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古物收藏風氣，其實跟古代中國人之收存古董完全是兩回事，乃西方文藝復興以後逐漸形成的。
文藝復興提倡復興古希臘羅馬之文明，因此收集古希臘羅馬之遺物，一時蔚為風尚。加上工業革命、土地開發、鐵路修築、礦山伐採，使得古物大量出土，更刺激了買氣。各地主教與貴族，無不竭盡所能地用古物妝飾其宮室城堡。這種風氣，發展至今已六百年，歐美社會上流人士蒐藏古物，早已成為習俗慣例。不像我們的富人，只知購房產、買珠寶。
由於需求大增，歐洲本土之古文物搜羅殆盡後，大批學者古物商就開始由收集轉為調查，調查看哪裡還有古物，並向地下挖掘。這就替古物收集開創了考古與田野調查的方法，領域也逐漸由歐洲本土而環地中海，再延伸到了非洲北部。恰好美洲的民族學研究也有調查之需，因此此法又結合了民族誌與人類學，益發運用得廣泛了。
但在十七世紀，還沒有判斷古物年代的方法，所以雖然在雅典、不列顛等地挖掘了許多冢墓，卻不甚明白那些墓葬屬於什麼部落、什麼年份。其後考古層位學、風格學、圖像學之方法相繼出現，考古研究才大幅進展。郭沫若曾經翻譯過的米海里司《美術考古一世紀》，講的就是十九世紀歐洲「考古學的發現」。
在歐洲與地中海考古做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學者們的眼光又開始東轉，找尋新材料。首先是印度。希臘式犍陀羅藝術、佛教藝術都吸引了許多名家去研究。有些學者在印度一待二三十年，成果斐然。由印度再向東，那當然就
又看到中亞與東亞中國大陸了。
十九世紀末，英人安德遜開始在新疆進行田野調查，找到了一些錢幣及小佛像等。一九○○年英人斯坦因也開始來。第一次在中亞，發掘了和闐與尼雅的古代遺址。第二次挖掘了樓蘭古城，然後進入了河西走廊，在敦煌與長城沿線掘得大批漢簡。並在莫高窟，由王道士手上購得寫本二十四箱，絹畫與絲織品五箱。第三次重訪舊地，除再購得五百七十件敦煌寫卷外，又挖掘了黑城子和吐魯番等地遺址，著有《亞洲腹地考古》四卷、《西域考古記》五卷等多種。在此同時，日本的調查團也大規模在中國活動，如鳥居龍藏三探遼東半島、大谷光瑞三赴新疆、伊東忠太流連於雲岡石窟與天龍山石窟間等等都是。俄國的考察團更是直接進入蒙古新疆，把寺廟的壁畫切下來，整片運了回去，德國也有弋倫威德爾的《中亞藝術及文化》《新疆地下寶藏》等調查報告。
除日本人以外，他們的考古，大體都集中在西北，此即顯示了它本是對印度和中亞考古的延伸，探討者亦輒與佛教有關，本意並不是要研究中國。對中國歷史及文物的研究，是此後才展開的。
當時中國人對這些研究調查並未參與，亦因它本是西方考古事業之延伸，中國人既無其方法，亦無其視域，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那些「問題點」。更何況，中國當時也沒有什麼人有此學力，足以研究古西域及中亞文明。
像斯坦因，未來中國前便熟稔印度考古，在加爾各答大學擔任過校長，精通德、英、法、匈、希臘、拉丁、波斯、梵文，以及喀什米爾語、突厥語等。後來去敦煌的伯希和，本事更大，光是漢語之精通，便足以與清朝士大夫相往返。他先發掘了庫車等地佛教遺址，後找到敦煌藏經洞。中國人都對這廝以
五十兩銀子一捆寫本的價錢，把洞中精品席捲而去，罵不絕口。可是我讀他的遊記，也就是考古報告，卻悚然而驚。
那個洞，我去看過，十分偪仄。他老兄在洞中只待了一天，點著油燈，蹲著披閱，還要作筆記，居然在那麼短的時間裡把洞內遺物幾乎翻了個遍，重點挑選了佛教大藏經中未收的文獻、非漢語或罕見文獻、帶有題記的文獻，以及絹畫六千餘卷等。那種鑑識能力，老實說，當時中國最好的學者，如章太炎王國維，只怕也無此工力。
在我們的描述中，斯坦因伯希和等人都是盜賊，來中國盜了寶。可是寶貝在家裡，為何既未收藏好，又沒人識貨呢？待別人盜走了才知肉痛，能怪得了誰？況且他們是花銀子從王道士一類人手上買去的，價錢也許不高，但那只能怨咱們自己人不懂行，能說他們是盜嗎？他們的行動，常是公開的，因此頗有詳盡的調查報告，有時也與中國政府合作。如瑞典的斯文‧赫定，就曾與中國學術團體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另一位瑞典人安特生還受聘於北洋政府，「仰韶文化」一詞就是他所創，對彩陶的研究，貢獻卓著。諸如此類，豈能以民族主義情緒一筆抹煞？
話雖如此，我去重慶看大足石刻時，心情仍然異樣激動。在中國幾大石窟中，唯一中國人自己調查的，只有大足。敦煌、雲岡，前面已經說了，洛陽龍門石窟，僅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就藏有它七件造像，可見經「調查」而遭敲鑿十分嚴重。幸而大足當時還沒被調查到，法人色伽蘭在四川考察崖墓與古建築時也未發現。是抗戰期間，楊家駱先生組織了馬衡等人一同去調查，才為世所知的。故目前也以此一石窟保存最為完整。
楊先生不以考古名家，平生工力，在於文獻。來台後主持世界書局、鼎文書局編務，發行文史書刊數千種，嘉惠士林，不在話下。而楊先生對他發現大足石刻這件事，卻十分得意，在他所刊印的每一本世界書局圖書內頁，都印著他對大足石刻的摹寫圖。我讀的是中文系，翻閱他這些書何止萬遍，所以這個圖幾可說是觀之爛熟。後來我住台北市一小巷弄裡，楊先生就住在我對街，衡宇相望。一夜，他們那棟樓突然火起。烟燎熏蒸，消防車趕來灌救了一番，樓卻僅存殘殼，不復能再住人，老先生老太太只好搬至隔街。我常惦記著他，但日久事忙，也就忘了再去訊問。俄而先生下世矣。去大陸，與考古界的朋友談，他們竟都不知道有楊先生這樣一號人，也不甚清楚大足石刻發現之經過。就連大陸替世界文化遺產編的資料書、旅遊介紹，也不介紹楊先生及其偉大發現，這就不免令我惆悵了。看大足石刻時，心情之所以異樣，或與此有關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