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洛神赋》主旨说
2010-07-20 22:38阅读：
曹植的《洛神赋》是其代表作之一，历来广为人们称道。而其创作主旨问题却成为一段学术公案，总的来说是“感甄说”与“寄心文帝说”二论的交锋，我认为二说都有不足，《洛神赋》的主旨仍有探讨的余地。
今传尤袤刻本《文选》有传为李善注的一段文字：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即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涕。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令与君王，遂用荐枕蓆，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后人则多不信，认为此说为小说家附会而成，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中付刚先生和阎琦先生就注云：“当是后人旁记于题旁，而阑入《文选》，误为李善注。”并引清何焯、潘德舆等人的论点为据。如何焯谓：
《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亦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
潘德舆则曰：
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结交为愿，岂非诗人托讽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闲人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
此外，又有朱乾、丁晏等人亦立伸“君臣大义”说，如：
《洛神》一赋乃其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离，托为神人永绝之词，潜处太阴，寄心君王，贞女之死靡他，忠臣有死无贰之志。
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
总结“寄心文帝说”的观点可以发现，何焯和丁晏认为《洛神赋》与《离骚》或者广义上的《楚辞》一样，于芳草美人中有所寄托。这种见解不能说是口说无凭的，《洛神赋》前小序就有“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可见曹植在创作《洛神赋》的时候是受到了《楚辞》的影响。
但是我以为，曹植借鉴《楚辞》恐怕未必是完全照搬《楚辞》的写法，只是形式、甚至只是题材上借鉴而已。比较一下赋中洛神即宓妃形象，我们会发现《洛神赋》与《离骚》有明显不同。《洛神赋》中的宓妃是美的象征、善的象征，曹植不厌其烦地对其容貌、动作、神态进行描写，完全是称颂之词。同时，我们注意到《洛神赋》中有所谓“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在申发相恋与倾慕之情的同时仍然有所节制。这与《离骚》中的宓妃很不一样！在《离骚》中，我们看到的宓妃却是以“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的形象出现的，我在《春秋战国时期女性社会地位探研》一书中认为《离骚》中宓妃的“淫游”是楚地人“淫祀”的表征，同时也是楚地男女关系开放的体现，屈原此处正好借用宓妃的传说抒发一己之情。而曹植要“寄心文帝”的话何以选择宓妃这样一个“骄傲”、“淫游”的有争议的女神呢？即使我们说曹植改造了宓妃的形象，将其塑造成美与善的象征，然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宓妃的形象比作君王仍然是难以圆满的，如果要“寄心文帝”的话完全可以选择湘君等人格更完善的女神。因此我认为曹植选择宓妃并改造宓妃不应当被视为处于政治寄托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政治寄托说言之凿凿，后人又多相信，这其实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王向远老师在《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中总结中国文学的文化特征时就指出，中国文学存在“作家官吏化与官吏作家化”的现象，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以官方与官吏的价值观、以政治功能与标准来评价和衡量作家作品。”这样，大量情诗被附会成“后妃之德”、“性情之正”等政治教化诗，在这一文学批评传统下，清代学者形成对《洛神赋》“寄心文帝”的判断也就自然而然了。
但“寄心文帝”说问题就在于此论于赋无可证，而且恐怕也未必符合魏晋时人的文体观念，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提到：“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诗赋欲丽”是一种典型的强调文学性的观念，我们说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开始脱离与政治的关系应当说是其中因素之一。
此外，按照王向远老师总结的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来说，中国小说的特点是追求史传之真，不仅是形式、叙事上的追求，更是价值观上的追求。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谓李善注的文字看作一篇小说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不应回避其中有史传的影子。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甄后死于黄初二年六月丁卯；《后妃传》则云：“黄初元年，帝践阵。践阵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殡于魏，郭后，李、殷贵人并爱幸。（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又该传注引《魏略》说，甄后死时不获大敛，注引《汉晋春秋》说得更为具体：“初，甄后之诛。由郭象之宠，及殡，令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
而更有意思的是甄妃死后曹植的一系列举动。黄初二年六月甄后惨死并草草葬于邺，而不久之后曹植便派人到邺城去，“茕茕仆夫，于彼冀方”，曹植说是去买车上用布，监国渴者怀疑此行的真正目的，不予批准，曹植则坚持派人去，不惜为此上表，于是王机、仓辑就此诬告，曹植也由此获罪。
从甄妃之死与曹植的反应看，其中确实给人暧昧的感觉。但是李善注中说曹植曾求甄妃的说法也同样颇难坐实，如何焯云：“按《魏志》，后三岁失父，后袁绍纳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这个反驳应当说是有道理的，而且近人也指出曹植与甄妃年龄上相差过大，说曹植与甄妃有恋爱关系于时间上说不过去。
那么，如何看待曹植与甄妃的关系呢？顾农先生在《洛神赋新探》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似乎是合情的，顾农先生认为“曹植与甄后之间有无男女之情，我们固然无从确知，但他们二人既同为曹王登极称帝的受害者，他对她有同病相怜的同情，有兔死狐悲的哀伤，恐怕乃是必然的。”
实际上，我认为不仅曹植可能认为甄妃的命运与他同病相怜，甚至后人也会认为甄妃与曹植同样死于曹丕的迫害，二人类似的经历促使后人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牵衍现象，同时像曹植这样才高八斗又任情使兴的名士，也最容易成为“箭垛”式的人物。于是将甄妃与曹植的不明关系解释成恋爱关系也就成为一种自然趋势。
然而“感甄说”的致命弱点同“寄心文帝”说一样，同样于赋无征。因此，要解读《洛神赋》的主旨恐怕还是应该从文本入手最为实在。
值得注意的是《洛神赋》中反复出现了一个典故，“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以及“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此典故出自《周南·汉广》，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引鲁诗云：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抽也，我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
程俊英、蒋见元先生认为此诗是“江汉间一位男子爱慕女子，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这个说法符合大部分人的认识。（李山老师根据近出战国文献《孔子诗论》认为此诗与周礼有关，备为一说。）那么曹植反复引述这一典故恐怕当是与其情感经历有关系。（按：《孔子诗论》的观点虽然符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点，但经历秦汉、至于魏晋的传播情况不得而知，故曹植用典未必考虑到周礼的问题。）尤其是“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一句，把那种倾慕对方而产生的内心的悸动与害怕不被接受的担忧，对爱情中的体会把握的非常准确，而这一感受又通过郑交甫的典故加以深化。
而接下来一段写“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的众神欢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派热闹气象，“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然而紧接着这番云游之后“携汉滨之游女”这一似乎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又一次出现了，情感也似乎由欢乐而突然笼罩了一层忧惧。而实际上，我认为这一段中的神游本身就笼罩着哀伤的色彩，我们注意到曹植描写众神的欢愉时说：“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所谓超，即惆怅也，永慕为长久地思慕，厉是急的意思，则抒情主人公在与宓妃神游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惆怅、哀伤的感觉，而这一哀伤之情却因众神的云游而被“隐藏”了起来，而给我们展现出一曲热闹非凡的人神欢歌。但对于抒情主人公来说，恐怕热闹都是他人的，对他自己来说却什么都没有，从赋的一开始“睹一丽人”到本段的“众灵杂遝”，爱情的主题实际上被悄悄地解构了，男女主人公的二人世界变成了诸神的狂欢，而在这场狂欢的宴会上，主人公反而因为思慕宓妃而变得更为孤单了，所以才会在一场狂欢后，突然生出“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的孤单的感慨。
至此，宓妃的形象可以说在《洛神赋》内部完成了一次嬗变，从开始时“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那种可以倾诉的对象、抒情主人公“悦其淑美”并因之“心振荡而不怡”的活生生的爱恋的对象转换成了真正的女神。“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这一变化突出了宓妃的飘忽不定，也正是抒情主人公与倾诉对象心理距离的真实再现。宓妃在《洛神赋》中的嬗变也就可以理解为具象到抽象、有形到无形、由近至远的过程，与之呼应的是曹植心中对倾诉对象的情感体验。
最终，人神相恋自然而然地转向人神永隔，而曹植一句“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实在是深切地抒发了那种相爱却永远不可求，短暂相会后留下的永恒的留恋与思量，以及对于回忆中的一切的反复咀嚼，反复咀嚼中的一次次痛苦的重温，最后在绝望中感叹“良会之永绝”与“一逝而异乡”。
至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洛神赋》的主旨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认为曹植创作的原因当是出于对一位女子的思慕，而这种思慕在一次多人的宴游中被放大而引起其情感体验，曹植则借神话传说的梦幻的方式将其巧妙表达，遗憾的是令曹植思慕如此之深的那位女子却难以考据，而后人读出这一层因恋慕而引起的哀伤，故而托之甄妃，由此形成所谓“感甄说”的传统，这恐怕才是“感甄说”产生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