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播学“鼻祖级”人物：杜威、库利、帕克、米德

杜威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最有声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的波灵顿，曾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他当了几年中学教师，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哲学和心理学著作。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大学执教的十年间在几个学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他向库利和帕克灌输了把社会作为有机体和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的观念。他认为，“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而新媒介亦有助于形成研究潜能。他指出，社会整体的存在高于社会的个人的利益，而传播的功能就是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协调。他甚至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把新闻业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来改造社会科学，”并与帕克等人合作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企图办一种新型报纸——《思想新闻》，专门报道社会科学的新发现，反映社会变迁的新动向，介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举措。杜威在《批判的伦理学大纲》(1891)中宣称:“现代的责任是将信息社会化，实现信息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但是，他公开承认这一思想是得之于福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的研究。
杜威等人的“过于先进”的办报思想遭到人们的攻击后，杜威认识到自己易于冲动、过于热情的缺点，决心仍回到学术研究中来，着手将传播问题放到他的形而上学的环境中去处理。首先，他认识到现代传播对于社会存在的意义。他在《民主与教育》(1915)一书中说:“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同时认为，“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在《经验与本质》(1928)一书中，杜威补充说:传播“是工具，因为它使我们从其他事物的巨大压力中解放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被压跨。它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它是最终目的，这目的就是人们分享社会上宝贵的目标和各种学问。有了这种分享，传播的意义就在社会的意识中得到增强、加深和巩固。”所以，在“所有事物中，传播是最了不起的……传播的成果应当被共享和参与。这是一个奇迹，和它们相比，面包和酒化成耶稣的肉和血都显得内容贫乏了。”
杜威一生写了30多本书和800多篇论文，传播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次要的小题目。所以，在杜威的著作中人们看不到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