。不过，现在想到几天后，要和大家一起再次感受摇滚的力量时，我真的非常兴奋。”
《北京》：今年音乐节特别多，与其他音乐节相比，你创办的户外音乐节有什么特别的？
常宽：音乐节就是要呈现不同的音乐理念，让人感受不同的音乐魅力。音乐并不是以类型来判断好坏，每个类别都能找到好的。我们不会刻意地为地下音乐而玩地下音乐，我们想营造的是一个受众广泛的户外消夏音乐节的感觉。
我觉得北京其他音乐节做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也取得了成功，但是大多都没有太大的进步，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状态里，偏激、另类的比较 多。所以，这次我办的音乐节不会扛着摇滚的大旗，会有流行音乐的艺人参加、今年选秀里出色的小辈们，还有老地下摇滚的秦勇。我喜欢混搭，但要混得和谐，这 种反差是时髦的、成功的。
《北京》：此前你参与过很多音乐节，这次为什么想到要做自己的音乐节？
常宽：其实做户外音乐节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在我参加过的户外音乐节中，最难忘的有两次。一次是在香港万事发音乐节，那次是BEYOND最后一 次在香港登台演出。另外一次是2004年“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到今天为止，都算是中国最成功的户外音乐节。从那次之后，音乐节每年都 有，我也都会作为演员参与或观众去看。但总觉得与我的追求差了一点，这回终于有机会我自己办了。
《北京》：你理想中的音乐节应该是什么样子？
常宽：我认为，既然叫“节”，就要有节日的快乐。这次我们参演的乐队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我们并不是按
常规摇滚乐概念来挑选乐队的。我相信，我们的选择会让所有喜欢摇滚的人过足瘾，让对摇滚有偏见的人觉得摇滚乐确实是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时尚音乐。
其实我的演艺工作有很多，但我认为我是一个摇滚音乐人，职业是一个歌手。我现在努力做得就是让摇滚回归主流社会。最早大家把摇滚乐说得太另类 了，太偏了，这种另类与偏把摇滚乐变得像把刀，使摇滚乐始终处于孤立的状态。但我一直都不认为现在社会对摇滚有什么偏见，现在环境好了，如果再拿着错误的 概念想去收获的话，是不对的。
《北京》：也就是说你一直想让摇滚更加贴近大众？
常宽：我就是一个往大众上靠的人。因为我坚信一个观点，艺术是生活的全部，能这么悠闲地生活，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是需要你回报这个社会，写出 鼓舞社会的作品的。很多人认为贴近大众是一种商业上的妥协，但我觉得不对，贴近大众实际上是服务于社会的一种表现。过去我们总抱怨社会对摇滚不认同，那为 什么摇滚不去做些能够让社会认同的事呢？
“成功的核心是音乐”
作为一名中国原创音乐阵营中最早的开拓者，也许常宽并不想做一名偶像，这或许是因为“偶像”的定义多半是指秀外而不慧中的苍白符号，而常宽想要 的是完美，所以他仍旧忙碌，在片场、演播厅和录音棚之间穿梭。他究竟是在重塑偶像的定义，还是早已超越了这一切？现在，一切正如常宽歌中唱到的那样——这 一年过去了，而之于常宽和所有关注他的人，一切才刚刚开始……
《北京》：有评论说，2000年去英国录音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常宽：是的，2000年我去英国录音，那张唱片为中央电视台共同开创了一个名词，叫新民乐。在录音时我亲自改了6首中国民歌，在那儿的除了工作人员和我以外，都是英国最年轻的摇滚乐手，无论是唱歌的，
还是录音师年龄都比我小，与他们工作一个月后，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的观点是落后的，中国的摇滚人学了太多摇滚负面的行为和做派。到了西方社会 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摇滚乐并没那么复杂、那么大的责任。拿着一把吉他就改变世界，这个观点国外的摇滚人曾经有过，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而我们就更没有权利 坚持一个60年代的观点。我想作为一个摇滚人，更多的还是用你的音乐去领悟一个世界、去感染鼓舞这个社会的群体们才更有价值。
《北京》：你曾经对李宇春说过要“坚持最初的梦想”，这也是说给自己的吗？
常宽：可以这么说。随着自己的成熟，无论是当评委还是做演员，我从来都没有背离过自己的理想。为什么我这段时间演出做得比较多呢，比如星光现场 的演出，这次的户外演出。因为我觉得歌是自己唱出来的，不是只靠排行榜给你包装出来的。八九十年代在首体演出时的感觉是，上了台唱了这首歌，而这首歌就流 行起来你就会红。要是唱三次没红就赶紧想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可以面对面地尝试自己的新想法、尝试自己的感觉。所以现在我想回到自己的本质，忘记娱乐圈里的 纠葛。现在想想还很怀念那时北京的首体文化，如果坚持到现在，北京应该可以成为亚洲的艺术中心，我们的唱片工业也就倒不了了。
《北京》：你认为一个北京乃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形式？
常宽：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什么固定喜欢的类型，大多都是歌迷在跟风，但好的现场演出是有标准的。要有观众认可的演员激昂演唱，要有新人给观众带来新鲜刺激，要有经典怀旧的老歌让观众幻想，舞台音响要有震憾力、有意境，让观众觉得享受、快乐。
现在中国的摇滚与国外依然相比差距很多，已经十多年没有进步了。这段时间里，我们看齐的都是娱乐手段和发烧设备，但是音乐本身却在退步。结果是 摇滚没有当年的生机、流行歌手没有当年的水平。不过一切不尽人意的地方终究会改变。我们会从“西峰寺旅游文化节”的演出中开始。
“我在努力让摇滚回归主流社会”
如今，常宽坦言：“现在可能有人已经忘了我是唱摇滚乐出身的了。的确，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出现在所有我能出现的地方，哪怕是综艺节目，我去了之后就弹吉他唱自己的歌，给他们捣乱（笑）。不过，现在想到几天后，要和大家一起再次感受摇滚的力量时，我真的非常兴奋。”
《北京》：今年音乐节特别多，与其他音乐节相比，你创办的户外音乐节有什么特别的？
常宽：音乐节就是要呈现不同的音乐理念，让人感受不同的音乐魅力。音乐并不是以类型来判断好坏，每个类别都能找到好的。我们不会刻意地为地下音乐而玩地下音乐，我们想营造的是一个受众广泛的户外消夏音乐节的感觉。
我觉得北京其他音乐节做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也取得了成功，但是大多都没有太大的进步，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状态里，偏激、另类的比较 多。所以，这次我办的音乐节不会扛着摇滚的大旗，会有流行音乐的艺人参加、今年选秀里出色的小辈们，还有老地下摇滚的秦勇。我喜欢混搭，但要混得和谐，这 种反差是时髦的、成功的。
《北京》：此前你参与过很多音乐节，这次为什么想到要做自己的音乐节？
常宽：其实做户外音乐节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在我参加过的户外音乐节中，最难忘的有两次。一次是在香港万事发音乐节，那次是BEYOND最后一 次在香港登台演出。另外一次是2004年“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到今天为止，都算是中国最成功的户外音乐节。从那次之后，音乐节每年都 有，我也都会作为演员参与或观众去看。但总觉得与我的追求差了一点，这回终于有机会我自己办了。
《北京》：你理想中的音乐节应该是什么样子？
常宽：我认为，既然叫“节”，就要有节日的快乐。这次我们参演的乐队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我们并不是按
常规摇滚乐概念来挑选乐队的。我相信，我们的选择会让所有喜欢摇滚的人过足瘾，让对摇滚有偏见的人觉得摇滚乐确实是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时尚音乐。
其实我的演艺工作有很多，但我认为我是一个摇滚音乐人，职业是一个歌手。我现在努力做得就是让摇滚回归主流社会。最早大家把摇滚乐说得太另类 了，太偏了，这种另类与偏把摇滚乐变得像把刀，使摇滚乐始终处于孤立的状态。但我一直都不认为现在社会对摇滚有什么偏见，现在环境好了，如果再拿着错误的 概念想去收获的话，是不对的。
《北京》：也就是说你一直想让摇滚更加贴近大众？
常宽：我就是一个往大众上靠的人。因为我坚信一个观点，艺术是生活的全部，能这么悠闲地生活，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是需要你回报这个社会，写出 鼓舞社会的作品的。很多人认为贴近大众是一种商业上的妥协，但我觉得不对，贴近大众实际上是服务于社会的一种表现。过去我们总抱怨社会对摇滚不认同，那为 什么摇滚不去做些能够让社会认同的事呢？
“成功的核心是音乐”
作为一名中国原创音乐阵营中最早的开拓者，也许常宽并不想做一名偶像，这或许是因为“偶像”的定义多半是指秀外而不慧中的苍白符号，而常宽想要 的是完美，所以他仍旧忙碌，在片场、演播厅和录音棚之间穿梭。他究竟是在重塑偶像的定义，还是早已超越了这一切？现在，一切正如常宽歌中唱到的那样——这 一年过去了，而之于常宽和所有关注他的人，一切才刚刚开始……
《北京》：有评论说，2000年去英国录音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常宽：是的，2000年我去英国录音，那张唱片为中央电视台共同开创了一个名词，叫新民乐。在录音时我亲自改了6首中国民歌，在那儿的除了工作人员和我以外，都是英国最年轻的摇滚乐手，无论是唱歌的，
还是录音师年龄都比我小，与他们工作一个月后，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的观点是落后的，中国的摇滚人学了太多摇滚负面的行为和做派。到了西方社会 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摇滚乐并没那么复杂、那么大的责任。拿着一把吉他就改变世界，这个观点国外的摇滚人曾经有过，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而我们就更没有权利 坚持一个60年代的观点。我想作为一个摇滚人，更多的还是用你的音乐去领悟一个世界、去感染鼓舞这个社会的群体们才更有价值。
《北京》：你曾经对李宇春说过要“坚持最初的梦想”，这也是说给自己的吗？
常宽：可以这么说。随着自己的成熟，无论是当评委还是做演员，我从来都没有背离过自己的理想。为什么我这段时间演出做得比较多呢，比如星光现场 的演出，这次的户外演出。因为我觉得歌是自己唱出来的，不是只靠排行榜给你包装出来的。八九十年代在首体演出时的感觉是，上了台唱了这首歌，而这首歌就流 行起来你就会红。要是唱三次没红就赶紧想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可以面对面地尝试自己的新想法、尝试自己的感觉。所以现在我想回到自己的本质，忘记娱乐圈里的 纠葛。现在想想还很怀念那时北京的首体文化，如果坚持到现在，北京应该可以成为亚洲的艺术中心，我们的唱片工业也就倒不了了。
《北京》：你认为一个北京乃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形式？
常宽：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什么固定喜欢的类型，大多都是歌迷在跟风，但好的现场演出是有标准的。要有观众认可的演员激昂演唱，要有新人给观众带来新鲜刺激，要有经典怀旧的老歌让观众幻想，舞台音响要有震憾力、有意境，让观众觉得享受、快乐。
现在中国的摇滚与国外依然相比差距很多，已经十多年没有进步了。这段时间里，我们看齐的都是娱乐手段和发烧设备，但是音乐本身却在退步。结果是 摇滚没有当年的生机、流行歌手没有当年的水平。不过一切不尽人意的地方终究会改变。我们会从“西峰寺旅游文化节”的演出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