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冯小刚执导的影片《唐山大地震》，给我留下印像最深的，不是那个地震后32年里一直怀着忏悔心情苟活的母亲元妮，也不是在地震中残了一条胳膊依然自强不息的弟弟方达，或者是那对慈爱的养父养母，而是那个喜欢记仇的女儿——方登。
我不明白，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会记仇啊！一记就记了32年。
32年，她一直生活在怨恨中，因为震后救援中，母亲选择救弟弟而“牺牲”了她。说个题外话，我私下里觉得，冯小刚导演的这部影片的内容，实在撑不起“唐山大地震”这个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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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冯小刚执导的影片《唐山大地震》，给我留下印像最深的，不是那个地震后32年里一直怀着忏悔心情苟活的母亲元妮，也不是在地震中残了一条胳膊依然自强不息的弟弟方达，或者是那对慈爱的养父养母，而是那个喜欢记仇的女儿——方登。
我不明白，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会记仇啊！一记就记了32年。
32年，她一直生活在怨恨中，因为震后救援中，母亲选择救弟弟而“牺牲”了她。说个题外话，我私下里觉得，冯小刚导演的这部影片的内容，实在撑不起“唐山大地震”这个名头，
还是原作的题目“余震”比较恰当些。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一个何等庞大而沉重的话题。单说在那次地震中的死亡人数，就是24万，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即使这样，也远远超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在那个赤贫的年代，救援中该有多少感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有多少博爱，宽容和救赎，还有多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而影片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去反映大地震，更多的是在纠缠一个小女子被拯救后的畸形心理。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天灾教会人的，不是宽容和爱，而是记恨。
32年里，她一直记恨母亲在救援的生死关头选择让弟弟方达活下来。这个贯穿整个剧情的线索，在我这个中国观众看来，有点小题大做，有点大惊小怪。似乎方登不是生活在有着几千年传统观念的中国，而是生活在男女相对平等的西方国家，即使是在西方国家，这样的选择也不算太离谱。应该说，在当时那种危急情况下，上天根本就没有给母亲选择的权力。两个孩子都压在水泥预制板下面，都有生命危险，总得救一个，选谁和不选谁，对一个母亲来说，有什么不同？之所以元妮最后让救弟弟，完全是源于中国古老的传宗接代思想。元妮的男人死了，是为救她而死，而儿子方达是王家的根苗，对于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普通中国妇女来说，她有选择的余地吗？如果她不是选择方达，而是选择方登，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里，这会是件极不自然和奇怪的事情。在当时是这样，现在几乎也依然是这样。
别说唐山地震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就是在三十多年后的2008年，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况，再要一个母亲做出选择，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妇女，母亲，她们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其中妇女大约占一半，这一半的人，其实一直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几千年的父系社会道德、伦理体系造就了人们的思维定势。自从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但骨子里的重男轻女观念，并不是一、二代人就能改变的。如果中国的女孩子都像影片中的方登那么计较，那做一个女孩子就是彻底的不幸了。
我们从影片开头的情节来看，方登已经很幸福了，母亲元妮对自己的一儿一女基本上还是在努力争取一碗水端平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就这种相对的公平，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是每个女孩儿都能拥有的。
方登的怨恨让人觉得，似乎母亲只有选择她才是对的，否则就铸成了大错，让她32年无法释怀。我不知道她的这种极度的自信，抑或是极度的自私，从何而来？影片中方登这个人物形象到底从何而来？是死里逃生的唐山人吗？是被解放军抚养长大的“孤儿”吗？
影片中只有一处让观众感觉到方登这个大地震幸存者对生命的感悟。当男朋友劝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时，她的回答是：“别人可以，我不可以……我是唐山人。”是啊，只有在眼睁睁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的时候，才会真正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和脆弱，珍惜活着的每一个生命体。但同时我还想说，只知道生命可贵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爱和宽容伴随自己的身体，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方登自从被养父养母收留，到再次遇见自己的弟弟，这中间应该经历了很多事情，却始终没能让她对自己内心的怨恨做过任何回顾和反思，因为她从来没有试图去寻找过自己的亲人——母亲和弟弟。即使到了二十岁以后，这个阴影依然没有被冲淡，她曾经轻蔑地对男朋友说：“你哪知道什么叫牺牲。”显然，时间已经过去十五年，她依然委屈着，记恨着。
因此，不管是生孩子、打工，还是再嫁人，之后移居国外，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她既不想与人分担艰难，也不想与人分享快乐。既不去找亲生母亲，也不去找养父。她，方登，在这个世界上，竟然可以做到谁也不求。这个人物形象向观众展现出的，是一个多么坚硬而荒凉的内心世界啊！
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她自己是靠得住的，没有错误的。
也许在那场大地震中，大地的晃动不仅把她住的房子摧毁，同时也把她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信任和牵挂连根拔除了。自此，她孑然一身，无缘无故，无亲无爱，来去自由。她不仅不爱自己的生母，也不爱养父养母。自离家上大学以后，居然从来没有回过那个曾给过她无数爱和关注的家，只在养母生病之后回去陪了她一阵。这个叫方登的小女子，不仅不回家，甚至连一封信，一个电话也没有，真是绝情到不可思议。
后来方登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但是她爱他吗？很难说，也许只是想利用他出国定居吧，就像当年她利用养父母对她的爱而寄居下来，以便远离自己怨恨的母亲一样。在这里使用“利用”一词似乎太过刺眼，但是想想，如果不是利用，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机，明明知道自己的母亲和弟弟都还活着，却从来不说，一瞒就是32年。
我们得承认，这个女子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顽强和智慧，像一棵从夹缝里生长出来的小树，生命力极其旺盛和蓬勃，但是，她呈现给观众的内心世界，却始终是无边的荒芜和冷漠。
影片最后，在汶川地震的救援现场，方登与弟弟方达相遇了。方登随弟弟一起回家去看望母亲（我实在不愿意说，方登是被弟弟逼着去见母亲的）。在父亲的墓地里，方登放声大哭，向母亲忏悔，一再说，我错了。说实在的，虽然在演员表演痛哭流涕时，我也禁不住跟着流泪，但在心里，我却不太相信方登的表白。
我看不出，让方登顿悟的契机是什么？是什么让她突然之间就原谅了32年都不能原谅的母亲和弟弟？方登自己的解释是，“从第一眼看见方达，我就开始恨自己，他是我弟弟，他能活着，多好啊！”
这个理由听上去有点奇怪。
32年的时间都不足以让她认识到“弟弟活着”是件很美好的事情，而在看到弟弟的一刹那，她忽然就明白了。难道她没看见方达的时候，他就不是她弟弟？亲情是遇见了才有，没遇见就当没有的东西？太敷衍，太实用主义了吧？在经历那样一场灾难之后，她怎么就一点不想知道弟弟怎么样了，母亲怎么样了？直到32后，她看见了头发花白的母亲，这才想起来“女人一辈子，能有几个30年”这个残酷的问题。
由于故事本身先天不足，为了强调影片的正面教育意义，实现结尾处的情感爆发和主题的提升，导演冯小刚可谓是煞费苦心。因此我们看到了方登在汶川大地震救援现场的一场戏。当她看到一位母亲为救自己女儿而伤心欲绝的情景时，这个从不流泪的小女子终于落泪了。紧跟着便是方登踏上回家之路。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影片对方登这个人物的心理转变过程呈现得并不是很充分，不仅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细节交待和情感过渡，甚至是牵强的。这就导致了在墓地的那场催人泪下的戏份，看起来完全是导演的主观愿望覆盖了片中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性，是在有意识地拔高剧中人物的境界，显得虚假。试想，如果方登有这样的领悟力，她为什么没从养母十多年对她的疼爱和牵挂中，体会到生母对她的深切思念？
按理说，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应该对生命、对生活会有一番格外不同的感受，而影片中的方登这个角色，告诉人们的却是恨，即使不恨母亲了，却又恨起自己来。唐山大地震过去已经30多年，据我所知，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是第一部描写这个题材的影片，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浑身是恨的人物，放进曾经给予中国人民无数感动和爱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中去？这与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看到的唐山人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因此，我有一个暗暗的期盼，希望冯小刚再拍一部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影片。因为在2008年的那段时间里，有太多令13亿中国人终身难忘的感动，我希望电影胶片能把这些真善美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32年里，她一直记恨母亲在救援的生死关头选择让弟弟方达活下来。这个贯穿整个剧情的线索，在我这个中国观众看来，有点小题大做，有点大惊小怪。似乎方登不是生活在有着几千年传统观念的中国，而是生活在男女相对平等的西方国家，即使是在西方国家，这样的选择也不算太离谱。应该说，在当时那种危急情况下，上天根本就没有给母亲选择的权力。两个孩子都压在水泥预制板下面，都有生命危险，总得救一个，选谁和不选谁，对一个母亲来说，有什么不同？之所以元妮最后让救弟弟，完全是源于中国古老的传宗接代思想。元妮的男人死了，是为救她而死，而儿子方达是王家的根苗，对于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普通中国妇女来说，她有选择的余地吗？如果她不是选择方达，而是选择方登，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里，这会是件极不自然和奇怪的事情。在当时是这样，现在几乎也依然是这样。
别说唐山地震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就是在三十多年后的2008年，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况，再要一个母亲做出选择，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妇女，母亲，她们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其中妇女大约占一半，这一半的人，其实一直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几千年的父系社会道德、伦理体系造就了人们的思维定势。自从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但骨子里的重男轻女观念，并不是一、二代人就能改变的。如果中国的女孩子都像影片中的方登那么计较，那做一个女孩子就是彻底的不幸了。
我们从影片开头的情节来看，方登已经很幸福了，母亲元妮对自己的一儿一女基本上还是在努力争取一碗水端平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就这种相对的公平，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是每个女孩儿都能拥有的。
方登的怨恨让人觉得，似乎母亲只有选择她才是对的，否则就铸成了大错，让她32年无法释怀。我不知道她的这种极度的自信，抑或是极度的自私，从何而来？影片中方登这个人物形象到底从何而来？是死里逃生的唐山人吗？是被解放军抚养长大的“孤儿”吗？
影片中只有一处让观众感觉到方登这个大地震幸存者对生命的感悟。当男朋友劝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时，她的回答是：“别人可以，我不可以……我是唐山人。”是啊，只有在眼睁睁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的时候，才会真正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和脆弱，珍惜活着的每一个生命体。但同时我还想说，只知道生命可贵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爱和宽容伴随自己的身体，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方登自从被养父养母收留，到再次遇见自己的弟弟，这中间应该经历了很多事情，却始终没能让她对自己内心的怨恨做过任何回顾和反思，因为她从来没有试图去寻找过自己的亲人——母亲和弟弟。即使到了二十岁以后，这个阴影依然没有被冲淡，她曾经轻蔑地对男朋友说：“你哪知道什么叫牺牲。”显然，时间已经过去十五年，她依然委屈着，记恨着。
因此，不管是生孩子、打工，还是再嫁人，之后移居国外，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她既不想与人分担艰难，也不想与人分享快乐。既不去找亲生母亲，也不去找养父。她，方登，在这个世界上，竟然可以做到谁也不求。这个人物形象向观众展现出的，是一个多么坚硬而荒凉的内心世界啊！
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她自己是靠得住的，没有错误的。
也许在那场大地震中，大地的晃动不仅把她住的房子摧毁，同时也把她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信任和牵挂连根拔除了。自此，她孑然一身，无缘无故，无亲无爱，来去自由。她不仅不爱自己的生母，也不爱养父养母。自离家上大学以后，居然从来没有回过那个曾给过她无数爱和关注的家，只在养母生病之后回去陪了她一阵。这个叫方登的小女子，不仅不回家，甚至连一封信，一个电话也没有，真是绝情到不可思议。
后来方登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但是她爱他吗？很难说，也许只是想利用他出国定居吧，就像当年她利用养父母对她的爱而寄居下来，以便远离自己怨恨的母亲一样。在这里使用“利用”一词似乎太过刺眼，但是想想，如果不是利用，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机，明明知道自己的母亲和弟弟都还活着，却从来不说，一瞒就是32年。
我们得承认，这个女子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顽强和智慧，像一棵从夹缝里生长出来的小树，生命力极其旺盛和蓬勃，但是，她呈现给观众的内心世界，却始终是无边的荒芜和冷漠。
影片最后，在汶川地震的救援现场，方登与弟弟方达相遇了。方登随弟弟一起回家去看望母亲（我实在不愿意说，方登是被弟弟逼着去见母亲的）。在父亲的墓地里，方登放声大哭，向母亲忏悔，一再说，我错了。说实在的，虽然在演员表演痛哭流涕时，我也禁不住跟着流泪，但在心里，我却不太相信方登的表白。
我看不出，让方登顿悟的契机是什么？是什么让她突然之间就原谅了32年都不能原谅的母亲和弟弟？方登自己的解释是，“从第一眼看见方达，我就开始恨自己，他是我弟弟，他能活着，多好啊！”
这个理由听上去有点奇怪。
32年的时间都不足以让她认识到“弟弟活着”是件很美好的事情，而在看到弟弟的一刹那，她忽然就明白了。难道她没看见方达的时候，他就不是她弟弟？亲情是遇见了才有，没遇见就当没有的东西？太敷衍，太实用主义了吧？在经历那样一场灾难之后，她怎么就一点不想知道弟弟怎么样了，母亲怎么样了？直到32后，她看见了头发花白的母亲，这才想起来“女人一辈子，能有几个30年”这个残酷的问题。
由于故事本身先天不足，为了强调影片的正面教育意义，实现结尾处的情感爆发和主题的提升，导演冯小刚可谓是煞费苦心。因此我们看到了方登在汶川大地震救援现场的一场戏。当她看到一位母亲为救自己女儿而伤心欲绝的情景时，这个从不流泪的小女子终于落泪了。紧跟着便是方登踏上回家之路。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影片对方登这个人物的心理转变过程呈现得并不是很充分，不仅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细节交待和情感过渡，甚至是牵强的。这就导致了在墓地的那场催人泪下的戏份，看起来完全是导演的主观愿望覆盖了片中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性，是在有意识地拔高剧中人物的境界，显得虚假。试想，如果方登有这样的领悟力，她为什么没从养母十多年对她的疼爱和牵挂中，体会到生母对她的深切思念？
按理说，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应该对生命、对生活会有一番格外不同的感受，而影片中的方登这个角色，告诉人们的却是恨，即使不恨母亲了，却又恨起自己来。唐山大地震过去已经30多年，据我所知，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是第一部描写这个题材的影片，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浑身是恨的人物，放进曾经给予中国人民无数感动和爱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中去？这与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看到的唐山人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因此，我有一个暗暗的期盼，希望冯小刚再拍一部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影片。因为在2008年的那段时间里，有太多令13亿中国人终身难忘的感动，我希望电影胶片能把这些真善美记录下来，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