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章伟
1
平时不怎么喜欢唱歌，因为时而会找不到调，除非是私人聚会或在个人空间里会自我娱乐。偶尔会在KTV被人点名，也会不自然地哼上几首我们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曲目。但对听歌还有点上瘾，尤其是对歌词特别在意，很多时时候，没有被曲打动，却为歌词陶醉，可能就是那么一两句，几个字，心里深处被重重地击打或平抚。
就是那个周杰伦处女作流行的年代，先是不知他喧闹纷乱地唱什么，后来很有兴趣地去查歌词，真是惊叹他说汉语的功底，再后来继续跟踪他的歌词，就知道那种韵味无从可及，再后来就迷上了他的歌，尽管已是不再追星的年龄，可这粉丝当的也够痴了。
电脑中超载了Jay几乎所有的歌，偶而也会前言不达后语地唱。此时的哼哈已经不再是一种完整，纯粹的娱乐。
2
其实，现在我绝对不是完全是纯粹的“周董迷”，正如成为韩寒的粉丝后，才发现他的那些关注公共话题的言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POSE，尽管他宁愿选择“竖子”的头衔，作为一流的玩文字高手，能够将母语运用得这种极其有语感，很需要技术手段的。他能，他行，现今，全中国还没有几个像他一样的行。
这样称赞他不完全因为他是文化精英，因为现今没有几个能够将文字与思想、政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温和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让我们觉得他说了我们大家都想说的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在内心辗转多少遍而终于呈现在公共媒体上，不认为他在代言什么，更在乎他能够有机会和勇气说出来。当有人想警惕“韩寒现象”时，有心人就会多一个心眼。
社会的改变可能选择的就是那么一两个点，比如近来怎么整治“祼官”，如何让工会主席不“吃人家的嘴软”，是一个好的改变，这样的慢慢地改变相信不是到非改变不可的地步，可能别人会劝你等，可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等得起嘛。
3
“殷大人，信封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这句话是清光绪十九年，周福清家的仆人陶阿顺说的，可这句话却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原来周福清想贿赂科乡试的主考殷如璋，让陶阿顺送一个厚厚的信封，因殷如璋与副主考谈话不方便接收，就让陶阿顺放在那里走人，可是老实人陶阿顺不放心，对着官船大喊了一嗓子：“殷大人，信封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官船内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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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不怎么喜欢唱歌，因为时而会找不到调，除非是私人聚会或在个人空间里会自我娱乐。偶尔会在KTV被人点名，也会不自然地哼上几首我们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曲目。但对听歌还有点上瘾，尤其是对歌词特别在意，很多时时候，没有被曲打动，却为歌词陶醉，可能就是那么一两句，几个字，心里深处被重重地击打或平抚。
就是那个周杰伦处女作流行的年代，先是不知他喧闹纷乱地唱什么，后来很有兴趣地去查歌词，真是惊叹他说汉语的功底，再后来继续跟踪他的歌词，就知道那种韵味无从可及，再后来就迷上了他的歌，尽管已是不再追星的年龄，可这粉丝当的也够痴了。
电脑中超载了Jay几乎所有的歌，偶而也会前言不达后语地唱。此时的哼哈已经不再是一种完整，纯粹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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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我绝对不是完全是纯粹的“周董迷”，正如成为韩寒的粉丝后，才发现他的那些关注公共话题的言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POSE，尽管他宁愿选择“竖子”的头衔，作为一流的玩文字高手，能够将母语运用得这种极其有语感，很需要技术手段的。他能，他行，现今，全中国还没有几个像他一样的行。
这样称赞他不完全因为他是文化精英，因为现今没有几个能够将文字与思想、政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温和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让我们觉得他说了我们大家都想说的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在内心辗转多少遍而终于呈现在公共媒体上，不认为他在代言什么，更在乎他能够有机会和勇气说出来。当有人想警惕“韩寒现象”时，有心人就会多一个心眼。
社会的改变可能选择的就是那么一两个点，比如近来怎么整治“祼官”，如何让工会主席不“吃人家的嘴软”，是一个好的改变，这样的慢慢地改变相信不是到非改变不可的地步，可能别人会劝你等，可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等得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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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大人，信封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这句话是清光绪十九年，周福清家的仆人陶阿顺说的，可这句话却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原来周福清想贿赂科乡试的主考殷如璋，让陶阿顺送一个厚厚的信封，因殷如璋与副主考谈话不方便接收，就让陶阿顺放在那里走人，可是老实人陶阿顺不放心，对着官船大喊了一嗓子：“殷大人，信封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官船内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